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宋健：建议对灵活就业人群设计有针对性的育儿福利

“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但是这个窗口期即将关闭。”在1月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记者会上，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表示，未来中国要把结构红利转为更长久的质量红利，要充分挖掘人口中的老年人口、女性人口的红利，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

什么是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应该如何来挖掘这类人口红利？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了宋健教授。她表示，虽然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但女性人力资源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仍任重道远，如女性发展的天花板过低、退休年龄过早、较多承担低薪或无酬工作等，通过政策措施拓宽女性的发展空间，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将有助于我们收获性别红利。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据中国网

女性潜力有待充分挖掘

南都：在国家卫健委的记者会上，你谈到，“要把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充分实现出来。”什么是人口红利中的老年红利和性别红利？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挖掘这两种红利？

宋健：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机会和收益。人口转变的主要标志是死亡率和生育率先后下降，在这一过程中有一个阶段是出生人口数已经下降而老年人口数尚未大幅提升，由此形成一个总抚养比较低的时期，即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机会窗口开启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获得红利，需要充分利用这一时期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优势，才有可能创造红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就是因为利用机会窗口期的人口优势，通过加强中国制造，收获了人口红利。这时的人口优势是结构优势，因此收获的可称为“结构红利”。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总人口抚养比迅速攀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开始下降，劳动力变得相对稀缺和昂贵，人口结构优势逐渐消失，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期即将关闭”。

在新的人口形势下，如果要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就需要转为利用其他人口优势。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取得了长足进步，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重要的人口优势，由中国制造转为中国创造、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都是基于人口新形势做出的调整，这有助于我们收获“质量红利”。

虽然中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增长时期，但未来近20年以1962年至1975年期间较大规模出生队列形成的低龄老年人口比重较高为特征，充分利用好低龄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将有助于我们收获老年红利。

虽然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相对较高，但女性人力资源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仍任重道远，如女性发展的天花板过低、退休年龄过早、较多承担低薪或无酬工作等，通过政策措施拓宽女性的发展空间，为女性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将有助于我们收获性别红利。

小朋友在新疆巴楚县巴楚镇幸福园社区的托儿所玩耍。新华社发

为何0-3岁孩子入托率增长缓慢?

南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公众开始关注普惠托育，但是目前来看，近几年0-3岁孩子的入托率增长得并不多，为什么普惠托育的发展比较慢？

宋健：入托率取决于家庭需求和托育供给两个方面。目前家庭需求主要集中在产假结束后、孩子入园前大约两年左右的婴幼儿照料问题，特别是没有老人帮忙照料的家庭会面临较大困难。

自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国家开始重视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家庭为主、托育补充”的基本原则，即“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婴幼儿提供必要的服务”。

各地相继出台了相应的实施意见，如北京市提出到2020年底建成不少于34家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机构，2025年底基本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体系；上海制定托育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出建立“以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普惠为主导的资源供给体系”；南京提出“到2025年建成一批婴幼儿照护服务示范单位，基本实现社区婴幼儿照护机构全覆盖”等。

总体来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正在构建过程中，发展仍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但各地已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经验，值得总结和互相借鉴。

南都：上海在最近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全市一半以上的公立幼儿园开设了托班，依托学前教育的体系发展办普惠托育，是不是我国可以走的一条捷径呢？未来这是否会成为主要模式？

宋健：在公立幼儿园开设托班是上海根据实际探索的一种方式。目前公立幼儿园的主管单位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学前教育处，落脚点是学前教育，以方便幼小教育衔接，一般幼儿园招收3岁以上儿童，部分会收2岁半幼童，都是在以教育为重点的基础上制定的年龄标准。

依托学前教育体系开展普惠托育的优势在于体系相对健全，只需要将幼儿的年龄前延即可，问题是0-3岁婴幼儿虽然也有早期教育的需求，但核心需求是照护，与主管单位的职责不太一致。20世纪50年代我国托儿所统一由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幼儿园统一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单位托儿所作为职工的社会福利，主要由工会组织主办。

2021年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及托育机构管理确定为卫生健康部门的监管职责，赋予卫生健康部门执法处罚权。同时也提出，“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因此，依靠公立幼儿园开设托班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各地区应该结合群众需求和地方实际探索多样化的托育服务供给形式，以尽早、尽量满足家庭托育服务需求为目标。

建议对灵活就业人群设计有针对性的育儿福利

南都：你之前谈到，延长产假政策和女性就业之间存在影响，比较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应该是怎么样的？据你观察，国内有没有地方探索出了比较好的经验？为了平衡产假和女性就业，国家后续还应该探索什么样的配套改革呢？

宋健：延长产假是我国在生育政策宽松化过程中同步推行的一项生育时间支持措施，自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时就已提出，这也是世界上很多低生育率国家所采取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但产假并非越长越好，一方面，时间支持措施既包括主要针对女性生产前后的产假，也包括针对男性的陪产假和针对夫妻双方的育儿假等，并非单一措施；另一方面，无论是女性产后重新适应工作岗位需求，还是单位对女性生育的成本支付，一味延长产假都会加大女性返岗甚至是就业的困难。应该充分利用多项时间支持措施，辅之以经济支持和服务支持等生育支持系统。

产假期间的薪酬待遇保障是育龄女性安心生育的前提，所以带薪产假薪资由谁出才是问题的关键。目前生育津贴和生育医疗费用主要通过生育保险支付，而生育保险主要由用人单位缴纳。此外，用人单位还需要承担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和岗位临替人员的费用，女职工数量越多或比例越高的单位承受的生育负担越重。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应该精心设计，避免单位负担过重或对女性的歧视。在国家层面可考虑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或返还的方式减轻企业负担。

南都：各地出台了“育儿假”的制度，怎么看这项制度的价值？

宋健：育儿假是欧洲一些国家继产假之后作为家庭福利提供的一项带薪休假制度。我国正在探索实施育儿假，很多地区在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包含了育儿假。育儿假的设置关键在于面向夫妻双方，这有助于男性参与育儿过程，是养育过程中性别平等的体现。这项制度的具体落实情况还有待观察，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内部夫妻协商，合理分配育儿责任，充分享用育儿假制度；二是用人单位的配合程度。带薪育儿假期间的职工成本在一定程度上会加重单位的负担，需要用人单位制定相应的制度实施细则。

南都：我国现在有很多就业人口是属于灵活就业的，对于这部分人群，他们似乎很难获得比较好的产假政策。经济支持是否是更实际的支持措施呢？

宋健：目前实施的产假和育儿假等制度主要针对的是单位职工，通过生育保险的方式提供福利，未能覆盖非正规就业人员或灵活就业人员。一些计件工或小时工一旦因生育停止工作，经济收入减少或中断，可能会因经济压力而减少甚至放弃生育。对这些人群提供经济支持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手段，也可以通过完善生育保险制度予以保障。建议在充分了解这类人群需求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育儿福利制度设计。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