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人间梦─我与人间副刊的因缘
我连续两年获得时报文学奖，运气好得出奇，不知羡煞多少文学同好。（古蒙仁提供）
我连续两年获得时报文学奖，运气好得出奇，不知羡煞多少文学同好。（古蒙仁提供）
通往人间之路，犹如基督教的「使徒之路」，是有志于写作者必须经历的修炼过程。通过它的考验，才能在文坛扬名立万，发光发热。
一
对六、七十年代以降的台湾「文青」来说，「人间」这个语词，绝不只是字面上的意义，泛指现实生活中的人生百态，或是人们身处的社会环境。而是有着更深刻、更丰富、更个性化的人文内涵或精神空间，那就是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
对那个年代的文青而言，「人间」不只是一个副刊版面，而是一个文学标竿，是历年来无数的文学精英呕心沥血共同打造出来的精神殿堂。能在上面发表文章，与广大的读者分享，是作者无上的荣耀，也是初习写作者矢志努力的目标。
因此，通往人间之路，犹如基督教的「使徒之路」，是有志于写作者必须经历的修炼过程。通过它的考验，才能在文坛扬名立万，发光发热。我即是怀抱着这样的信念，在高中时代即开始向它投稿，且屡蒙老编采用，对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而言，确是相当大的鼓舞，所得到的稿费还够我买闲书、看电影，泡咖啡厅，令同学十分艳羡。
然而写作毕竟是一条漫长而寂寞的道路，通往人间之路并非金光大道，也不是人人走得通。起步阶段尤其是遍地荆棘，寸步难行，其中最难过的一关当属老编铁面无私的「退稿」。许多「假文青」吃了几次闭门羹后，有的自惭形秽，无地自容；有的义愤填膺，指桑骂桧，很快就会打退堂鼓，文坛因而失去许多早夭的天才。
与这些「假文青」相较，我算是相当幸运的。一方面是我的意志坚定，脸皮够厚，从来不会因为被退稿而退缩，才能屡仆屡起；另一方面则是得到贵人相助，及时扶了我一把。二者其实是互为因果的，恰如伯乐与千里马的关系。而我的贵人，就是「人间」主编高信疆。在他的敦勉、提携之下，我才能勇往直前，追逐自己的梦想，实现今生的文学志业。
二
民国六十二年我初识高信疆时，还是辅大中文系三年级的学生，正是创作欲与和发表欲最强的时期。那时的「人间」已树立了风格，是文化界公认的第一品牌，人人都想在上面发表文章。但僧多粥少，版面有限，年轻人的作品要想刊出更不容易。因此在我当时的心目中，他是个站在云端，只能仰望的大人物，从来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够认识他，进而成为一生的至交契友。
可是奇迹竟然发生了，有一次我投稿过后不久，心里正忐忑着会不会被退稿，因为那是一篇长达一万二千字的短篇小说，而且是在批判学校点名制度，自忖刊出的机率并不高。可是几天之后居然收到他写给我的一封信，要我到报馆去见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便按着地址，一路摸黑找到大理街的报馆。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走进中国时报，晚上七、八点的光景，报馆内灯火通明，人人都在忙碌着准备出报。「人间」位于编辑台后端一个角落，桌上的稿子堆积如山，高信疆正埋首在稿堆中振笔直书。我怯生生地报上连自己都还叫不出口的笔名，他擡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出乎我意料之外，竟是个俊美的男子，一点不像老编给人的刻板印象。加上一头披肩的长发，看起来既文雅、又有几分狂野，反而像是个潇洒不羁的艺术家。那一瞬间，我完全被他的魅力和风采吸引住了。
他搁下手边忙碌的工作，耐心地分析了我寄给他的稿子，要我做某些段落的修改，同时也肯定我在写作上的才华，要我好好地写下去，以后有稿子就直接署名寄给他。因他这一番鼓励的话，我走出时报大楼时，几乎是手舞足蹈，连奔带跳的，从来不曾对自己那么满怀信心。
没多久那篇稿子就在「人间」刊登了，那就是我的小说力作「狩猎图」。由于内容是在批判系里的点名制度，很快引起系方的注意。若非高信疆要我做了某些修正，恐难逃「公然破坏系誉」而被惩处的命运，则高信疆于我更有救命之恩矣。
三
此后我更加用心在创作上，每写好一篇稿子，就寄给他过目，也会很快地刊出。对一个中文系的学生来说，作品能不断在「第一大报」上刊登，是多大的殊荣与鼓舞。民国63年"当代中国小说大展"，执笔的都是海内外名重一时的小说家，我忝列其中，是应邀撰写的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古蒙仁」这个笔名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引起各界重视，即是这个大展给予我的加持。
可是太专注于创作、忽略课业的结果，也给我带来了麻烦。大四上学期，我某一学科被「死当」，连补考的机会都没有，必需多读一年才能毕业。眼看同学们都毕业了，我一个人孤伶伶地在校园徘徊，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不知何去何从，那真是我人生的一大挫折。
高信疆知道我的处境之后，便力邀我为新辟的专辑写稿，那就是台湾报导文学的滥觞「现实的边缘」。在他的经费援助之下，我以半年的时间，走访了四个各具特色的渔村、矿村、农村及原住民部落，写成了「黑色的部落」等四篇报导，在「人间」及「时报杂志」连载期间，曾引起社会很大的震撼和回响。
六十五年夏天，我终于告别难堪的大学生涯，入伍服役。有一年的时间驻防在金门外岛，生活十分枯燥，高信疆那时卸下「人间」编务，负责「时报杂志」的创刊工作。因为是在海外发行，国内看不到，每期都会寄一份给我。
每次收到我都十分兴奋，因为上面常会刊登我的文章，也会收到一笔丰厚的稿费。有一次被营长看到，稿费居然比他的薪水还高，便趁机「揩油」，要我拿来请营部军官妦饭。酒饱饭足，皆大欢喜，从此对我十分礼遇。
四
六十七年七月，我即将退伍之际，原本已决定返乡教书，当我写信告诉高信疆时，他却邀请我进时报工作。他那时已位居时报要津，不仅重掌「人间副刊」，还身兼刚创刊的「时报周刊」及「时报出版公司」总编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亟需得力助手。在他力邀之下，我便婉拒教职，进「时报周刊」工作，成为人人称羡的「时报家族」的一员。
当时正值报业蓬勃发展的时期，中国时报突破百万份的销售量后，又发行了工商时报，亟需编采方面的人才。当时只要有一点名气，在文化界叫得出名号的年轻人，都会被网罗到时报的文化部门工作。
林清玄早我一年进时报，我进报社的第一天还没找到房子，便搬去和他同住，二人既是同事，又是同居，形影不离。「时报周刊」的同事中还有景翔、商禽、陈怡真、阿盛、向阳、张大春、舒国治、赖幸媛、刘黎儿、林彧；加上「人间」的季季、陈雨航、林崇汉、王泛森、罗智成、骆绅、以及出版公司的周安托等，族繁不及备载，俱是文坛一时俊秀。
三个编辑部都连在一起，没事大伙儿就聚在一起串门子，下班后便一齐到外面吃宵夜，遇到周末或假日，高信疆还会邀我们到他家聚会，或轮流到各人的家中做客，只要有他在的场合绝无冷场。茶余饭后，大家高谈阔论，更是高潮迭起，欲罢不能。每每聊到天亮，众人哈欠连连，或迳自离去，或打地舖，就地补眠。醒来已是下午二、三点的光景，匆忙地收拾了衣物离去，刚好赶去报社上班。
高信疆是个拚命三郎，为了工作可以好几个晚上不睡觉，明明已预编好的版面，为了抢时效性，经常连夜拆版、换版，忙得编辑台人仰马翻。每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夕，更是全体总动员的重头戏，为了抢全球独家，大家默契十足，分头打越洋电话，进行跨国采访。总要忙到报纸开印前一秒，才匆忙地将组好的版子送到工厂付印，这时也差不多是东方泛白的时刻了。
五
在时报工作的四年间，也是我个人创作生涯的高峰。六十七年十月，时报举办第一届时报文学奖，延聘海内外名家来当评审。丰厚的奖金，加上朱铭亲手雕刻的作品「创造者」当奖座，可谓未演先轰动，成了文化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竞争激烈，想要从众多的角逐者中脱颖而出，并不容易。
我何其幸运，第一届即以「黑色的部落」一文，荣获报导文学推荐奖，可说是最高的荣誉。当年我被学校「死当」，远走天涯海角所撰写的作品得此殊荣，所付出的代价都值得了。第二届又以「雨季中的凤凰花」和「失去的水平线」，分别荣获小说推荐奖和报导文学优等奖，双喜临门，不知羡煞了多少文学界的同好。
那几年间，我的运气确实好得出奇，文章大量见报，演讲的邀约不断，电视台找我编写报导影集，出版的著作多达十本，很快达到创作的高峰，也尝到成名的滋味。幸好我没被这些外在的名利蛊惑，反而感到自己在台湾的发展已面临瓶颈，有必要到国外走走看看，为自己再充电，便兴起出国读书的念头，并很快付诸实现。
民国七十二年二月，在刘绍铭教授的推荐下，我前往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东亚研究所就读，暂时告别了我热爱的工作和友人。蓦然回首，这条通往人间之路，从民国六十二年开始，我整整走了十年。十年一觉人间梦，梦醒时分，不觉已到达终点。再怎么不舍，终需挥手道别，去开创属于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