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下金门的千奇百态——战地政务遗风一时难改（三）

金门古厝遗址。（本报系资料照片）

对于卫生不佳会导致疾病，进而造成军事威胁的说法，金门的居民并不买帐，他们反而认为官方对于卫生运动的重视程度起伏不定，再次说明了战地政务政策的反复无常。

「再则每一位新县长上任，就会有新的作风、新的措施。战地政务体制下，担任县长的都是一些军人，每一个人的作风又大不相同，上级想到什么就规定什么，上山下海你都要设法达成，叫你捕鸟，你就得捕鸟；叫你拍苍蝇，你就得拍苍蝇；叫你灭鼠，你就得灭鼠。担任村里干部可以说非常的可怜。」

随意变动的政策

如同部队一般，当地居民体认到，既然这些运动不知实施到何年何月，他们也不想花太多力气在捉老鼠上面。1991年，对政策持反对意见的报纸《金门报导》收录了一篇刻意以幽默口吻写成的报告，里头写到部队只杀公老鼠；若抓到母老鼠，最好的做法是切下尾巴然后放了牠，如此一来牠就能繁衍更多后代，确保金门有取之不尽的老鼠来源。于是岛上有许多活生生的老鼠跑来跑去，每只都没有尾巴，这便是故事最后的结局。

就官方把害虫问题建构在「居民生活落后、亟需现代化」之上的作法来看，卫生运动本身就含有失败的因子。动员运动意图灌输某些态度或行为，然而运动的执行则牵涉到监控和调节。

1978年，一次针对当时运动召开的会议观察到：居民也许一直都有在捕杀老鼠，但他们已经不愿意配合运动的执行。「民众生活水准提高，捕鼠后不愿割取鼠尾送缴，致工作推行困难」，但这并不代表农村居民已经与「现代」画上等号。卫生视察团队仍会针对一些被标记为「落后」的行为来找碴，例如村民让家禽四处走动、没有为茅坑加盖、没有打扫家门口等等，如此一来就能把政策的失败怪罪到人的问题上，而非政策本身。

到了1970年代后期，手段和目的已经完全混淆。1970年代中期，为了达到既定目标，村办公室推行了一种象征性的奖励方式：若缴交的老鼠尾巴数量超过规定数额，每条可换得新台币一元的奖金。然而在1978年的8月，有个村子没有缴交半条老鼠尾巴，其他村也没有达到规定数额，于是负责灭鼠运动的县委员会召开了特别会议。

当时的状况在流行病学或军事上可能导致的结果，并不是主要的议题，该次会议也没有考虑到数额的减少可能反映了运动的成功，或老鼠的灭除——运动本身反倒成了问题的根源。未能达到规定的缴交数额，表示有许多干部会受到处罚，为未来做计划成了不可能的事。

主席提出了一成不变的解决方式：延长缴交期限、调整资金、针对奖励和动机的平衡进行更深入的研究。这项研究得到以下的结论：若老鼠尾巴的市场价格高于运动提供的奖金，解决方式即是提高奖金。一个曾经牵涉动员大众的问题，现在又只被当作单纯的经济问题看待。

老鼠问题的解释，呈现金门政治中军事与现代化进程的交互作用，农村卫生不佳造成这个问题，但赋予它影响力的则是战略上的考量。运动形式的动员能够同时顾及军事和现代化，在促使当地公民现代化的同时，使金门保有作战能力。

这项运动以家庭为行动单位，并私下维持非正式的村里关系以确保民众遵守，因此也深植于政务执行的历史模式之下。个人与家庭用不同的方式与运动斡旋，规定缴交的害虫数额有时遭到抗拒，有时被打折扣，也有时被忽略。

灭鼠只流于形式

两种改变足以说明金门岛上动员型现代化的发展：第一，随着遵守与监控的议题成为最主要的考量，最初订定的目标却完全消失，此运动最终成为了自己的目标。第二，运动在尝试将居民的意识现代化时未果，或与失败画上等号，因此变得极易受市场力量左右。有关单位于是开始相信，只要增加财务奖励，民众不遵守规定的问题就能解决。最后，对大众动员的强调以及利用运动来改善环境问题的作法，引发了一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类似政策的比较，中共于1960年代实施的「除四害运动」常被作为不当政策的例证。

金门灭鼠运动的历史，也说明了战地政务时期发展出的一些方法和手段为何在地方自治恢复后仍徘徊不去：1995年，金门县卫生局宣布老鼠的数量正在增加，县政府因此下令每位公务员每月必须缴交两条老鼠尾巴，直到问题解决。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