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凶还是无罪？一起少年遇害案的十年
被判无罪、重获自由仅42天，左德刚再次被逮捕。十年里，因为同一桩案件，他被判五次死刑、一次无罪，如今又站上再审的法庭。这起看上去缺乏有力客观证据的杀人案，像一道看不到尽头的浓厚阴影，笼罩了嫌疑人和受害人两个家庭的十年。
这天，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此开庭重审左德刚故意杀人案。这已经是法院第十次审理此案。2007年，杨中芬16岁的儿子周杨被杀害，抛尸于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孜镇的一间公厕内。三年后，左德刚等三名犯罪嫌疑人被逮捕。从2011年到2018年，阜阳中院三次判处左德刚死刑，其中安徽省高院第一次发回重审，随后两次维持死刑判决。按照我国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判决均要交给最高人民法院审核。但安徽省高院的两次维持死刑判决，都被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今年6月23日，安徽省高院再次审理后宣判，认为此案“疑点较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处左德刚无罪，当庭释放。
开庭再审后，杨中芬奔波在各个政府部门之间
11月25日这天，左德刚再次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站上再审法庭。他的辩护律师袭祥栋告诉本刊记者，法院出示的《再审决定书》中，再审理由为“本院院长认为（原来的无罪判决）确有错误，经审委会讨论决定再审”。至于原无罪判决错在哪里，《决定书》没有详细说明。
命案发生在颍上县城往东25公里的江店孜镇。这里是淮北平原西部，淮河以东，盛产水稻和小麦，留着千百年来农业社会的痕迹。如今，种庄稼的人依然习惯用“割稻后几个月”来记忆时间，城市的发展给小镇留下的痕迹并不重，镇上依然保留着两天一次的赶集习惯，每逢赶集日，周边村庄的村民也会到镇上摆摊或购物，宛如过节般热闹。小广场上空不断循环着“羊毛衫大甩卖”的喇叭声，孩子们流连于烤火腿肠、炸爆米花、彩色棉花糖的小摊之间。
一个多月后，2月25日清晨，一位老人到镇上的老区政府院内公厕捞粪水准备浇菜时，发现粪坑内有一具尸体，正是失踪多日的周杨。周杨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喉结下方有一道绳索，在脖子偏右侧打了一个死结，喉结上方及口腔处有两道绳索，脖子左上方又打一死结。在粪水中浸泡40多天后，尸体有些肿胀，皮肤被粪水浸染成了灰绿色，已经开始腐烂。但杨中芬只看一眼就确认这是周杨。她认得儿子经常戴的那块电子表，还有意外受伤缺了一小节的右手食指。那是周杨七八个月时留下的伤痕——有一次趁着杨中芬不留意，满屋子爬的周杨拿到家里的刀具，玩耍中不小心切掉了右手食指的一小节，哇哇大哭。杨中芬又自责又上火，只顾着拿纸巾裹住儿子的手止血，没有及时到医院接上。至今，她还保留着儿子那一小节断指。
当年凶案发生地公厕已被拆迁，一排楼房在案发地被修建起来
案发后，当地公安机关对周围群众进行了大量排查，但三年里未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儿子出事后四五个月，杨中芬也开始带着家人“上访”，从阜阳到合肥，甚至在2009年夏天跑到了北京。2010年，这起厕所抛尸案被公安部挂牌督办。当地警方对羁押在颍上县看守所的江店孜籍人员逐一谈话。大约两个月后，一名涉嫌盗窃案的嫌疑人刘道胜，向警方举报同伙左德刚、陈永宣、杨士庆三人涉嫌杀害周杨，其中左德刚被指为主犯。
如今，房子的样貌与十几年前几乎没有区别。屋里昏暗，11月份已经冷得像冰窖，大床还在，床上整齐地铺着两床旧褥子。墙上仍保留着十年前贴的墙纸和开网吧打下的电线洞，但多出了几张婚纱照，左德刚的两个女儿已经出嫁，19岁的儿子在外送快递。丈夫被捕后，张玉侠为了养家，常年在上海打工，直到今年左德刚无罪释放后才回来。如今，房间的桌子上堆着两摞书，其中有《最新司法解释全集》《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全书》等好几本厚厚的法律书籍。张玉侠说，这是丈夫在“里面”看的，回家时一并带回来，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再次被逮捕。
张玉侠至今不相信丈夫杀过人。“他的心没有这么狠。”张玉侠说，偶尔有乞丐到家里要饭，左德刚盛完米饭，总要再盖上一层菜，有时候自己添的菜少了，他还会不高兴。对于杀人动机，张玉侠更是无法理解，“一个二手的空调室外机才值多少钱？俺老公那时已经40岁了，会因为几百块钱的旧机器杀16岁的小孩吗？我们俩连发现尸体的老公厕具体在哪里都不知道。”
如果不是因为儿子的事，杨中芬已经很少回江店孜镇了。2010年嫌疑人被逮捕后，她“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又累又生气”，很快被检查出癌症，转移到双肺，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书。但她“勉强活了下来”。如今，杨中芬留着短发，发尾还残留着染发后褪色的枯黄色。她好几次指了指我的长头发，说自己以前也是过肩长发，因为化疗才剪短。但令她自豪的是，头发没有掉光。“因为我不听医生的话，我做什么事都不是那么听话的。我买解毒的药，化疗6个小时以后吃下去，头发就没怎么掉。”
案发地的小村庄
杨中芬的诉讼代理人，安徽金亚太律师事务所律师郑强则认为，尸体被抛于敞开的公厕内，大粪池有腐蚀性，当年尸体浸泡40多天后才被发现，几乎所有痕迹都没有了。而从案发到侦破，花了三年时间，许多物证自然已经无法获取。但郑强相信，“本案不缺客观证据，而是缺乏比较正确的论证方法”。他分析，三名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在作案时间、地点、方式等方面可以相互印证，只是由于紧张或是自我袒护，对于具体作案细节的供述有所不同。此外，供述中如用绳子勒死周杨、抛尸在公厕等内容，均与客观现场情况符合。而司机石秀建正好可以证明三人前期的找人方式，对周杨有追撵和殴打动作，以及四人下车后只有三人返回等前后行为。郑强认为，不一定是每个细节、每个点都完全清楚，但目前整体事实清楚，已经可以排除合理怀疑。“对证言吹毛求疵，我们认为不符合证据的论证方法。”郑强对本刊记者说。
11月25日的重审庭上，出现了一份新的鉴定文书。从死者周杨双手各提取到一根毛发，其中一根毛发判断是周杨本人或其亲属所留，另一根毛发既不属于周杨或其亲属，也不属于左德刚等三名嫌犯。袭祥栋认为，有可能是真凶的。他告诉本刊记者，本案纠葛十年，和杨中芬对死刑的执着紧紧相关。若判处左德刚无罪或死缓，被害人家属坚决不服；判死刑或死缓，左德刚等人坚决不服。这生死之间的坚决对立，“只有找到真凶，才能烟消云散”。
张玉侠经历的是另一种十年。她坚信自己的逻辑——丈夫没有杀人，但不知道“去哪里说理”。她没上过学，分不清楚中院、高院、检察院都是些什么地方。在她口中，所有政府部门都是“公家”。丈夫进看守所后，张玉侠把孩子交给婆婆带，一个人跑到上海的食品厂打工。工厂里的活儿排得太满，她甚至没有时间参加左德刚案的庭审。今年6月，左德刚的无罪判决出来时，她正在厂里工作，手机锁在工厂的储物柜中，女儿打了20多个未接来电。接到消息的张玉侠高兴坏了，也很意外，“公家终于还我们一个公道了”。
左德刚的妻子张玉侠和母亲陈英
杨中芬也很想在法庭上说话。她想问的话和张玉侠一样，又不一样，“为什么又把左德刚放了？如果不是他，又是谁杀了我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