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咬定青山不放鬆——葉萬安，台灣經濟的幕後鐵漢（下）

1992年叶万安第一次返乡，最小的弟弟已54岁，老母88岁，在南京莫愁湖畔合影。（图／叶万安提供）

叶万安有一支健笔，自民国59年开始以公余时间替《经济日报》写社论，直到民国99年止，四十年共写近两千篇社论。

今年初夏，他出版五十多万字巨著《迈向经济现代化之路》（联经），是他的社论选辑，也是一部台湾经济史。其中近十万字导读是他大病之后、96岁的新作，他每十年做一个断代式的析论，里面不仅有台湾经济各阶段问题，还包括复杂的国际政经情势。老先生不用电脑。

叶万安脑袋雪亮，个性耿直。参与「第一期四年计划」时，他只是助理，到「第五期四年经济计划」，已获经合会主委严家淦授权全权策画设计。叶万安认为内阁设定的每年经济成长目标7%，太保守了，主动将此列为「最低」目标，后来这四年经济成长率最高曾到12.1%。他胆敢如此乐观预测，不是因为选举画大饼，而是经过「总体经济计量模型」反复演算，一再调整到合情合理为止。

赢得蒋经国总统信任

1978年蒋经国当选总统，因为关心经济，在总统府召开财经会谈，每两周一次，直到三年后才改成不定期召开。叶万安是报告人、记录人、撰稿人。其实，不仅如此。在第44次财经会谈之后，蒋经国要求幕僚事先给他建议，这个任务又落在叶万安肩上，他每次拟出五、六条，蒋经国几乎都会从中挑选三、四项作为指示。叶万安为了思考能够提出什么更有益于经济民生的点子，绞尽脑汁，有时候在客厅来回绕圈圈，一度痛苦到想起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灯尽油枯」之叹，后来找石齐平、吕惠恕、周庆生一起加入，集思广益。

七◯年代，对中华民国来说是不幸的「黑色十年」，但后来回头看，却是危机变转机的「黄金十年」。当时风暴连连，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2年中日断交，1975年蒋介石去世，1978年中美断交，以上四件大事都足以令台湾地动山摇，而1973、1979年又连续两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大涨。蒋经国在人心危疑、物价震荡时，在1974～78年推出十大建设，在最坏的时刻，大举用公共建设改变台湾体质、鼓舞人心。

蒋经国让台湾脱胎换骨，但他也会犯错。第一次石油危机时，「行政院长蒋经国」担心影响民生，即使国际油价一涨再涨，但他迟迟不让国内油价同步上涨，台湾成为世界油价最低的国家之一，人民毫无节约能源的观念，而国内物价仍然因为民心预期上涨，疯涨不已。第二次石油危机时，叶万安在财经会谈用图表检讨第一次石油危机，并建议台湾油价应该要即时反映进口成本。终获「总统蒋经国」裁示同意。

李国鼎会后告诉叶万安，「你等于是当面批评总统，总统没有不高兴，还接受了你的建议。表现很好」。

1984年蒋经国召开第84次财经会谈，距离上次开会已七个月，他的身体明显很差了，蒋经国与叶万安握手时，恭贺他升任经建会副主委，叶万安心里一震，「天哪，总统国事如麻，身体又这么弱，居然还注意到我这个小部属的升迁」，叶万安激动又感伤。那是蒋经国最后一次财经会谈。

主张经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

1980年代初期全球经济不景气，除行政院指示经建会研拟各种因应方案外，叶万安也主动提出贸易巨额出超因应方案、促进投资方案、因应新台币升值方案，报政院核定实施。1981～86年全球在经济阴霾中，平均每年经济成长率2.9%，台湾却高达7.9%，相当于全球经济成长率的2.7倍。

蒋经国去世前半年，1987年7月15日《戒严令》废止。同一天，立法院通过《管理外汇条例》「暂时冻结」，这是台湾政治、经济「自由化」的一大步。叶万安回顾历史上的这一天，「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日子」。

《管理外汇条例》「解严」也是叶万安「任劳任怨任谤任辱」的成果。1984年俞国华受命组阁，事先请叶万安提供对经济的意见，他立刻提出「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俞国华在立院通过人事案当天下午宣示新阁基本政策就是这九字。

落实那九字，问题一箩筐。自从1958年尹仲容提出贸易改革之后，二十年没人再推动「自由化」，当时许多产业历经长期保护，已有相当基础，当年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高关税、管制外汇等政策，已应功成身退，否则将影响到产业效率与投资意愿，甚至冲击经济发展、物价稳定。许多经济学者一再呼吁开放，直到俞国华组阁，叶万安在关键时刻踢出临门一脚。

但是，过程并不顺利，各方充满疑虑，其中《管理外汇条例》修或废，是「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重要的一步，叶万安在各单位奔走沟通，屡遭质疑，还被一位央行副总裁讥为「书生之见」。在他锲而不舍下，终获财经首长共识，央行总裁张继正最是积极，认为「越快越好」，叶万安请教通晓修法程序的政院赵捷谦组长，在他的建议下，请立法院将有关「管制」的条文「暂时冻结」，取代旷日废时的逐条修正，从此出口厂商可以自由持有、自由运用外汇所得，一般人民也可自由结汇、自由向国外投资。

「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姗姗来迟，但仍不算太晚，为台湾日后加入GATT/WTO（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台湾经济结构也因松绑而朝向高附加价值方向转变。

叶万安96岁仍勤于写作，不靠电脑查资料。（图／ ）

「亚太营运中心」变成一场大梦

但也未必好点子都可落实，「亚太营运中心」变成一场大梦，是叶万安最大遗憾。

1992年他退休了，常去大陆参访，当时大陆正因六四事件，外资却步，官方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同文同种的台商快速卡位，到处大兴土木。叶万安看到了台湾机会，撷长补短，两岸若可共好，对台湾将是大好，已国际化的台湾可成为大陆与东南亚之间的投资仲介或双方据点，台湾可做制造中心、金融中心、转运中心，对双方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将可「天下无敌」。

此时正好萧万长接任经建会主委（1993），副总统兼行政院长连战责成经建会提出「振兴经济方案」，萧万长邀请在珠江三角洲参访的叶万安回来担任顾问。

万老以他在大陆的所见所闻，主张应将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并列为「振兴经济方案」最高目标。亚太营运中心，多年前即有人倡议，始终被当空中楼阁，万老这次又再提出，几乎也被所有与会者反对，有人嘲笑素来务实的他：「万老去过大陆以后，变得越来越好高骛远了」。但连战看到亚太营运中心的前瞻性，将它自中长期目标列为「跨世纪重大工程」，指示立即规画，并自任专案小组召集人，不到一年即有二十多家跨国厂商来台做策略联盟，期待两岸尽快三通。未料总统李登辉在1996年宣布「戒急用忍」，严格限制两岸经贸往来。前台大教授杜震华是亚太营运中心研究、规画的四人小组之一，他曾回忆当时心情：「望着台上滔滔不绝的李登辉，我的心里却在瞬间淌血——完了，不会有两岸三通，亚太营运中心也没了！台湾经济，以后大概没希望了！」

三十年过去，大陆早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俨然已「不只是」亚太营运中心，而台湾本来应「至少是」亚太营运中心，却一度成为四小龙最后一名。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万老每次回想此事，都扼腕。十大建设时，蒋经国有一句名言：「今天若不做，明天会后悔」，亚太营运中心便是。

1995年大陆生产总值（GDP）才7000亿美元，叶万安在1996年预测，亚太营运中心如果可以落实，2010年大陆GDP可增加4兆美元，而台湾GDP将增加8000亿美元。大陆十五年可成长6倍？连大陆产官学界对万老的预测都觉得「不可思议」。万老很有信心，因为他是根据亚洲四小龙及他毕生参与、推动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所预估出来的。

2009年大陆GDP4.9兆美元，比他预估的提前一年完成。可悲的是，自我粉碎「亚太营运中心」大梦的台湾2009年GDP仅增加1500亿美元，是他预测的五分之一。直到2021年，台湾GDP才达7700亿美元。

2005年连战(前排左二)率团赴大陆展开「和平之旅」，与胡锦涛(前排右二)会谈，叶万安(后排右三)随行。这是两岸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在1948年之后首度见面。（图／叶万安提供）

协助健保初期规画

叶万安这个活电脑，在经建会规画全民健保时，也派上用场。当时台湾无人懂健保，叶万安推荐哈佛教授萧庆伦参与，萧教授是健康、经济专家，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研究、参与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的健保制度，他后来也是美国三位总统的顾问。萧庆伦是台湾全民健保第一期规画总顾问、总设计师，叶万安除了替国家找到国际级的专家，并负责提供萧庆伦需要的经济资料，所以，健保初期规画很快完成并提早推出。

没有人知道叶万安在健保的角色，万老自己也从未提过，对他来说，只是日常工作，但让萧万长印象极深。功而不有，萧万长赞叹「叶万安真是公务员的典范」。

万老至今仍继续投书媒体，专攻经济领域，都是用数字说话，言必有物，而且不改耿直，譬如：〈总统！您的财经数据有问题〉，驳斥寻求连任的陈水扁在总统大选辩论中炫耀的财经政绩错误百出，连政府发表的国债数字「创新高」，也被扭曲说成「创新低」。万老每篇文章都不假他人，是亲自执笔、最年长的经济评论家。

二十二年前，叶万安曾在媒体发表一篇长文，分析早期财经决策官员共同的风范与特质。他那篇文章是在李国鼎逝世百日写的，借以期勉「新政府」。现在台湾已经历三次政党轮替，那篇文章至今看来仍然充满「新义」，摘要如下：

1.即使在威权时代，财经决策官员都是一心谋国，无私、无求，为国家、为人民，绝不为个人权位考量。

2.全力追求国家现代化，他们兼具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知识的修养，心胸开阔，尊重幕僚，乐于听取各方意见，但经过强烈辩论后，只要做成正确决策，共同全力以赴，绝不会反复不定。

3.负责任、有担当，绝不推诿，绝不好高骛远，绝不拖泥带水和稀泥。

4.积极主动，敢于改革，明知困难，但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5.操守廉洁，生活简朴，公私分明，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分享台湾经济发展经验

万老退休后，终于可以回老家了，但只能哭坟而不能见到老父了。

叶万安高二时，他们家生活困难，父亲同乡介绍他去锡箔店当学徒，14岁就当学徒的叶爸爸摇头说，「宝林（叶万安小名）是要念大学的，我再苦也要让他读书」。叶万安当场落泪，更加用功，为了减轻家里负担，高二即以第一名跳级考入大学。他大学毕业后即远赴台湾工作，一别就是一生。

当年再苦也要让他读书的父亲等不到他回来，「我平生最对不起的是爸爸」，96岁的万老至今念及老父仍忍不住哽咽，这是他身为人子的此生最痛。所幸还来得及见到老母，母子相见三年后母亲过世。

他毕业四十五年之后，终于可以再回母校，上海财经大学比他念书时大多了，当年仅400人左右，现在有三、四万人。为了回馈母校，1997年叶万安夫妇与另一对校友夫妇各捐五万美元，折合当时人民币共约83万元，这在当时是很大一笔数字，一个教授月薪不到500元人民币。直到2013年奖学金用尽为止，共有325人受惠，其中一人后来成为副校长。

他始终没找到统计学恩师邹依仁，但找到经济学的启蒙老师徐宗士，徐老师高兴极了：「教了五十年经济学，终于有学生用经济学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贡献」，而这学生是在台湾开花结果。一年后徐老师病逝。

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叶万安常去各地分享台湾经济发展的经验，希望帮助大陆脱离贫困，在亚洲金融风暴及美国对大陆施压下，他对人民币应升或贬也都有准确预测与建议，他的文章曾送到当时总理朱镕基桌上。

他希望两岸「和平共荣」。马英九选上总统后，两岸融冰，叶万安在2009年乐观预测2022年中国大陆将赶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两岸合作，「21世纪，将成中国人的世纪」。他这个活电脑当时的确无法预见美国现在会以半个地球的力量压制中国从老二变老大，也不能预见台湾会像自愿一般将成「美国巨大武器库」，但那时他已提醒，「21世纪是否真正能成为中国人的世纪，两岸未来的和平发展和两岸领导人的『一念之间』或许是一个重要关键。」

他那篇文章的前言就是「或在一念之间」。（下）

（本文作者沈珮君在《联合报数位版》另有延伸作品：〈叶万安的贵人、痛与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