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鄉，故鄉】沈珮君／那殺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強大（下）——澎湖山東流亡學生血淚奮鬥史
1995年单德兴(左三)首次返乡，与父亲(右五)、母亲(右六)及亲人于祖父母坟前致祭，悲不可抑。（图／单德兴提供）
好好读书
张敏之、王培五儿孙都在美国落地生根了。幺女张鑫的孙子取名时，她儿子想把外祖母「培五」的「培」字放在孩子的中间名（middle name），想了很久，取「培」谐音译成Pearl，珍珠。不可能有更好的英译了。
眼泪变珍珠，这似乎是一个过度美化的童话，而竟然真的发生。张敏之的子女个个学业、事业有成。张彤将自己上柜的半导体公司「泰安」卖给神通集团后，2008年出任英特尔上海分公司总经理，2011年退休。他们多次回到爸爸老家，完成他奉献教育的心愿，在烟台二中设奖学金，并以受难者补偿金捐献一栋「张敏之教学楼」，请诺贝尔奖得主丁肇中题字，因为那也是丁妈妈的母校。
令人感慨的是，烟台乡亲有人激愤地对他们说：「张敏之、邹鉴是我们烟台『最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把烟台最优秀的青年都带到台湾了。而这样的张敏之、邹鉴却命丧台湾枪下。
「我爸是两岸的敌人，很悲哀。」张彤苦笑。
公视记者吕培苓曾把张家的故事写成《一甲子的未亡人》，有很细致的访谈，根据学生的回忆，张敏之「既严谨又开明」，教育理念很民主，但是，对「好好读书」这事没得商量，「有顽固不可动摇的执着」。
「好好读书」，也是我访问到的山东流亡学生子女回想父母家教时，必然会提到的。这些流亡学生对于「读书」这件事，与张校长一样有「顽固不可动摇的执着」。这种执着来自他们各自父母的殷殷叮咛，也是他们在流亡人生中一路不敢自弃的原因，而「一定要读书」的自觉，也传给了他们在台湾出生的子女。
单德兴(右)2024年春天与张彤会面，谈两人父母在澎湖的经历。（图／沈珮君摄影）
单德兴，中研院欧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生长在南投中寮乡，父母是山东峄县人，是那群流亡学生中罕见的夫妻档，他们在南投教书，从青春到白发，备受当地人敬爱。单德兴对童年记忆很深刻的是，家里月底常常穷到必须跟杂货店赊帐，但是，父母平时仍不吝给儿女买东方出版社和国语书店的注音版儿童名著，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支出。他们三兄妹自小都喜欢读书，后来统统是博士。单德兴儿子也是美国麻州大学学士、交大硕士。
读书是家风。单妈妈孙萍两、三岁就在父亲教导下认字，她到老都爱看书。单爸爸单汶在澎湖被迫入伍，民国48年在国防部「木兰计划」下，山东流亡学生可退伍复学，单汶才以中士退役，进了员林实中，三十三岁念高三，服役十年所得只有两套衣服、一顶蚊帐、一床被子、退伍金五百元。学校吃住都不理想，每到吃饭，坐在风沙飞扬的泥土地上，六人围吃一盆大锅菜，但老师热情，同学刻苦，总算可以读书了。
单汶、孙萍在小学任教之后，仍未忘记进修，五十多岁时一边教书，一边利用暑假继续读书，双双自台中师专毕业。孙萍退休前，获得资深优良教师八德奖章，八十岁病逝。2019年单家在台湾的第四代诞生，单汶跟儿子欣慰地说：「从山东到台湾，我们两个流亡学生，没有白活。」单汶今年九十八岁，很可能是澎湖山东流亡学生在世最高龄者。
1998年，陈芸娟(左)在父亲陈永昌鼓励下，获得师大历史硕士。（图／陈芸娟提供）
在国立苗栗农工任教的陈芸娟也是在父亲鼓励、支持下，从高职、二专、大学，拿到师大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题目是《山东流亡学生（1945-1962）》，她是第一个拿山东流亡学生当学术论文的人，她父亲陈永昌就是当年的学生。芸娟出生时，父亲已四十岁，前面虽已生了一个儿子，但陈永昌特别疼爱这个宝贝女儿，芸娟也极力讨他欢心：「我喜欢读书、教书，都是因为我爸。」爸爸在苗栗山区教书，买不起儿童书，暑假时把学校的百科全书借回家给孩子读。陈爸爸在头屋乡明德国小教导主任任内退休。
陈妈妈小他十九岁，他极疼爱年轻妻子，但两人仍常常吵架，因为穷。当时老师部分酬劳是以「米」代替，但不够吃，爸爸没办法借到米，妈妈从早餐店张罗到一些烧饼掰成小块煮成糊糊一大锅，含泪告诉他们三兄妹：「我一定会让你们吃饱」。陈妈妈希望女儿去当美发学徒，「洗一个头可赚三十元」，但陈芸娟想念大学，想念历史系，陈爸爸很高兴，满口答应：「只要你想念书，念什么都好」，他四处借钱也要让她读书。
陈芸娟嫁给邻居男孩，婆家与娘家仅一墙之隔，她早上还没起床就可以听到爸爸在隔壁厨房烧水的声音。即使如此近，她出嫁时，才跟着「带路鸡」走了几步，回头一看，爸爸已在门旁哭成泪人。她从小就常看到爸爸哭，「我爸爸哭时很怪，他会拍大腿，先笑，然后才哭。」爸爸看平剧《四郎探母》会哭，难过、高兴都会哭。他有一肚子泪。
她从小就觉得爸爸好苦，但一头雾水，爸爸常跟她讲在大陆流浪的故事，「我那时好小，连『大陆』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父亲哭得让她最心碎的一次，是他辗转得知在大陆的老娘去世，他严肃地准备三牲，写上牌位，跪在地上放声号啕：「娘——」痛彻肺腑。他们家顶楼有设祖宗牌位，陈永昌晚年时，有一次站在顶楼跟女儿说想跳下去，陈芸娟事后回想：「他应该有忧郁症，但我们那时不懂。」
陈永昌去世时，陈芸娟不在身边。2017年7月13日，她应国家人权馆、澎湖文化局之邀，到澎湖演讲，说她爸爸的七一三故事，讲着讲着忽然喉头堵住了，开始哽咽，正在此刻，她从台上看着台下的先生接了一个手机电话，用嘴型告诉她：「爸爸走了。」陈永昌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心爱的女儿魂灵合体，让自己的生命故事在澎湖七一三这个伤心日、这个伤心地打上句点。
一生「小心翼翼」
陈永昌一生「小心翼翼」，每一次的分别，都生怕是永别。他第一次回老家，唯恐不能再回台湾，还交代了遗言。可笑吗？当初他离开老家，以为只是出门几天，谁知就是永诀。他每件事情都做到无微不至，「他很怕一件事、一句话不对，就会被什么单位『找到』。」陈芸娟去度蜜月，爸爸再三叮嘱要把结婚证书带在身上，「你们孤男寡女，小心警察会抓」。
即使他们不是在七一三事件、一二一一惨案中直接受害的当事人，但阴影一直如影随形。现在与儿子住在龙潭「渴望村」的张天信，也是山东峄县人，儿子在半导体产业服务，也很会读书，已取得美国与交大硕士，正在台大攻读第三个硕士学位。七一三事件，张天信在现场，看到李树民被刺伤、唐克忠被拖离现场时，血自裤管流到沙地。那些血和恐惧很难从心中抹去。
当时他只有十四岁，也去当兵，他又瘦又矮，枪比他还高，最小尺寸的军服也无法穿，军方只能发给他一顶军帽，「我是全连唯一没穿军服的人」。张天信太小了，在军中充满挫折，爬树、跳马、吊单杠，他统统不会，「班长说我是个废人」，当兵对他打击很大，「我觉得人生到此没希望了」。但他一直记得「我出来是要读书的」，他靠收听中广自修英文，考上了财务学校，1970年少校退伍，1974年经过特考进了财政部，后来在支付处科长任内退休。
九十岁的他一脸顽强，很决绝地说：「我全部靠自己，我不靠任何人。」他几乎不跟孩子谈这段过去，他儿子直到七一三纪念碑立了，从新闻得知国家人权馆办的座谈、展览，从网路爬梳，才比较了解父亲当年经历过什么事。
张天信自七一三事件后，似乎不想再与那件事、那些人有牵扯，他从不去山东同乡会，也没有回过老家。但是，直到现在，他深夜还会到孙子房间去，「我要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当年就是有同学一觉醒来，旁边的人不见了，这是多深层的害怕，七十多年挥之不去。
这些山东流亡学生，几乎都不跟孩子提澎湖那段往事，唯恐把他们也牵连进去。但是，他们聚在一起就会谈，小声谈，有时候谈着谈着就哭了。
政大新闻系副教授方念萱、知名主播方念华是姊妹，她们的外祖父是当年山东省府秘书长杨展云，曾营救张敏之未成，后来积极参与平反。他是山东第一所流亡学校「湖北中学」的校长，后来继苑觉非之后接任员林实中校长。方念萱的妈妈杨澍跟山东流亡学生朱炎、张玉法、陶英惠是员林实中同学，方念萱从小就对他们名字耳熟能详，「我妈妈每次开同学会回来，都会说朱炎又哭了。」朱炎曾任台大文学院院长，他不是跟那群山东流亡学生一起到澎湖的，他是青岛即将沦陷时，朱妈妈含泪要孩子各自逃命，他惶惶流浪到岸边，乞求一个军官带他上了最后撤退的「裕东轮」到台湾。他十三岁，没有枪杆高，后来也去念了澎防部子弟学校、员林实中。每次参加同学会，想到乱世流离的日子，想妈妈，醉后的朱炎总是哭得很伤心。
这群师生「学校家庭化，老师父兄化，学生子弟化」，亲如家人，苑觉非曾身为澎防部子弟学校负责人、员林实中创校校长，替学生担任主婚人两百多次，家里永远有一大袋面粉，随时包饺子给学生吃，客厅也经常有学生打地铺。他的儿子、前台大哲学系系主任苑举正曾经觉得他爸爸是「几千人的爸爸」，不是他一个人的爸爸。
单德兴从小也看到很多「叔叔」在寒暑假进出、借宿他家，他们来时，爸妈就特别高兴，他们大人常小声讲话，不让孩子听到。2019年国家人权馆办七一三事件七十周年特展时，单德兴台北、澎湖全程听了五场座谈与演讲，才更了解那段父母噤声的历史。
他在父母身上看到七一三事件对他们的最大影响是「谨慎」，极谨慎。在两岸还没有开放交流前，父母都不敢跟老家联络。外祖父母过世二十年后，他妈妈才辗转得知，悲痛地请假一天，闭门追思，写下悔罪书烧给父母，身穿缟素百日，对自己过度谨慎而没有跟父母及时联络，痛心疾首。可怜父母直到去世都不知道他们是否活着。
陈芸娟谨慎的爸爸虽然也不敢跟老家联络，但曾请人偷偷带了一张照片回去，一个字也不敢写，他父母去世前至少知道儿子在台湾还活着。
心中有一个「块垒」，不断涌出来
朱炎一直极度想念他那挽着柳条篮乞讨的老娘，后来千方百计透过美国亲人，经过香港，辗转把他梦魂牵萦的山东老娘接到台湾，老娘快走到他的台大宿舍时，他快乐地一把背起她，一路跑一路狂呼：「娘回来了，娘回来了」。重享天伦一年，老娘就过世了。
杨展云到台湾时，只带了较小的孩子，长子、长女都留在大陆，后来费尽工夫，一家人总算在美国洛杉矶团聚。本来应是个欢乐时刻，但杨展云知道儿子加入了共产党，怒不可遏，要他跪下。方念萱回忆这一段往事时，仍感心痛：「我有一阵子对外公很不谅解，因为我大舅很可怜。在那个乱世，大舅受了很多苦，他被下放到新疆，也曾入狱，舅妈为了给他看孩子，在监狱外面把孩子举起来给他透过铁窗看一眼。」多么悲伤。
杨展云的母亲在「大跃进」饿死，奄奄一息时仰问苍天：「祢在哪？我连粥都吃不上」。方念萱感慨万千：「这是国仇家恨。我外公和我爸爸至死都不愿意回老家，不堪回首。」情到浓时方转薄，谁的错？谁有错？
单德兴祖母、外祖父母很可能也是饿死。他第一次陪父母回老家时，第一大事便是祭祖坟。四野苍茫，坟在田中，没有墓碑，没有土冢，他跪在地上，旁边烧着香和纸钱，隐隐觉得不远之处的空中有魂灵，他止不住地流泪，亲戚相劝，都没办法让这个男儿停泪，「我觉得心中有一个『块垒』，不断涌出来」，直到那个堵在心头的东西哭化了，他才终于止泪。单德兴后来回想，一方面觉得不可解，一方面觉得「我在哭时，仿佛有祖先在旁与我同哭。」
皈依法鼓山的单德兴温厚笃实，性情淡定，但在台大外文系同学替朱炎老师贺七十五岁寿时，他又一次失控。同学替朱老师精心挑选了一件防风防雨的GORE-TEX冬衣做生日礼物，单德兴致词时提到「我父母也是山东流亡学生」，泪涌不停，语塞良久，而经常为此流泪的朱老师那天反而异常平静。朱炎已经病弱，第二年冬病逝，仅七十六岁。他驾驶电动轮椅，后座搭载着朱师母，台大一景再也看不到了。
泪史，历史能不能不再有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