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与仁道思想

（图／本报资料照片）

春节回台中，天气清朗，亲友互访，各地旅游人潮爆满。初四回台北，圆环夜市人潮也一样，不论什么小摊子，都得排队。那种摩肩接踵的盛况，在疫情后，久已不见。不仅这些，好餐厅的订位也都满了。仿佛人们要抛开去年一年的苦闷，也要找回往昔年节的欢庆一般，更加珍惜亲朋好友的相聚。

回想去年此时，台湾犹在幸福的春节假期中，却传出武汉有新冠肺炎的瘟疫，其传染速度与严重程度远超出医学的想像。武汉的悲惨景况引起世界震惊，各种指责交相出现。人为病毒、细菌武器、阴谋论甚嚣尘上。当时，我实在心中不忍，写下多篇文章，呼吁人道为上，并且一定要注意武汉出现的状况，乃至于它的封城危机处理，其中所出现的问题，包括医疗资源、医护保护、隔离方式、食物供给、城市维持、社会秩序等等，太多课题值得从武汉经验学习，正确的决策固然重要，失误的伤害更要注意学起来。

然而，在交相指责中国的氛围中，欧洲国家，乃至于美国，终究忽略了瘟疫是不分政治与国度的。当世界一体，只要有一个国家，有一个人仍受瘟疫之苦，这个世界就不会好起来。它仍会再传播。以致于去年一年，欧美国家都深受其害。想想，如果美国一开始就注意人们出行的安全，在社会防疫上做好各种准备，包括了戴口罩、社区隔离、检疫体系等，以美国医疗系统之先进完善，怎么可能演变至如今惨况？

我因此想到，这些瘟疫中的决策与行为模式的背后，是否有文化的因素呢？是否欧美「人道主义」与中华文化「仁道」思想，才是造成不同社会结果的根源。

欧美人道主义讲究以个人为主体，优点是重视个人的自由与人权，因此凡是为了集体而破坏了个人自由，即被视为对人权的伤害，就会招致反抗。但瘟疫的防治必须是全面进行的，隔离封城，都是限制个人的行动。而个人主义的行为必将导致总体的破坏。所以社会动员、总体防疫，在欧美国家实行起来非常困难，至今还遭到反弹。而欧美国家更相信，只要疫苗出来，就能解决。也就是说，他们相信科学力量，远甚于社会的集体动员。这让欧美防疫事倍功半。

而台湾、中国大陆、南韩、香港、日本、越南、新加坡等这些中华文化圈的地区，却比较相信儒家的「仁道思想」。仁，讲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互相扶持，互相成全。所以儒家讲「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如果有人为了一己的利益而破坏了集体的安全，就会受到注目与制裁。这种观念，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去年刚宣布出门要尽量戴口罩时（尚未开始强制），一个没有戴口罩的人出现在台北捷运，一定会被怒目注视，嫌弃躲开。这种集体的制约力，也出现在日本、南韩等中华文化圈。有趣的是，被怒目的人会感到羞愧，制约力才会有效。而在欧美，去年此时正好相反，戴口罩的人被嫌弃。

两种文化，两种思维方式，造成了后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我们不必判断哪一种思想才是对的，因为个人主义对生命与人权的保障确有帮助。但在疏离的社会关系中，像都市游民这样的底层人群，谁来加以照顾保护呢？他们难道不是疫情最大的死难者吗？

而「仁道思想」，照顾弱小者的原则，以人为本的友爱扶持，则是防治疫情的社会动员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基础。换言之，在承平时期，个人主义有助于自由与人权，但在灾难来临时，仁道思想则是走出困境所必须。这便是我们的优点吧。

新春期间，返乡的家族团圆与亲友的聚会，不仅是带来欢乐，更带来省思：今天世界疫情有不同的受难程度，它的背后，是不是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思想因素，而不只是疫苗这样的科学力量而己。在台中乌日古老的庙宇里，看到欢笑相迎的亲友，我总是在想，无论疫情如何，我们都还有一个友爱的力量在背后支撑。我们都是一起走过这一场灾难的手足，应该更互相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