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台智库需嵌入巧实力（陶在朴）

捷克智库成立台北办事处。(杨孟立摄)

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的「世界智库指数报告2020年度」，世界共有1万1175个不同类型的智库，智库最多的国家是美国（2203），其次是中国（1413）。在亚洲共有38个国家参与调查，亚洲智库中除最多的中国外，尚有韩国的412家，日本的137家，台湾在亚洲排第9位有44家智库。

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定义是韦弗和麦甘（Weaver & McGann）提出的，智库为「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不受政府以及公司、利益集团和政党等社会利益的影响」。

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案例在美国不胜枚举，以对华政策而论，如康伦报告（Conlon Associates, Ltd）提出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对华政策，曾影响中美建交前数届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此二关键词在两岸关系中至今仍保持高话语权地位。传统基金会、兰德公司、胡佛研究所等提出的「遏制＋接触」政策，对布希及以后政府的对华政策影响也十分大。兰德公司在「冷战」时期主导了美国的核战略、甘迺迪的外交政策，谋画了雷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之后主导了小布希政府的外交军事战略；外交关系学会参与设计联合国宪章的主要部分，提出参与谋画马歇尔计划。野村综合研究所是日本智库中的代表者，它曾深度参与了日本政府制定ICT国家战略的研究中，深刻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决策。此外，日本政府在对外贸易及国家安全方面的决策也深受野村综合研究所的影响。

但是智库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影响并非是确定的，许多时候符合公众利益的智库主张，政府无动于衷，智库对政府决策毫无影响，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价值混乱的后真相时代，例如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中国崛起已成事实，世界事务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无论川普或拜登政府对于这种包容政策都是抗拒的。显然在智库发展早期阶段关于智库具有「政府第四权」的理论是不切实际的，不能期望只要「有好智库就会有好政府」。

在真相迟延的后真相时代，智库的超政府影响在于嵌入公民文化的「正本清源」，不是迎合执政者的「舆论认知」而是警世的「事实认证」，智库要影响的是公民社会的「真善美」，手段是「事实揭露」。符合这种时代精神的智库我们认为有代表性的三家，各以「战争和冲突」，「选举与民主退化」和「假新闻」的事实揭露为本。

他们分别是：「斯德哥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ww.sipri.org）；「国际民主及选举协助研究所」（IDEA，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lectoral Assistance，www.ieea.int）以及「路透社新闻研究所 RISJ」（https://reutersinstitute.politics.ox.ac.uk/）。 SIPRI和IDEA设置在瑞典，而RISJ是牛津大学的一个研究中心。这三家智库以大数据的结构方式公布年度报告，台海真正的危机，台湾民主退化和台湾网军的构成均可以根据以上三家的年度报告得到可供参考的数据。

最近学者包兹(Pautz)提出从「功能而非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智库」，可以说这是第二种定义的智库。包兹说智库可能「没有明显的组织特征，但具有智库的一系列活动」。这就是说智库是一组隐蔽或不隐蔽「标签」的活动结构，而不必是「有一个特定组织的事物」，他们在「学术、政治、经济和媒体领域的十字路口运作」。显然上述第二类意义的智库更符合网络社会多元陈述的世界。可是这种「十字路口运作」在台湾是受政府的网路管制限制的，台湾的NCC是执政的民进党利益的代理人。在这种政治现实下包兹的第二种智库在台湾是难于蓬勃发展的。例如在youtube的网路平台上，台湾近年出现许多网路声量高的第二类智库的雏形，诸如「杨永明观点」、「龙凤观点」和「政经关不住」等等，他们虽不是「笼中之鸟」，但他们的天空是被政党颜色分隔的，他们渴望非独裁民主的雨露蓝天。

智库的公民文化精神体现在智库产生的「智慧」，诸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兰德公司关于「朝鲜战争的预测」。2020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政治不稳定工作组」（PITF）关于「美国距离爆发内战比我们想像中更近」的警告。但是智库也有不智的反例，例如1996年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飞弹，李登辉的智库「总统府310办公室」并没有为李登辉设计好稳定台湾选举情势的演讲，李登辉的即兴演讲「免惊那是空包弹啦！作秀吓唬台湾人」，最后牵动台湾情报网的全面瓦解。

哈佛大学奈伊教授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描述21世纪全球主导权的国家游戏，他说：你必须同时下军事、经济、网路三盘棋，对手可能是国家联盟或单一国家甚至是「非国家行为者」。由于国家游戏的时空和对手变化，当然需要全新的策略，你需要的关键心态是「随境应变」，最好的关键词是「聪巧Smart」，即「巧实力」，奈伊的软实力概念的新补充。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成立了「巧权力委员会」，提出了「巧权力」外交思想，并为欧巴马政府采纳。台湾是一个小国处于地缘政治最敏感的台湾海峡，台湾需要发展用巧实力嵌入的不对称战略。在原则上台湾应该依循「战略模糊」的路径依赖，而不是言辞夸张的「抗中亲美」的一边倒的押宝路线，只有模糊才可以左右逢缘，绝路逢生。

新型智库体系应该是多元多层次的，除了有服务于政府的「政府型智库」，更要考虑到台湾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发展出有针对性的服务于企业的「企业型智库」，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适应全球变迁。「旋转门」的人才交流机制正是美国的智库得以成熟、发展茁壮的关键因素。有了智库这个交流平台，实现了研究者与执行者、学者与官员的身分转换，有效的保证了智库对于国家政策的影响。最后需要指出智库和新闻媒体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方面智库从媒体获取资讯更可以利用媒体影响「舆论气氛」，这种共生关系正是发展第二种定义的智库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作者为前陆委会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