抗疫浮生录─从英国到西班牙 我们陷入道德选择题
抗疫浮生录─从英国到西班牙 我们陷入道德选择题。(图／达志影像shutterstock提供)
曾经以为的邮轮疗伤之旅，变成移动毒窟的惊魂记忆，在钻石公主号与老父相继确诊的他，从惴惴不安到求助无门，与病毒共处长达五十天；
在疫情前后踏入婚姻的两千多对两岸平凡夫妻，承担着社会矛盾与历史巨石，在为之下煎熬地等待聚首，在境管措施的阻隔下，永远错过了某些人生；
冲锋第一线载运病患的一一九救护员，竟然隔了整整一天，才发现病患是载送过高风险个案的计程车运将，经常回应民众求救的他们，只能不断向医疗体系求救……。
一支全新跨物种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
以十七年前SARS十倍以上的惊人速率疾速传播，
让全世界陷入封城隔离、经济停滞、失业飙升的创痛之中。
这场疫病揭示着国际组织的失能、促动着各国政府的改革，
因全套装备汗湿全身的前线医护、被社会拒斥更加严重的移工、
背负三十公斤重装上阵的民间消毒师、分秒口罩不离身的你我……。
当疫情仍是现在进行式，我们更该摆脱恐惧，
以更理性与宽广的视角，试图找出画下句点的捷径。
从十七年前的殷鉴到十七年后的反思，
从世界局势的洗牌到台湾未来的定位，
在疫情中看见被忽视的身影，挖掘被遮蔽的微光，找到灾难背后共同的希望。
【精彩书摘】
二○二○年二月，我在台北宝藏岩国际艺术村准备着「台北机电人」展览，也跟家人过了难得的农历春节，这时候开始，台北街头已是人人戴口罩、药房前大排长龙的防疫景象，而西方国家却活在一个平行的宇宙，占据《BBC》头版的无非是奥斯卡颁奖典礼、歹戏拖棚的脱欧，以及暴风过后几个英格兰小镇的淹水灾情。但疫情很快地在某个时间点陡升，一个沿着陡坡而下的巨大雪球迎面冲往欧洲各国。三月六日，我离开台湾，抵达一家三口居住的英国伦敦时，迎接我们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危城。
英国：「低强度」防疫下的雾都，山雨欲来
抵达英国的三月天，希斯洛机场入境大厅仍一如往常地繁忙，成群从度假胜地归国的旅客推着行李，被阳光烤红的肌肤上是没有任何防护配备遮挡的灿烂笑容，所有人在没有检疫站、健康量表与任何措施的阻挡之下，长驱直入。
伦敦尽管表面上平和，疫情的爆发却激起了所有人的恐慌意识。刚回来的几天，首先每周来家中打扫的波兰阿姨一听到我刚从亚洲回来的消息，第二天马上消失辞职不干；在地铁，亚洲人首次有种生人勿近的流氓体验，不仅众乘客总是把隔壁的位子让给你，站在空空如也的电梯中，推着婴儿车的妈妈还是会很客气请你先上。
三月中，英国首相鲍里斯．强森（Boris Johnson）发表演说，指出在这场世纪最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当中，无数的英国家庭将失去家中挚爱亲人；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也表示在目前无法根绝病毒的情况下，与其封城锁国，不如让够多健康的英国人先被感染产生「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不仅能为隔年冬天疫情再次爆发做准备，还能保护老弱妇孺等高危险族群；三月的那段时间中，英国政府仍实施着不禁止大型聚会、不停课、不检测、轻微症状者只在家中隔离7天的「低强度」防疫政策。
仅管疫情让人担忧，伦敦这座城市的节奏一如往常地紧凑，而我的生活也一如以往地杂乱：早上在一片哭叫声中匆忙打点，在摇晃的公车中啃着早餐，把小孩送去幼儿园后直奔工作室，在尖峰时段的地铁里与推挤的人群分享着彼此的鼻息与口臭，晚上拖着身躯走在回家路上，心里也不禁怀疑，这个城市连延续百年的鼠患都无法解决，将如何面对新型病毒的肆虐？
儿子幼儿园里的一连串谜团，也让生活增添了些诡谲气氛。一开始，只是零星几个同学请了病假，接着Leo、Linda到Mateo，一个个学生神秘地消失，连老师都接二连三地旷职；我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学，只见愈发冷清的大厅与面色铁青的园长。一周后，学校果不其然地宣布关闭。仅管活蹦乱跳的三岁儿子与我都没有明显症状，但妻子却持续低烧与呼吸急促，她的身体感到疼痛，面孔因呼吸困难而苍白。深夜，当她颓倒在沙发时，我看着那张静止的面孔，下意识伸出手指探了探鼻息，在均匀呼吸穿过指尖之时松一口大气。
如此漫长又痛苦的日子过了数天，眼见症状没有减轻，无计可施下，我们在手机中按下了求救键，话筒那端则响起了悠扬的乐曲与忙线中敬请稍待的电话录音。
那天的我坐在床头，在足足四十分钟的漫长等待中，脑海闪过无数念头。首先，是失去伴侣的可能性，我回想着从年轻的无忧无虑至近期的柴米油盐到现在的生死之间；接下来，我想到自己的可见未来，就连帮儿子包尿布都会漏粪的我，将在疫情肆虐的伦敦城中，孤立无援、食物短缺。思绪至此，一股由衷而来的恐惧感袭来。
停在家门口的救护车引起街坊邻居的一片恐慌，在窗帘后方一双双惊恐眼神下，医护人员踏入了家门并在三十分钟后离去，原因是妻子并非「高危险族群」（如高龄者与慢性病患）、也没有「严重症状」（如高烧不退），在没有任何检测与安排入院治疗下，医护人员建议妻子多喝水、多休息、在家调养即可；之后几天，我们展开了一场与救护车的拉锯战，每次，姗姗来迟的救护人员均用各种理由将我们草草打发，但眼前缺氧窒息的妻子脸色已从惨白转为铁青；看着扬长而去的救护车，才理解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残酷现实：我们已被医疗系统所抛弃。
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居住在南伦敦佩克汉姆（Peckham）的凯拉．威廉姆斯（Kayla Williams）出现呼吸困难与全身疼痛等症状，应求救专线而来的医护人员因其「症状轻微」而拒绝医治，隔天，威廉姆斯死于家中，时年三十六岁。威廉姆斯的故事，只不过是瘟疫英国其中的一小篇章。
如此的医疗现象，其实是过载的「国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面对的困境。
身居防疫第一线却问题百出的NHS成立于一九四八年工党时代，为透过全民征税所支持的医疗安全网，它曾是英国社会公义的骄傲，但在保守党政府长年删减预算下游走在破产边缘。NHS就像是个老态龙钟的英国老太婆，其反应迟钝令人诟病，但偶有值得缅怀的可爱之处──它的组织庞大、效率缓慢、候诊时间令人发指；它的医护人员超量工作抗议频传，长久以来的人力不足问题还因脱欧而增加了复杂度；仅管如此，具开放性与包容度的NHS，不论国籍与出身均提供相同的免费医疗 ，也有完善的病历追踪、顺畅的医院转诊、强调病人隐私的保障。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来袭，凸显出NHS捉襟见肘的医疗系统、过低的重症监护病床数──英国每千人平均床位为二‧三床，远低于日本的十三床、韩国十二床、俄罗斯与德国八床、法国六床。如此医疗现状，与高度依赖全球金融的经济，造就了英国此次的防疫政策。
妻子迟迟未愈，一家陷入道德选择题
当下，我们面对的是两项人生选择题：选择一，在伦敦等待着「轻微症状」消退的一天，但一旦症状加剧、性命危在旦夕，便只有坐以待毙、自生自灭一途；选择二，前往其他地方寻求医疗协助，但也意味拖着病体进行长途旅行，除将自己暴露在更多的病毒之中，多少增添其他旅客的染病机率。
瘟疫蔓延之时，我们所面对的是难解的道德困局：面对危险，是以追求个人福祉为优先，或以阻绝疾病传播的大我为重？自疫情爆发后，网路随处可见对染病逃亡者的挞伐，似乎这些人都是没心没肺的自私之辈，但一旦转换至真实生活，在眼前的至亲与抽象的道德观念之间权衡轻重，我好奇又有多少人有勇气选择后者？
在数天考虑与摇摆不定之后，我与妻子在人生选择题中勾下选项，并打包着前往西班牙的行李。三月中旬，英国确诊人数两千出头，但我们决定回到妻子的故乡，前往确诊人数破两万、死亡人数破千的西班牙，此计划乍听下不合逻辑，但其实，国土广大的西班牙由十七个自治区（Comunidad autónoma）所构成，在马德里的中央政府之下，每个区均掌握各自的医疗自主权，如此的划分，尽管造成通讯混乱、中央地方不同调等矛盾防疫政策，但也让自治区具有较高的机动性，保障了几个重灾区之外的偏安。例如在疫情之初，加泰隆尼亚（Catalonia）政府便先中央一步进行人口的控管。
那晚，我们的目的地是妻子老家，位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Galicia）自治区。除了当地有家人支援之外，加利西亚因地处偏远、人口稀少，医疗资源尚属充沛，疫情仍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在前往机场的路上，车窗外是行人冷清的伦敦街头，少了观光客的坎顿镇闹区（Camden Town）像是五光十色的废墟，尽管如此，市内交通却是叫人抓狂地壅塞，在此非常时期，许多人已放弃大众交通工具、转而在静止的自家车上集体浪费生命；在狭小的车厢中，我们一家三口全身披挂雨衣、口罩与医疗手套，如此吓人景象让不少行经路人大惊失色，同时，车子龟速的行进速度也让妻子陷入重重焦虑──当下已是三月二十六日，欧洲各国纷纷关闭国境、航班一个个取消的时期，一旦被困机场等待遥遥无期的班机，一家人是否撑得过如此充满未知的旅程？
西班牙：全国紧急状态，大城宛如战场
在西班牙，机场大厅是一大票严阵以待的警察，不断复诵的广播提醒到访者避免彼此触摸、保持两公尺以上的距离；我们过了海关、领了行李，在停车场看到一台黑色厢型车，驾驶座上是我那戴着面罩、全身穿着防护衣的小舅子，四人没有握手、拥抱，只有面罩深处四目相交的眼神；我们钻进了后座，发现里面铺着满是漂白水味的白色布帘，像是某出荒野弃尸的公路杀人电影。
小舅子告诉我，西班牙的几个大城如马德里与巴塞隆纳已如同战场，病毒来得又凶又猛，医疗系统应声崩溃，几个省分如安达鲁西亚（Andalusia）或加利西亚尚且偏安，但四月高峰一来，未来也是难以预料；现在，不论你是退休人员还是医学院学生全都被拉去医院，一线球员打完、黄金投手用尽，连坐板凳的也一起下海。
在深夜，车子疾驰于公路，一小时的车程上没半辆车，像是电玩游戏；下了交流道之后，夜晚下的市区一片荒芜景象，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偶尔只在哨站上瞥见一闪而逝的恍惚人影。这时我才意识到，现下的西班牙已然是个戒严国家。
彼时确诊与死亡率直逼义大利的西班牙，正在经历近代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篇章。其中原因，首先是政府的反应过慢，在疫情初期仍允许大型赛事与集会的举行；在疫情爆发之后才发现医疗设备的短缺、仰赖中国出口；当病毒在私有化、医护人员不足的养老院蔓延之时，造成的是惨绝人寰的悲剧──当军方进入院中时，发现许多遭遗弃的老人直接死于床上。西班牙拥有全欧最完善的医疗体系之一，但二○○八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也让这个系统经历长达十年的删减预算，西班牙的每人平均医院床位只有德国与奥地利的三分之一，但仍高于英国与美国。
三月十三日，西班牙总理佩德罗．桑切斯（Pedro Sanchez）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Estado de alarma），尽管许多亚洲媒体爱以「封城」形容，但两者仍有本质上的不同：相较于断绝交通网络与人口流动严格控管的武汉封城，西班牙紧急状态限制的是部分的行动自由，其缩减大众运输、关闭酒吧、餐厅、娱乐场所等「非必需商业活动」，被勒令待在家中的西班牙人仍然能够外出购买食品药物，与处理生活中的必要事务（如蹓狗与倒垃圾）。
偏安西北数日子，人生被按下暂停键
在西班牙的这段时间，因紧急状态之故整天困在屋内数日子，打开新闻放眼所及尽是让人胆战心惊的数字──光在四月四日，西班牙与英国各有七百多人过世，同时政府却认为是个好消息，因为疫情已然「趋缓」，殊不知几个月前，连一场二十人死亡的火车出轨都被当成国家悲剧。
尽管外面的世界在燃烧，无聊才是每日生活的基调，除陪伴家人、写字、浇花之外，便看着窗外的日升日落、人生岁月的流走，久而久之物质欲望也愈来愈少，偶尔，我会提着一袋垃圾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游走，在街角的阳光下偷抽烟，突然觉得人生其实还满不赖的。
就在我们抵达西班牙后没多久，医院来做筛检，两次的检查结果是一家人皆阴性，照医生的诊断，妻子所得的是支气管炎加上过度紧张。在虚惊一场后，也不禁对整件事情的荒谬感到好笑。
上周，伦敦的妈妈团群组传来照片，告知众亲友家中新生儿诞生的消息，各方恭喜与祝贺涌来，好事者询问生产过程顺利与否，只见那位妈妈悠悠地说因现下医疗系统已然过载，求救无门下，此次生产是在家中浴缸自行解决。此回答瞬间让讨论串陷入沉默，看着讯息的我却涌起了一股熟悉的孤立无助感。
我想，这位新生儿、威廉姆斯与我一家的旅途，只不过是瘟疫欧洲的小小故事之一。紧急状态还会持续到四月底，留在西班牙的我们，人生被按下暂停键，原本年初排好的艺术展览计划一一取消与延期，未来是一片浑沌的未知状态。
或许在不久后的未来，当后代回头观看这段历史，从雕刻在石碑上的官方数字下，他们将无从知道，有多少无名之士曾在疫情漩涡中旋转、并沉没在历史长河深处？而活下来的人，都会深深铭记这个影响数十亿人的疫情。
(本文摘自《世纪之疫：人性、病毒、新世界─2019新冠肺炎全纪实》/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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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画、主编／杨惠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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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疫：人性、病毒、新世界─2019新冠肺炎全纪实》/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