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与蒋经国的三件轶事──王新衡,热冰,雷震之2(郭冠英)
蒋经国、张学良与王新衡(照片:作者郭冠英提供)
王伯伯在世的时候,王一方就给了我看一些清楚的照片,王伯伯与热冰(蒋经国)在长安东路的家里拍的。其中有张大概是在49年,新衡、经国与张学良,到张前几年住的竹东清泉的照片。那是他们关系最好的时候。以后王、蒋关系就不如以前了,但张、蒋仍甚好。
在钱复、郝伯村的回忆中,都有提到蒋经国的清廉,说他最好的朋友,就是与商人来往,铜臭气太重等等,后来疏远了。
在公布的《蒋经国日记》中,也提到了他不满王新衡为叶翔之的儿子生意讲话,结果发生倒帐的事。
后来大概是王伯伯去世以后,王一方就给了我看了雷震写给他爸爸的这封信。
我留着影本,到了民国90年3月才给《传记文学》去发表了。那时候王一方已在82年5月12号的一场火灾中去世了。
在登这封信之前,先登康宁祥写的「重感情的新老。」一段,里面提到王新衡当年在上海,还有一点关照蒋经国,以及他们两家搬离长安东路一带的故事。这些以前王伯伯都跟我都讲到一点。里面的铁老齐世英,以及为雷震辩护的梁肃戎,因为张学良,都与我有些关系。
康文中就说:「在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方面,他与雷震关系极深极好。」
(照片:作者郭冠英提供)
文如下:
聊天中说到蒋经国有三件事印象深刻,(一)蒋经国自俄归国,回返奉化后就与这位老同学会面,蒋在当时政局混沌,父亲的信任支持仍有限度的情况下,必须自己格外努力打开局面以有所作为,对王新衡十分仰重,王新老说他当时有如我在台北有地盘,他在上海有地盘,他是新生代强势份子,他总以兄弟之情来帮蒋经国,但他也要兼顾到上海的地盘,特别是江浙地区的利益,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
(二)但退守台湾,王新老心境改变,上海地盘已失,台湾则完全是蒋氏父子的天下,他不方便以立法院的力量另树一帜,如铁老领CC的力量一样,同时也不想在政治上求发展,高位能求,终非所愿,因此王新老常主动避免介入官场,他只做立法委员及亚泥董事长,不给正极力巩固政权的蒋经国找麻烦,也免共事而误生不愉快,却因他在立法院的影响力和蒋的亲近关系,许多人皆要来攀附,使他有些烦,视之为苦事。因此,有时会刻意的摆脱这方面的色彩。
(三)初期他与蒋隔长安东路毗邻而居,常相往来聚会,另一件趣事:那时长安东路一带声色场所渐渐多起来,有天两人在家附近闲逛,竟遇女郎阻街搭讪。以后类似情形又一再发生,蒋经国说:「我看我们这里清净不了了,每天如此被打招呼也受不了。」后来两人乃相继搬离。
他私下叫经国为「柯拉,柯拉。」Nicola,尼柯拉也。他也曾谈到蒋刚回国对其后母无法适应,后来才慢慢以父亲为中心来调整他的心情等等的往事。
在我与王新老的交往过程中,我发现他有种特质,他喜与知识分子、记者朋友聊天,也不太避讳谈些早年他与蒋经国及其他政坛往事,但当时因政治观念较闭塞,因此他能交谈的人也是他较信得过的人,那些人也不会如今天其他的人一般大肆渲染。
由于他的开明,他也利用其政坛影响力为一些政治案件做了调整的工作;例如中坜事件后沈君山曾说找过他进行沟通,他对台湾民主改革确有他自己的一套看法,对民主政治及民主改革他不但非常关心,而且表示乐观其成,有一个题目他经常跟我聊,即「你们党外将来要怎么走?」他认为党外反国民党是必然,但不管独不独立,中国大陆这个关系总不能不要,因为大陆在地理上即与台湾紧邻,他说你们党外谈问题却常无视中国大陆的存在,不管也不去研究两岸的关系,他说:「我认为你们错了。」
在与国民党内的反对派方面,他与雷震关系极深极好,他常以一套明哲保身的政治哲学来劝雷震,不要与蒋氏做对,但雷震不能接受,认为失掉大陆后还不知改革怎么行,也因王新老劝说无效,后来才发生了以后事情,他也只有为好朋友及好朋友的理念多做些弥补的工作,雷出狱后新老一直地照顾他。至于铁老(齐世英),一生受蒋氏父子压制,以至脱党,至死郁郁不得志,但雷案后铁老仍与王新老维持相当良好的关系。
这类老辈的政治改革者虽然斗争性强,但气度也很大,并不因王新老未全力来支持他们或与蒋亲近而愤愤不平,仍与王新老友好。王新老也恭维铁老为东北来的绅士,手建东北党部,来台后仍持志以恒,独立不挠,两人惺惺相惜。铁老有段4年时间每周皆要与我共饮,说起王新老从无埋怨,仍认为他可交谈,铁老不像现在一般年轻人,一点怨气就常相抱怨甚至开骂,这点老一辈他们倒是蛮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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