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评／大陆酒驾治理效能 台湾应汗颜

旺报社评

酒驾屡禁不止，一再酿成无辜伤亡，引爆全民怒火，立法院修法加重罚则，警方加强路边酒测，但仍不能阻止酒驾恶性事故发生。其实，就罚责而言，台湾算是严厉的，就酒驾造成的伤亡数字而言，也呈现下降趋势，但台湾酒驾问题比大陆严重，关键在台湾治理体系与治理效能出了问题。

铁拳查办 代驾产业投入

酒驾是世界性治理难题，同样崇尚「酒文化」的大陆，也和台湾一样，深受酒驾困扰。根据大陆最高检的资料，2021年「危险驾驶罪（即醉酒驾驶）」刑事起诉量高居首位，比排名第二的盗窃罪高出近一倍。不过，近些年大陆酒驾问题已大为改善，除了警政资源比台湾充沛，大陆执法严厉、有效之外，但更重要是建立一套经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作为补充，让全社会形成「不敢、不会、不易」酒驾的条件，值得台湾思考借鉴。

以浙江治理酒驾为例，浙江人口是台湾的两倍多，2020年全省机动车辆数达到1976.5万辆，与台湾去年2259.8万辆的登记数近似。根据2009年的报导，那时大陆醉酒驾驶尚未追究刑责，名人酒驾案件频出，民间对酒驾肇事强烈不满，而浙江正是全大陆酒驾最严重的省市，当年大陆公安部数据显示，酒驾是浙江违法行为之冠。但经过10年治理，浙江警方严格执法，查处酒驾2010年为24.8万，2020年下降到9.6万，需追究刑责的醉驾数量从2010年的2.6万下降到2020年的2.3万，因酒驾致死人数从2010年的128人降至2020年的77人，绩效明显。

浙江10年来酒驾案件快速减少，台湾应汗颜。2020年台湾查获8.2万人酒驾，其中3.4万人行政罚、4.8万人移送法办，酒驾造成289人死亡。其中行政罚量略低于浙江，追究刑责、死亡人数都远高于浙江。当然，两岸政治、司法体制迥异，大陆公检法针对酒驾联合执法，惩治、追责环环相扣的效率肯定高于台湾，台湾制度上不允许采取大陆的「一条鞭」模式整顿酒驾，但也不能以政治、司法制度不同的单一视角去看大陆治理酒驾问题，也不能以偏概全地用大陆「人治」或「没人权」等意识形态思维否定大陆经验。

事实上，大陆并非仅透过公检法「铁拳」查办酒驾，而是透过更多经济、社会力量介入其中，这反而是台湾最欠缺，而应该投入的部分。过去10年大陆酒驾问题得以逐渐缓解，与代驾产业的蓬勃兴起，刚好形成两条交叉线。得益于大陆智慧型手机以及电子商务的创新和普及，在大陆国务院「互联网+」战略的积极扶持之下，代驾产业快速起步。据华经产业研究院统计，大陆2020年代驾产业市场规模达到惊人的120亿元人民币，其中最大网约车平台「滴滴」占据7成5市场份额。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省省会杭州在大陆代驾订单量最高前10个二线城市中排名第二，在大陆代驾订单量最高前10个三线城市中，有4个城市都来自浙江省。

摒弃意识形态 虚心借鉴

换言之，当酒后代驾在浙江兴起并从新经济模式深化为新生活方式之后，浙江对酒驾的治理就走出了官民「猫鼠游戏」的模式，同时还造就了新兴产业、增加了就业机会。反观台湾，由于受到传统行业掣肘与网路金融创新的限制，代驾产业无法插上新经济的翅膀，以至于今天仍然价格高、不便捷、市场竞争活力很低。由此可见，政府治理酒驾如果无法使用经济杠杆、透过科技创新降低成本，让民众摆脱侥幸心理，寻求「喝酒不开车」的替代方案，酒驾在台湾仍会是不定时炸弹。

大陆同时借助社会力治理酒驾问题，如将醉驾入刑者列入信用体系，限制其融资、抵押贷款甚至子女报考公职等。习近平上任后大力整肃官场奢靡风气，各地颁布「禁酒令」对涉案公职「零容忍」，也在以党领政的大陆社会产生上行下效的作用。台湾社会将个人自由与权利视为当然，不会接受大陆这种连坐式、非制度性的惩罚。但台湾应发挥创意善用公民社会优势，引进社会力量介入酒驾治理。

台湾在政治制度上有所坚持，但类似酒驾这种公共治理问题，应该摒弃意识形态，客观看到大陆治理的优势和长处，更要虚心借鉴，结合自身制度和社会特色加以修正，此乃两岸交流与融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