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我在汪伪政府牢狱中的日子（一）

马元放（取自维基百科）

1902年出生的马元放抗日战争时期，领导江苏省国民党党务系统的地下抗日斗争。后遭出卖，被汪精卫政府逮捕羁押3年余，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南京市副市长兼教育局局长。国共内战他放弃赴台，居留上海，因政治事件于50年代初离世。然而，他真的有罪吗？《无愧人生──矢志抗日、热衷教育的马元放》一书从马元放的一生揭示抗战历史，本书由秀威出版，史话专栏今起节选刊登。

江苏省党部为了实际推动各县党务，配合军政，发挥抗战力量，决定分区召开各县书记长会议，我（马元放）依当时交通情况，顺次参加了第六区、第五区、第四区各县书记长会议。为了要参加第二区、第三区各县书记长会议，就于29年6月，到了上海。

那时，伪组织已经成立，傀儡戏已经登台，对于中央工作人员，侦查很严，大家早已视上海为危险区域。但为了工作，明知危险，也不去顾及。而且，为了推动江南党务，也只有到了上海，才有办法。到沪以后，顺利地开过3个会议，两个是第二区和第三区各县党部书记长会议，另一个是江苏迁沪复课的各中小学校校长谈话会，是为了奉到中央命令要推展学校党务，特地召开这个谈话会，来决定一切推进办法。任务完成以后，正想回到苏北，再到徐海各县召开第七、八、九各区书记长会议，不料于临行的时候，突被敌伪侦知，遂遭劫持。

我们的被逮，是1940年6月23日的晚上。在这以前的十几天，原已遇到过一次危险，那时江苏省和上海市两党部的负责人，都在一起，敌伪显然是预先得到确实情报，准备来一网捕尽的。幸而主人机警，临时替我们换了个谈话地点，探捕从前弄进来，我们察觉就从后弄从容离去了。

经过此次危险，我们就格外戒备，我个人的行踪，也就相当秘密。然而事情往往出于意外。在那时，我对于美国林肯忽然发生特别景仰的情绪，很想找本《林肯传》看看。后来在友人纪君处借到这书，看完后派人送还，本已完事，不知如何又和纪君通一电话，问他收到没有，不料纪君在电话里坚邀我到他家去谈谈。

于是在纪君家遇着崔步武，崔君很高兴的对我说：「踏破铁鞋无觅处，今天总算遇到了，张北生要约我们谈谈。正苦无处找你。」我以为过去也曾和张北生会过几次，不虑有他，就接受这个要求。过一天，就是6月23日，我、张北生，和另外3个友人，就在远东饭店辟室晤谈。是下午去的，晤谈后，同去晚餐，餐毕再回旅社，大约是9点钟了。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敌宪兵队本部，和伪特工总部的大队兵警来了，一拥而入，不问情由，大肆搜查以后，便把我们上了手铐，带入捕房。经过几度审问，除了张北生当晚释放之外，我们就都被收押在普通犯人室内了。

在中央捕房被押的普通犯人室，是一间约二丈见方的小房间，下面是水门汀墁的地。几个人合用一条污秽不堪的破毡毯。光线当然谈不到，黑暗非常，不见天日。室内已关了十多人，不是盗匪，就是窃贼。拿当时的情况来说，盗匪窃贼比之那些全无心肝的奸伪，还要稍胜一筹，把我们和盗贼同处似乎对我们还不算最大的污辱。

自从进了中央捕房，耳闻目睹，都是些不平等的事情，因而更深切的感觉到租界非早日收回不可。同时又感觉到一国的国民，在失去了国家保护的时候，他的痛苦，真不堪设想。再在捕房和宪兵队，见到外人对我们的藐视轻蔑，和敌寇的横暴情形，随时随地感觉着需要国家保护的迫切，也更坚定了我图强雪耻的意志。

我参加革命，早已许身党国，所以我的态度，在被捕的一刹那，就毅然决定了。生死已置之度外，所深深内疚的，是奉了中央命令返苏工作，工作没有做好，反而身被敌伪劫持，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自问总不能免去未能克尽厥职的罪名。

同时，我觉着，在过去所担任的职务，无论是教育和党务，都是忝居指导地位，平时训导别人，勉励别人，我所期望于人的，人所期望于我的，和我自己期望于我的，也只是这点成仁取义的决心。现在，正是我现身说法的时候，我绝未存临难苟免的心理，却反增强了我不屈不挠的意志。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同时被逮的几位，希望他们赶快决定态度，免得精神上痛苦。隔了几天，有朋友到捕房来看我，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带到苏北，我就说：「并无别话，只说我绝不会使朋友失望。」另外，我又设法找到一张纸条，在上面写了「稍读圣贤之书，当知所以自处之道」的两句话，托人想法寄到重庆，以安一般朋友的心。我当时心境很觉泰然，有如王阳明所说：「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也正如领袖告诉我们的话：「以不变应万变。」

我们这次被逮，显然是被人出卖。究竟是谁在出卖我们呢？虽然一般人都说是张某，但我仍不敢肯定说是他。在捕房的第二天，捕房工作人员就来对我们说：「我们对你们很同情，但现在的工部局，已为日人所控制，实在是爱莫能助。同时你们要知道，这次完全是你们朋友出卖的。」并且把他们的登记簿给我们看，在张某的名字下面，他们已经注明了「汉奸内线」4个字。我们看了，啼笑皆非。

那时捕房里的华籍人员，确实对我们很表同情，称我们为「四君子」，真使我们愧悚交并。同时被逮的几位，以为案子的关键全在张某，应该对他特别客气点。在移到伪特工总部的时候，他们曾向我表示这个意思，但我根本就没有理会。

有一天，张某到我被押的房里来。那时因为我案情较重，在伪特工总部里，我是独押在一室，其他几位，另是一室。我就对他说：「我们这次被逮，在你，绝不会承认是你出卖，也许你还自以为是善意，想使大家来参加所谓『和运』。可是，事情绝不应该这样做的。将来我死之后，我的鬼魂虽不致来找你，但我的朋友，绝不会饶恕你，我的子孙，更不会放过你。」他当时面红耳赤，表示惶恐万分，立刻对我发誓说：「假如我张某做了这事，先死父亲，再死儿子！」我当时就说：「你也不必发誓赌咒，我的话也尽于此了。」

由于上面的经过，他既肯拿死父亲、死儿子的话来发誓，似乎我还不必定以小人之心揣度他，肯定了他是出卖我们的人。可是后来和别人谈起这事，就有人说：「先死父亲，后死儿子，是当然的道理，这个誓等于没有发。」我听了只好付之一笑。

虽然古人说过：「士可杀，不可辱。」可是在被劫持的时候，也只能自己不辱没自己，要想别人不来凌辱，就很难适用了。我们被逮以后，敌伪并不立刻把我们杀掉，然而一切的侮辱，实在难受。那时是，求生既无此想，求死亦不可能。种种的侮辱，我个人除了忍受之外，别无其他表示。古人也说过：「忍辱负重。」负重，那时是当然谈不到；忍辱，总算确实做到了。现在回想，正好借以解嘲。

【未完待续】

本文节选自《无愧人生──矢志抗日、热衷教育的马元放》，作者：马宁，秀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