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狠了！摄像头违章收入 远超上市公司盈利
来源 | 公众号“功夫财经”
最近，国务院督查组在地方检查发现，河北、山东、河南许多省市在国省干线违规限高设卡，已影响到货车通行和道路安全。货车司机为应对飘忽不定的限行限高，找黄牛绕路躲限高，硬着头皮闯限行。一被抓到，罚款让人叫苦不迭。
督查组发现，这些地方大抓货车违规，是追求“局部利益和考核指标”。很快一纸通知下达，要求对违法违规的卡点进行拆除。
何谓“局部利益和考核指标”？
受疫情影响，许多地方经济困难，财政难以正常维系，“罚款经济”兴起。交通部门有罚款指标，执法比以往严，罚款比以往重，为完成此标，一些执法部门不惜违法也要创收。这算是经济承压之下，日子不好过的现象吧。
“罚款经济”由来已久，最常出现在交通执法。开车的人很多有经验，在一些路况良好的道路会莫名其妙地区间限速，司机一不小心就超速被拍；有的岔道突如其来画实线，司机动辄压线；很多指示牌不清楚，引得司机稀里糊涂走错路。
曾有媒体报道，沈海高速3374公里处摄像头，每年拍摄交通违章超过12万起，年创收2500万，盈利能力超过许多上市公司。
全国高速交通违章有多大比重是超速呢？没有确切统计。可以肯定的是，数量一定不少。许多地方政府将违章罚款当成薅羊毛，高速一再限速。2019年交通运输部回复政协委员提案时承认，“断崖式降速”和“忽高忽低式限速”确实存在，要改进处理。
今年《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发布，不规范标志和“隐蔽拍摄”设施将被拆除。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新的超速违章处理意见，对违反超速规定且未造成后果的，予以警告，不再扣分罚款。
这些都是对地方“罚款经济”的限制。地方政府为一己私利，雁过拔毛，盘剥车辆，损害全国道路畅通的便利性，确实到了该制止的地步。
“罚款经济”的根源
中央出面制止地方违法罚款，这是治标；若想根除“罚款经济”，就得对它的机制彻底改革。要使执法者真正依法办事，必须杜绝他们执法谋利的可能性。
很多人可能会反驳：制度问题不存在呀。《道路交通安全法》清楚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应当收缴分离；罚款和依法没收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看起来法律规定非常完备。
问题在“国库”二字。一般人以为“国库”是“国家金库”，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有建立国库，库款的支配权属于本级财政部门。一个县城的交通违章罚款上缴，与其说是“上缴国库”，还不如说是“上缴县库”。上缴款项如何分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基本是当地财政部门说了算。
2004年，财政部下发《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规范“非税收入”使用。政府的非税收入分成比例，“应当按照所有权、事权以及相应的管理成本等因素确定”。也就是说，交管部门可以从违章罚款“分成”，并不是子虚乌有的谣言，而是有切实的法律依据。
“分成”机制的合法性，使地方政府在管理上达到非常细化的程度。交管部门可以分成，执法人员也考核业绩。
2016年，河南南阳两名警察“抢活儿”就上了新闻热搜。一个警员只认地盘界限，其他人不能“撬活”，另一警员说“你开你的，我开我的，谁能拦住是谁的本事，谁也不影响谁，都把任务完成了。”视频曝光，舆论哗然。
其实，即便没有“分成”机制，只要罚款收入归“县库”，执法谋利的可能性就存在。很多地方都曝出，每到年底交管部门会有“罚款指标”，辅警压力很大（2015年安康市辅警“罚款任务”事件）。工商执法比平时严苛，罚款也有指标（2014年河南工商年底冲刺）。
这些表明，只要罚款收入归“县库”，财政一紧张，压力就传到一线，让执法动作变形。
首先追求公正，而不是高效
有些人会说，执法者出于利益严格执法，这没有什么问题吧？要让马儿跑，也要让马儿吃草，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至于普通民众，只要不违法，还怕管得严？
我在网上看此类新闻时，经常会收到类似评论，并且赞成者极多。持此观点的人忽略了一个问题：执法过程的双方表面地位对等，依法行事，实际上执法者的地位和话语权远超被执法者。
地位不对等给了执法者操弄空间，他们可以选择严苛，也可以宽松无视。他们解释法条，决定处罚轻重，被执法者要想申诉，成本大到令人生畏。宽严轻重之间都是利益，执法者就很难确保公正。当法治从源头被污染，人们对法律的信心被动摇，危害太大了。
“摄像头赚钱”不只中国存在，欧美国家也常见。2010年，英国伦敦一处道路监控被曝出，由于交通指示信息混乱，一个摄像头成了“印钞机”，三个月时间创收200万英镑，司机大骂交通部门无耻。
2014年，美国密苏里州一小镇发生骚乱，很重要的原因是：当地“罚单经济”肆虐，两万多人小镇，年罚单将近1.2万，且罚款极高。
黑人年轻人交不起罚单，只得变卖家产，最后愤而打砸。最后密苏里州通过法律，将以创收为目的的罚单视为侵权，并对当地交通罚款作上限规定，超额部分由州政府支配发放。通过这些改革，“交通恶政”这才解决。
如何破除“罚款经济”
除了交通罚款，其他领域也有“罚款经济”的迹象。
最近，湖南省慈利县一名办案民警被举报，此人在办案时被录音“开始我的初衷是搞个千把万两千万就行了”，“实际上我办这个案子的初衷就是想搞点钱的”……引起轩然大波。
该民警辩称，“搞钱”指的是上缴违法所得“罚金”。先不管其是否恶警，按照他的辩解，警察能从办案罚金中获得分成，岂非更加恶劣？司法领域的“罚款经济”，后果将比交通领域严重得多，不能不引起重视。
解决“罚款经济”问题，可以多项并举：监察部门要倾听民意，媒体可以监督报道，民众的举报申诉途径也要畅通。
但这些举措只是外力，想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得消弭公务员的谋利机会，不妨考虑以下几项措施：
1、罚款不能为罚而罚，政府应从以罚款优先赔偿/补偿受害者。这对受害者来说才公平，利于平复伤痛，化解矛盾，使社会恢复如常。倘若受害者不能首先获得抚慰，其他人借着他人伤痛反而获利，谈何公道呢？
2、罚款应当独立设置，用于解决问题。比如交通违章罚款基金，在维护好因交通事故的伤害同时，可以用于改善道路状况，减少事故发生；也可以用于公益目的，比如抚慰交通伤残人士，用于道路安全教育，等等。
3、罚款不应笼统纳入当地“县库”，而应专款专放，专门审计，第三方管理。此项基金每一笔来源，都应清清楚楚，有据可查。基金丰俭情况和执法者业绩无关，和当地经济状况无关，不能挪作他用。执法者收入应由税金给付，而不是自己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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