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我在汪伪政府牢狱中的日子（三）

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与丁默邨（取自网路）

在这时间以内，最感厌烦的，就是伪组织派来的所谓说服人员，天天纠缠不清，仍离不了那套威胁利诱不值一笑的把戏，老是那样说：「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参加『和运』，另一条路是上雨花台枪毙。」我也老是这样答复：「参加『和运』我是做不到，至于上雨花台与否，悉听尊便。」结果，他们总是废然而去。

后来，敌伪又想出一个互相牵制的办法，说如果马某不参加工作，其他的人，虽想参加，也难释放，使得同时被捕的人，也帮同来逼我。我那时就很严正的对他们说：「我的态度，早在上海中央捕房时和你们说明了。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以我个人环境说，我是一介寒士，毫无积蓄，而且子女很多，一死之后，诚然不免有许多困难，但是事到今日，根本不用去多考虑这些问题，虽考虑亦复何益？我志已决，不容稍变，还请各自珍重吧！」后来罗逆君强诸人也以此来相劝说，我也对他说明，这互相牵制的办法，不合情理，只是一个幼稚的手段。

各人有各人的志向，谁愿参加，即可释放，不愿参加的，枪毙或禁闭都可，绝无同时、同样解决的道理。几经说明，始克分别解决。我因态度坚决，就和陈三才君一同于8月17日改押于伪特工总部所属之伪南京区看守所，其他诸人，不久就离开警厅，去参加伪方工作了。

伪特工总部所属的伪南京区看守所，就是所谓「宁海路二十五号」。我和陈三才君同被移押之后，因为我坚决的态度，已为敌伪所共知，所以，虽然仍有所谓说服人员来麻烦，但比之在上海和在伪首都警察厅时候，情形已好得多，我就可以稍稍安心读书写字了，但是使我精神上最最难受的事，又常常的发生。

我被押的一间小房，是在伪看守所的3层楼上，多的时候，也住到5、6个人。该所最底下一层有一个房间，就是伪南京区司法科的审讯室。每遇审讯的时候，一般被难同志，受了严刑后惨号之声，响彻层楼，不忍卒听，实在使我精神上万分痛苦。每遇一次审讯，精神上就必有一次刺激。遇到被难同志惨遭不幸的时候，也使我万分悲愤。如陈三才、陈觉吾、陆庆颙、邵明贤、黄逸光、强一虎诸烈士之死，我都是目睹着他们由伪看守所押送出去就义，精神上的苦痛，更难以形容。真不知汪逆是何心肝，忍心害理，演这一幕幕的惨剧！这种种的情形，至今每一回忆，不禁犹有余痛！

最无耻的，要算陈逆璧君了。29年12月9日那一天，由李逆士群等陪同她到伪看守所来视察，巡视了各室之后，大概见了被押同志之多，认为满意，竟恬不知耻的出奖金5千元，奖赏伪南京区的职工，而一般职工，亦恬不知耻的欢跃非常。陈逆在沦陷区，揽权纳贿，囤积谋利，种种丑行，不一而足，真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妖孽，也正是国家民族的不幸。

我在看守所中，常常听到一般难友谈及过去一位女难友就是叶华同志的事，她的丈夫是周尚同志，一向在教育界服务。28年夏，汪逆在沪开始活动，伪特务人员诱捕周君，她用尽方法使周君避开，自己冒着危险挺身代行；当于28年11月21日下午被禁于伪特务机关，百端胁诱，劝其通知周君参加「和运」，她均未置理，遂于同年12月30日解往南京，拘押于伪看守所中；直至29年5月6日，因为分娩关系，始行保释。她在所中，大家称她「大姐」，对她都是称颂不止。

还有一位李达三同志，是京沪、沪杭甬两路特别党部的委员，于28年10月20日，在沪被逮，12月7日解宁，关在看守所里一共有20个月。伪组织方面，虽是常常对他威胁利诱，始终没有动摇他的意志，是一位矢志不屈的同志，我在一般被难同志中对他最是钦佩。他到30年10月11日才被释放，后来不久就辗转各地回到了陪都。

我在伪看守所中，一共被关了14个月。在这个长时期中，说到自由被剥夺，我是早已下了决心，已经视为当然，并无什么不惯；至于饮食方面，藜藿自甘，更无什么难受。到了后来，一般被难同志，已可常常接近，精神上的慰藉，和物质上的接济，也可稍尽心力。「早甘淡泊堪明志，且避纷嚣学悟禅」，这是我的两句旧诗，正可以代表我在看守所时期的生活。

到了30年10月，敌伪见我久押不屈，已知我不能再为所动，长期拘留，毫无效果，很想变更办法。那时适值我患痔疾甚剧，在伪看守所中医治不便，于是许我暂释出外就医，我就于10月31日离开伪看守所。但是，仍有不得离开南京的限制，暗中还派人监视，从这天起，我又从幽囚的生活，一变而为软禁的生活了。

我在这6、7年来，未曾流过一次泪，可是我在以前是常常会流泪的。有一次，我曾写信告诉内人倪吉，她回信说：「因为你饱经忧患，泪泉已涸，所以无泪可流了。」但当我将离开伪看守所的时候，在所中一棵松树下面，徘徊多时，不知何故，几欲尽情一恸。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本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