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与血酬：中日韩电子产业搏命史
他的女儿在三星工厂工作四年，死于白血病
（1）市场规模很长时间内，都有一个隐形的天花板，增产不增收。从1994年韩国在DRAM技术上追平日本开始，DRAM芯片产能急剧扩大，但市场规模在长达20年内都没有扩大， 甚至多次萎缩，原因就是惨烈的价格战。
（2）频繁爆发价格战。比如从1994年开始，日韩之间不到10年就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DRAM价格战，多次出现“生产一片亏损一片”的局面。
（3）高昂的投资，导致没有玩家愿意接受退出，只能选择死磕。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三星以单季度亏损6700亿韩元的代价向中国台湾的DRAM厂商发动价格战，当地厂商仓促之下被迫应战，最终导致7年近一万亿新台币的投资付诸东流。
总体收益不增长、竞争者内向求生，失败者不允许退出，这种局面套用一个时髦的词就是内卷：
面板有京东方的“王氏定律”，每三年价格降50%；LED有“海兹定律”，价格每10年将为1/10、输出流明增加20倍；光伏领域，过去十年发电成本下降了82%，平均下来每年下降16%。
在摩尔定律的拉扯下，终端性能爆炸式的提升，让任何领先者都无从保持优势。保持优势。即使是苹果、三星这种绝对巨头，也一直面临竞争压力，一年一更新都会被对手嘲笑技术落后。如果领先者稍有懈怠，就会被追赶者一把赶上，这在汽车、航空、医疗等领域是无法想象的。
摩尔定律的另一面是产能的指数增长，这意味着早期投资难以积累起规模优势。后进者的新工艺新设备，反而可以形成产能优势。而先进者的落后设备，反过来变成了累赘。
在这个人口最稠密、最喜欢储蓄的东亚地区，大众把时间、精力、身心，甚至“多子多福”的国民性都拿了出来，创造出了迄今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也创造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内卷地。
何处破壁：赌国运的决断
对于困境，东亚玩家们并不是没有体会，也一直在寻找破局路径：韩国采用了“极致内卷”、中国台湾采用了“金牌管家”、日本采用了“据险扼守”等不同策略。
内卷存在，是因为有无穷无尽的追赶者，不断拉低利润。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最残酷的战斗，彻底把对手消灭，也震慑追赶者们不敢再来，从而终结内卷呢？
于是，韩国选择了发动高烈度，赌博式的竞争来消灭对手。换句话说，就是把自己卷到死，让对手无路可卷。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金融体系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不少国民甚至把金银首饰捐给国家补充外汇。但同时期的三星依然继续加码投钱，扩产面板和内存芯片，可谓“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在三星眼里，危机就是消灭对手的良机，减产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减产。
日本面板产业率先被三星斩落马下，随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存储芯片也被打的奄奄一息，行业内只剩下了相对佛系的美国美光和韩国三星、海力士。拿下内卷短暂胜利的韩国厂商，年利润一度高达400亿美元。
然而，极致内卷的副作用也很明显，大财阀对国家经济的绑架越来越紧，死亡、税收和三星，是韩国人一辈子都避不开的事务。而一家企业大到如此，社会体系要想健康，也就无从可谈了。更加尴尬的是，随着中国大陆这个巨型玩家进场，三星前面的投入都像是九牛一毛。
相比拼命三郎般的韩国，中国台湾考虑到地缘政治和岛内状况，选择成为“金牌管家”。和产业各巨头做捆绑、为各巨头做代工，老大有口肉，自己跟着喝口汤。
台湾的IT教父施振荣曾经评价说：台湾是世界的朋友，三星是世界的敌人。因此，施振荣提出了制造业微笑曲线，创造了宏碁(Acer)品牌后，又创立纬创干起了代工的活。
除了生产iPhone的富士康、台湾的5大电脑企业（仁宝、广达、联宝、英业达、纬创）生产了80%以上的电脑，随后贴上惠普、戴尔、联想的logo销往全球。即使是在芯片制造顶端的台积电，也是从服务美国芯片公司起家、服务苹果等公司壮大，绝不和客户抢生意。
“管家”的战略，对于一家企业而言，也许最优策略，但如果一个地区集体甘当打工仔，就未必是幸事了。
当年，台湾手机品牌独苗HTC被三星击败，直接导致台湾产业链失去了自我升级的主动权，只能把全岛希望寄托在苹果身上。但苹果不会用联发科的芯片，触控屏、镜头等业务也陆续转移到了大陆。
比起韩国和台湾地区，日本放弃了激烈竞争，选择佛系做研发，卡住一些市场小但绕不开的产业关键位置。
比如在电子被动元件领域，日系公司是绝对霸主。村田和TDK两家就占据全球近80%份额，收入过百亿美元。而半导体材料领域，日本也占据了6成以上份额。19种主要材料中，日本有14种市占率超过50%。最新一代EUV光刻胶领域，日本的3家企业申请了行业80%以上的专利。
与此同时，日本在精密仪器、工业机器人等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日本东京电子、Cannontokki等设备公司都陆续崛起，打破了欧美在半导体设备领域的垄断。
日本之所以可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三个优势：首先和韩台相比，有汽车这张硬牌，拥有产业腾挪的空间；其次，日本人崇尚的“工匠精神”，可以确保他们在材料领域深耕细作。另外，日本基础学科也很扎实，16个诺贝尔奖得主中，有6个属于化学领域。
但日本的转型依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无论是材料、还是设备，合计也不过是一千多亿美元的市场，和电子产业相比并不算大。而曾经风靡世界的日本品牌，几乎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击，消费电子的八大金刚，除了索尼以外，都逐步从消费者视野中销声匿迹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苹果、中国的华为。
韩国和同行死磕、中国台湾“找大哥”、日本佛系“退守”，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都没有冲破美国的篱笆，没有拿出真正和美国较量的产业利器。而中国要想真正实现突围，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和美国核心赛道正面对决。
赛道争夺：新东亚的出口
美国的核心赛道有两个：下游大利润赛道和上游卡脖子赛道。
东亚生产了绝大多数的终端产品和零部件，但这些电子产品组成的信息科技产业里，美国的IT公司足足占据了整个行业70%以上的市值。这意味着电子产业改变世界的收益，还是被技术发源地美国赚到了自己手中。
虽然硬件自主化是国家命脉，但赚钱效率确实不如互联网。全球市值最大的10个企业中，互联网占据了6个半（苹果算半个）。而即使在美国，所有半导体上市公司市值之和，也不及半个苹果。这个现象正是美国的典型策略：
放弃中游的重资本、重人力，在下游应用领域收割大量利润，随后补贴上游的研发环节，上游卡脖子，下游赚大钱。
通俗点说，这就是美版“贸工技”。然而，这个模式行得通的基础在于，美国常年雄踞世界第一大消费市场，又拥有全球通行的文化影响力，因而美国在攫取消费端利润的效率远超其他国家。
纵观全球来看，中国是唯一一个可以在下游市场复制美国的国家。2019年，中国整体消费市场规模超过41万亿人民币，接近6万亿美元，和美国6.23万亿美元相比，只有不到5%的差距。预计到2020年，中国就可能超越美国，坐上其雄踞大半个世纪的全球最大消费品市场的王座。
而当庞大市场的利润源源不断输入到中国科技企业后，他们就可以攻坚上游科技。
比如阿里巴巴，在电商利润的反哺下，打造出了自研操作系统的云计算体系。华为，也正是在通信设备和手机上赚到了钱，才有能力在10年投入了6000亿元，进行5G、海思芯片研发。腾讯也有三大人工智能实验室，还投入10亿来设立“科学探索奖”奖励基础科学研究，举办腾讯科学WE大会、腾讯科学周。
这些推动科研的举措，无疑都建立在公司丰厚的现金流基础上。而中国互联网公司也开始出海发展。最为耀眼的自然是字节跳动旗下的TikTok。短短2年时间，单美国业务就做到了500亿美金的估值，相当于中国大陆本土最大的电子代工厂立讯精密，创业十几年、雇佣13万员工的市值。
而事实上，新兴电子和IT技术应用市场，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了“中美双头格局”。2020年胡润独角兽报告称，世界前586个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科技新兴企业（又称独角兽）里，有227个来自中国，233个来自美国。而这些独角兽，高度集中在电子商务、人工智能、金融科技、软件服务、共享经济等ICT技术的应用端。
不同于韩日和中国台湾的“躲避”，中国大陆在应用端紧紧咬着美国企业。而中国互联网的出海，也显然挑战了美国互联网的垄断，导致美国“下游支撑上游的大循环”的根基出现了松动。最终，美国放弃自由主义，用禁令用“卡脖子”来遏制华为，甚至总统亲自下场指挥对TikTok强买强卖。
美国的极限施压，似乎正表明，中国大陆的正面对决，正是突围的正确选择。
产业对决：挑战者的使命
今年9月16日，代表全美国半导体营收95%的半导体行业协会（SIA），携手著名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了一篇重量级报告：《政府激励计划与美国半导体制造的竞争力》。
这份不长的报告配合其详实的数据和图表展示了这样一个核心主题：作为曾经的集成电路领域的发明者和领航者，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业目前正在被全球尤其是东亚越抛越远。
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既是事实，也是娇嗔。因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庞大的规模和高超的工艺，而是充当一个布链者的角色。
美国在攻克一项新技术后，往往会只抓卡脖子和产生利润的部分，而把其他环节抛洒向全球。一旦某个环节的承包商开始向其他环节伸手时，美国就会扶植小弟来反击，并对挑战者发动产业打击，这也是为什么东亚总是在周而复始的进入产能战争的重要原因。
著名智库“机工战略”的陈琛总结了美国发动打击的五种武器：标准规则先行、基础能力控制、价值单元链控、平台软件支撑、创新生态驱动。而这五点层次递进并互为基础，如同一张天网，密不透风，让任何挑战者都会不自觉的望而却步。
（1）标准规则先行，在通信行业，高通把自己的大量专利运作成了行业标准。因此产业里的任何挑战者，要遵守标准，就要屈从于高通的专利网、缴纳专利费。
（2）基础能力控制，把核心基础材料控制在手里，比如电子产业的芯片、医疗影像设备行业的CT球、燃气轮机的精密冷却孔制造技术；这些顶级技术都在美国公司手中。
（3）价值链单元链控，把各个环节的基础玩家，进行互相嵌套链接，实现“一荣共荣、一损俱损”的产业联盟，比如芯片领域的制造、设备、材料等环节各公司联合研发，每种光刻胶都对应特定的设备和工艺，形成闭环，而核心依然是美国公司。
（4）平台软件支撑，平台负责嵌入整个产业链，不断正向积累数据，同时形成网络效应。比如工业设计的仿真领域，美国ANSYS、MathWorks、Altair三家公司占到了全球50%市场份额。半导体设计领域EDA软件，美国Synopsys（新思科技）、Cadence（铿腾电子）和MentorGraphics（明导国际，2016年被德国西门子收购）三大公司则占据了80%以上份额。
（5）创新生态驱动，这是所有招式的最终一招，以产生新的产业链来实现布链，特斯拉就是近期的代表。美国创新了产品，属于零部件的电池，则先让中日韩三家一起竞争。
在看到美国范本，也感受到布链者威力后，中国的转变方向也十分清晰：从制造者，走向布链者；从身强力壮，变成手持利刃。
在新能源车、光伏、航空航天等领域，并不一定要追求“全球产能尽在我手”，而是要细究“五把武器”中我们手里握几柄。部分生产环节的全球散链、也能让更多的国家和中国结成“一条链上”的共同体，而不是让他们成为低成本的竞争者。
内卷之所以成为内卷，本质上还是因为被布链者拉入了眼前的一亩三分地，拓荒，才能走出内卷。
尾声
研究机构Global Firepower每年都会发布一版“全球军事实力排名”，在其2020年的排行榜中，日本和韩国分列五六位，仅次于美俄中印，越南和泰国分别排在22位和23位。买了一堆过时武器装备的台湾省，单拎出来也能排在全球第26名，超过后面一片发达国家。
把东亚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扔到欧洲，都至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区域性大国，东亚也因此被网友戏称为“地狱模式”、“怪物房”。这种全世界最艰难的生存模式，也催生了全世界最勤劳的人民。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催生出口导向型经济，再通过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实现弯道超车，这种模式被称为“东亚模式”。这种发展思路诞生了四小龙和中国奇迹，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形成财富焦虑、资产泡沫以及无法提振的生育率。
无论是韩国用极致内卷塑造垄断地位，还是日本佛系研发卡住产业链的关键位置，抑或是越南和东南亚国家对着产业链转移跃跃欲试，都是为了让本国人民的勤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有一个合理的定价。
但对于人口是日韩总和7倍的中国来说，我们通关游戏的难度则要大的多——既要完成主线任务，又要完成支线任务：我们需要学习韩国的产业链控制力，也要学习日本的基础研发；要防止制造业大规模流失东南亚，也要追上英美在品牌和创新上的脚步。
只有这样，才能让14亿人共同享受产业升级的红利，而非只让一群五环内的少数人永远先富。摆脱打工人的宿命，超越甚至颠覆“东亚模式”，是中国产业升级、攻坚高科技顶峰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