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摘掉汪精卫的汉奸帽子（一）（俞剑鸿）

汪精卫，摄于1929年9月。（汪精卫纪念托管会提供）

1944年11月，汪精卫过世了。已经77年了，吾人应该如何反复揣摩他的内心深处和尝试再度地定位他？

2018年6月29日，我首次发表有关汪的文章。当时，我研究和判断汪的内心深处，所得出的结论是：很像《风筝》这一部由中国大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两位主角，分别是被戴笠派到匪都延安市工作的「影子」，和被中国共产党要求卧底在中国国民党内部的「风筝」之后，我才从2013年1月出版的《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绝世秘密》得知说戴的下线（subordinate）就是汪。换言之，我的研判并没有离谱，亦即与那一本专书所言基本上是吻合的。

众所周知，戴笠是蒋介石的王牌间谍。问题是，那一本专书作者张有朋，他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说汪的确是（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高级秘密工作人员吗？我认为从1940年3月开始，汪精卫作为军统铁杆的纯度很高、很高、很高。在台湾，张有朋是一位认真的媒体工作人员，不至于为了增加该专书的销售量而刻意地哗众取宠。须要知道的是，他的专书被赵怡副校长、《新新闻》周刊创办人周天瑞等等齐声推荐。

其实，在战乱（的转移阵地）时期，很多的机密资料会随时会被烧掉的。在和平时期，一些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物也会刻意地下命令、要求手下销毁、涂黑和删节一些敏感文件。

前军情局长戴笠（右一），是中国情报工作建制者，军情同志皆以「戴先生」尊称。图为戴笠在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训练班第四、五期结训、开学典礼精神讲话。（记者庆正翻摄）

笔者挑选了一些标签来加以描述、解释和推论汪精卫。

有利于汪精卫的一些标签：

一、大英雄。武汉国民政府（1926年12月～1927年8月），是由以汪精卫汪为核心的国民党建立的，是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中由广州市迁都的第一个政府。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市成立了国民政府。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占据了首都南京市。

「1938年春，长江以北地带的战势呈胶着状态。为打破僵局，贯通南北战场，日军将攻击矛头指向还从未经历战火的长江以南……。」1940年3月，酝酿了1年3个月，汪正式成为南京政府或者新政府主席。当时，终于能够真心诚意的为国为民的他，心理才真正地取得平衡。

之前于1938年3月，被推举为总裁的蒋介石在汪精卫的旧地盘的国立武汉大学于国民党的重要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羞辱他，把辈分极高的他贬为副总裁。让汪的后代更加无法接受的是，1946年1月，蒋还要求他的将领何应钦在还都南京市之前迁掉、夷平与国父孙中山的陵墓并列在一起的汪的坟墓。

汪精卫的健康在1943年8月开始恶化，此话的意思是他从此力不从心、无法真正的领导。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撰写了以下的文字：他根据一些文件拿回部分的中国固有之疆域……，收回了杭州、苏州、汉口、天津等日本租界……厦门鼓浪屿公共租界……天津、汉口、广州3个法租界；1943年6月30日，汪的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日本大使谷正之订立《关于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之条款》及「了解事项」，并就有关事宜互换照会宣布该租界将于8月1日由汪收回。至此，除了于1901年9月正式签订的为期30年的《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以及重庆日本租界由国民政府收回外，其余11个专管租界和2个公共租界均被汪收回。在此脉络下，汪岂不是又变成了大英雄？

二、通款。2020年8月1日，一位享誉国际的讲座教授对我指出：「如真要为他平反，即第一步须要找一个中性名词来代替『汉奸』。英文的『collaborationist』在中文很难找到适当的同义字（因为它的翻译仍然是通敌）……我为你思索了很久，认为你不妨考虑一下是否可以将『通敌』的观念改为『通款』。我查了一下，通款，即与敌方同和言好之意……其次通款亦有互相表达友好之情……将汪精卫称之为『与日通款者』，似乎比『通敌者』又向中间挪了一步。当然，希望另有比『通款』更好、更传神的词。如若不然，恐怕要特别造字了。」

笔者认为，曾经探索与讨论过汪精卫的胡适、傅斯年和余英时加上金雄百、张有朋和李志毓他们恐怕均未想到或者斗敢提起通款这个比非自愿的通敌（non-voluntary、involuntary、collaborator）还要中性一点的概念。

汪精卫死于1944年11月10日。胡适在2天之后的《日记》中，不但无只字谴责汪叛国当汉奸之罪，相反大动怜悯之心写道：「汪精卫死在日本病院里，可怜。精卫一生吃亏在他以『烈士』出名，终身不免有『烈士』情结，他总觉得『我性命尚不顾，你们还不能相信我吗？』」就这段文字的最后的15字，更加让我觉得汪是一位大英雄，因为一旦被小日本鬼子抓到证据，扮演情报人员的汪必死无疑。

三、非自愿的大通敌人。的确有些执行特殊人物的（高级）工作人员之所以扮演那个角色是被逼迫的。如果不顺从的话，例如他的家就会分崩离析，亦即他的家人会死的死、残废的残废。就汪精卫的个案，他是被戴笠慢慢地说服的。

以下的文字值得吾人推敲：不能够只研究与判断表面的现象。沈碧慧在淞沪战役期间曾是戴笠手下的「苏皖浙抗日别动队」的女特务。后来由于日本鬼子间谍机关的追踪，沈被秘密逮捕，成为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的双面间谍，化名阿香。

作为汉奸的沈碧慧对汪精卫做了工作，汪在1938年6月把武汉市的最重要的马当要塞布防图交给了沈。日本帝国的军舰很快的就攻陷了武汉。可是，这算是汪提供「逆用情报」，亦即「为取信于敌方就不能不提供一定数量的具有实际内容的而又无碍大局的『情报』蒙骗敌方。」另外，汪也觉得蒋的部队打不过日军，所以提供有关武汉的情报没什么。换言之，情报是一把双刃剑，同样的情报有时能够保护国家的利益但有时却是刚好相反。

在1940年3月到1944年11月这段期间，汪精卫可以说是出色地玩了一场层次非常高级的谍报游戏，因为东洋鬼子并没有真正地抓到汪传递情报给戴的证据。长期为东京担负起特别任务的川岛芳子倒是认定了汪为重庆的间谍。所幸，当时的日本帝国也是重视证据的。

不利于汪精卫的一些标签：

一、大汉奸。很多的中国人并不知道说何时应该使用汉奸这两个字。只要是出卖了中国的中国人，这个标签就会在战争时期贴在他们的身上。在和平时期，这个标签是不适合用于一些不被喜欢的（政治）人物。

汪精卫的造化并不比杨度来的好，因为戴笠于1946年3月不幸的在南京市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无法为汪平反。死于1931年9月的杨也认识汪。国民党骂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杨也被贴标签为汉奸。上海大亨杜月笙曾经给杨每个月500大洋加上一栋洋房。周恩来在过世之前就说，请务必称杨度为「中共秘密党员」，因为杨是在白色恐怖最恐怖的期间加入中共的。一般大众才知道杨背负着最深层的误解。

1927年，蒋制造了412政变，而汪则制造了715政变，疯狂地杀死了很多的中共党员。就这样，第一次3年半的国共合作宣告破裂、结束；不过，基本上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二、日本人的傀儡。1941年冬天，在早已经沦陷的上海市，日本特务机关操控了整个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疯狂捕杀抗日志士。

三、自愿的大通敌者。在1940年3月到1944年11月这段期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还不会想到使用「collaborator」这个英文术语来描述、解释和推论汪。

四、Collaborationist。这个标签等同于汉奸。西方世界的认定是这个100%的卖国贼心甘情愿的在战争时期为敌对势力卖命。

（作者为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前国立金门大学特别聘任教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