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2022年:一位普通台湾人的大局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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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至今,11月26日因为北京多个小区无故封区,多个小区发起抗争。紧接着没过两天,我们小区某栋出现疫情,封楼管控,大家也配合。

尽管当时我们这栋楼还未出现确诊,但接下来的日子我和阿竹(作者的猫)深居简出,素日习惯在楼道巡查的阿竹嘤嘤嘤地哀求着,苦苦挠门,我跟他普及了新冠病毒的传播性。

紧接着大量出现十混一阳性,小区轮流封楼管控,开始倡导非必要不核酸,附近核酸点全关,但要上班的社畜们仍然满大街寻找核酸点。于是核酸点又恢复,结果又不断出现十混一,一旦出现十混一又得封楼,封楼社畜们又无法上班,陷入这样一个闭环:

核酸关→上班要做核酸→核酸开→有确诊→封控→确诊太多核酸关→大家上班要做核酸→核酸开→确诊→封。

记忆中12月6日,邻居们还在小区群讨论会不会被拉去方舱,紧接着隔天,北京突然宣布放开,且程度堪比「与世界接轨」。

一开始放松,街上多了人,紧接着如同各位近日在互联网看到的:阳气一片。我所在的北京各群,讨论的,全是「我第二天了还39度正常吗」、「我铲猫屎的时候闻不到味道正常吗」、「我感觉我家狗子都病了」。

先跟大家介绍我的体质:每年在北方的严冬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处于喉咙痒(严重时会肿到说不出话)、流鼻涕、卡痰、打喷嚏的「常态」,在其中又有一定概率会体温升高、头晕、头疼。

放开第一天开始,如果身体没有异常,就戴上口罩维持正常生活:去无人的超市和商场、去打折的优衣库买毛衣(一人包办了所有试衣间)、去买咖啡、正常工作。因为有外出,放开的前两周每天测抗原,而且「戳」的一次比一次狠(我怎么可能到现在没确诊!这不可能!一定是我捅得不够深)。

邻居们以惊人速度确诊,原本的小区维权群变成病友交流群,确诊者在上面分享信息交换物资,仍在阴间的人则感觉病毒顺着wifi爬进屋来。

前几日,平日就不太爽的喉咙肿痛了、伴随鼻塞、流鼻涕和困倦,感觉自己「终于来了」,于是足不出户,把运动饮料、热水瓶、药物、体温计、电脑搬到床铺旁边准备打持久战。体温一度升高到37.8,但约一个小时就降到37,然后就没再发烧了。

病程大概五天好转,有三天喉咙肿(肿到吃不下饭),剩下的时间都在鼻塞和流鼻涕。本人是抗原阴性体质,始终没测出两条杠(短暂发烧时也测不出来),但五天中有两天因为擤鼻涕太多、鼻子破皮流血太痛,没测抗原,鼻子「修复」之后测了是阴性。

自始至终都在猜是感冒还是确诊。若是后者,那或许是幸运地症状较轻,于个人感受而言是不罕见的类感冒症状(当然确诊有后遗症风险)。不论如何,我会继续戴好口罩、做好消毒、好好生活。

一些读者朋友可能会以为我是「放开派」,因为之前封小区时我去争取过,但其实过去三年,我不断跟台湾朋友讨论两岸防疫,被认为是「清零派」的次数恐怕多过另一派。

无可否认,又「自私」地说,12月7日,北京放开那天,心底某块大石头,落地了——但那日的心情,与这三年来的事情,环环相扣。

●「大局」

从2020年到2021年,台湾对大陆疫情的态度处于这样的演变:

大陆好可怕→台湾怎么也这么可怕了→观察大陆的疫苗/方法/情况→混乱爆吵期(包含:台湾疫情防控像不像大陆、哎呀别管像不像了有用就行、WHO也认可中国疫苗了啦等内容)。

2021年台湾Delta疫情严峻时,每天跟我家太后语音,背景必定伴随救护车的声音。我也会不断幻想着「如果父母突然出现意外」的情境。在这三年防疫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台湾都奉行清零政策——有一位外国朋友在跟我喝咖啡时,知道台湾曾经会给入境人员「入境检疫系统」,政府会监控一定天数的防疫追踪时瞪大眼睛。

「台湾是民主体制啊?这是违反个人隐私的。」很「西式」的问题。我笑道,台湾对这个问题的民情大概夹在「西方」和「大陆」中间吧,奉行的是「实用型自由」。

平时当然会喊着「政府不能监视我」,但在惜命的情况下另说。

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挺长一段时间,台湾和西方媒体上有许多声音认可了大陆的防疫成果。令台湾民间及媒体再次回到「大陆好可怕」的原点,是2022年3、4月,上海开始封城——在上海封城的同一期间,台湾放开了境外来台的管控,也就是大家认为的「共存」。

台湾对上海封城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冲击,但自身也迎来了非常强烈的阵痛。

有一位只身在上海的台湾朋友那时非常痛苦,用了一个很激烈的词——「好想回台湾,物竞天择算了」。

与此同时,台湾家人和朋友也不断告诉我「放开的阵痛」:大家不敢出门堂食、惧怕后遗症、对家里长辈的担忧、甚至有人不敢送孩子上学。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台湾在网路上的主流民意是支持政策放松的,甚至有不少年轻人认为「放开得太晚了」,保守如我父母批评的点也并非「共存」,而是「政府准备得不充分,不然死亡人数可以再下降」(后来北京放开后也有许多人这样说,我想不论如何当第一时间遭受冲击,人民都很难认为「我们准备好了」)。

台湾没有存在太激烈的「清零还是放开」争端,因为人民普遍接受不了大规模且长时间限制人口流动——套句我朋友说的,「不让去便利店?台湾人要崩溃」。

以上种种,都使今年上半年,还在新闻业的我不知道、也不想谈防疫。因为我看到「清零」和「放开」各自残忍的一面。

在台湾的家人朋友,听着我描述上海封城时的一些乱象,会一边摇头「真可怕」、一边告诉我「你知道吗?台湾今天死多少多少人,老百姓其实自求多福」,

面对上海朋友,我又会成为那个让人讨厌的「大局怪」,在心里纠结「如果按照台湾的方式,扩展到整个中国大陆,确实会很麻烦」、「但这病毒也封不住啊」。

大陆的防控取得一定成效,然而这种模式又极度仰赖基层治理,基层素质成为各地防疫成败、决定个体生死的关键因素。加上,没有人敢「防疫不力」,极端事件不断出现,一再一再,拉扯我的神经。

一方面,我尝试想着「整体和大局」:各地医疗条件差异这么大、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死亡率多少多少,放在十四亿人中死亡数大概会是多少多少、可能也在观察台湾和香港放开后的数据。

另一方面,作为个人,我内心的恐惧不断累积:各种防疫乱象为何无法被制止?为何一直发生?烦死了!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坦然地说,我对这些防疫乱象的烦闷,超过了对家人身处Omicron肆虐下的担忧——那时我不断想着,若爸妈生病,得跪求社区人员让我出去、用微博哭嚎;和毫无阻碍地出门就医,但医院爆满,哪种情况更残酷?

做新闻的朋友不断告诉我不能深陷个人情绪,要适时抽离,可以当一个「观察员」,观察现在社会的情绪变化,因为这是一个特殊时期。是,我明白!

2022年,我真的不断在尝试理性、理解、观察、分析。

但许多情绪,是你告诉自己再多「大局」,都无法消化的。

从上半年到下半年,我的这些情绪,没有纾解,而是不断堆栈。

●「个人」

在今年的疫情防控,我焦虑最多的,就是可能来临的「阿竹保卫战」。

过去三年我一直处于非常绷紧神经的状态,因为怕一但确诊,阿竹可能被「无害化处理」。特别是当2022年传播力非常强的变异病毒来袭后,我的恐惧、焦虑和不满急遽上升。

上海封城与台湾「共存」同时发生,我丝毫不觉得台湾政府做得多好,但又无数次陷入「如果不把阿竹带回台湾,等他跟上海的小柯基一样被打死,我得多恨自己」的情绪里。我下单了大白防护服,以防发生万一、可以「假扮」防疫人员把阿竹偷运走。

我开始不断想像如果我虚胖的身板确诊,我得多声嘶力竭才能救下阿竹?每次核酸对我而言都像是一次「阿竹是生是死」的命运转盘,我知道有部分地方对宠物很好,我知道不能一概而论,很多人跟我说「北京不会这样啦」。

但我不敢保证自己幸运。

与此同时,我开始很愤怒:我明白要保护老人小孩,我配合防疫政策,说隔离就隔离,甚至如果去方舱乃至要到我家「消杀」都认命,邻居有老人小孩嘛!被损毁的小米电视什么的,我重买,木头地板房东重铺。(房东听到这话脸绿了一半)

只要让我有时间安置阿竹就好。只要不要「无害化」阿竹都可以。

为什么我连这种「卑微诉求」都不能?为什么我连「我的家人不要被杀」这种基本安全感都无法达成?2022了,全世界谁因为变异病毒杀猫打狗的?杀了阿竹、围上栅栏、装上铁门,可以防止病毒吗?

我知道防疫人员辛苦,平时笑脸相迎、鞠躬说谢,但因为网路上层出的事件,我不否认心里对他们亦有深深的防备。

我就这样一直陷在这种情绪里。

互联网上的随便一个时事热点,都想酸上两句。我感觉自己像个高压锅,憋着焦虑,无处可宣泄。就像几个月前一位来北京出差的台湾记者朋友表示,「感觉整个社会在压抑着一股情绪,迟早爆发。」

于是,当北京这波疫情开始,我看见小区楼下装上绿色栅栏的一瞬间,我爆炸了。因为我第一个反应是——如果我确诊,这帮人一定会「无害化处理」阿竹。

我不是第一时间反弹的少数人。对于无故封小区人们的反弹,从二环到五环外。我想着几个月前上海封城时,我的朋友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北京不会封城」、「不会有那些乱象」、「这里是北京」。

这里是北京。

北京开始封小区时,或许大家或多或少,都想到了上海和被封一百天的城市。

后来我好几天把自己封在家,反锁大门,谁敲门都不出声,跟躲债主一样。

比起很多封控一天、一天没工资的人,我只是陷入「阿竹保卫战」——「只要担心猫」这个事实可能已经足够「奢侈」。

我知道有人会说我很幼稚、太个人主义、「死者不会说话」。

但放开后,比起经济会不会更好的期待,我只有」阿竹不会被消杀了」的放松。

放开后互联网上舆论嘈杂,但就我所在小区和各群的感受,人们已经足够冷静和有秩序,大多的反应是「面对吧,我们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有老人和孩子的也会表达担忧。但在网上不断有人传「某某某好了之后几天后又复阳了」、「日本有地狱犬」(同时期忙着订机票去日本的台湾朋友都一脸困惑:地狱犬是啥?)——确实很像半年多前台湾刚放开时,人们的焦虑和恐惧。

为什么放开防疫?理性上我认为北京难有长时间封城,外加病毒封不住,只能如此,与部分人的抗议无关。

但在感性上,当北京人民平均体温39度时,我也不断胡思乱想——如果上海那时就开始跟民众科普病毒和确诊者如何居家,给大家时间准备药品,现在大家是不是更能冷静呢?

如果再早或再晚一点放开,情况会更好吗?

「如果那些极端的手段能被制止,是不是大家还能耐心配合防疫到明年春天?」这个,是我在北京放开第一周、看着空无一人的商场时,很真实的想法。

●我们回不到过去

不论如何,如今去争执「封城还是放开」谁比较聪明睿智,根本没意义了,病毒可能短暂封住——花上高昂的经济代价。不可能在未来几年,每个一线城市轮流、甚至同时,封上两个月。

两种模式各有各的残忍,也各有各的「正确」。互联网不喜欢这种两面讨好的话,但看过今年两岸的情况,你会真心这样认为。就算是我身边不喜欢大陆政府的台湾朋友,在讲起防疫时也没用「哪边就是更好啊」这种优越态度,反而大家都是一句叹气,「没办法啊」。

台湾的放开,亦是无奈之下、没有更好办法的选择。

我父母和姊姊在台湾都没有确诊过。但我祖母数个月前新冠确诊过世,九十岁。尽管生前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但对家人而言都是遗憾。

台湾从「共存」至今,人们被迫适应了「就是会持续有人确诊,甚至长辈死亡」的「新常态」,从恐惧走向去日本泰国旅游。很多大陆网民问,准备好轮到自己家了吗?我在去年就准备好了,也跟家人讨论过了。

现在台湾的大街上,人们还是紧紧地戴着口罩,我爸妈连去公园都不曾摘下。所谓回归正常,也回不到病毒出现之前;所谓放开,也不过是另一场挑战的开始。

我很怀念2012到2019的那段时光,纵使曾经失业、卖内衣、用几千块的薪资活在北京,但那时整个氛围都给我一种「在这里努力一下,未来还是可期」的感觉。短短几年互联网产业崛起,在大陆做媒体的小年轻能得到比台湾十几年老记者更好的待遇,和机会。

今年我老跟朋友感叹,「活了三十三年,今年是第一次看见台湾人对经济的信心高于大陆的」。

更有诸多负面舆情:从失业率、到电影院放映的外国片数量大幅减少。唯一正面的是,我周围在这里的朋友们不论是台湾还是大陆的,都认为,这是阵痛,总会往前走。

我们回不到过去,但也会有新的篇章。

而最近一个月,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有纠结、有冲突、有「终于还是走到放开这一步」的放松或无奈,无疑也是一个特殊时期。作为在北京十年的台湾人,还是收获了一些惊喜。

我此前一直告诉台湾朋友,北京很多人很习惯生点小病跑大医院,大家到时一定很恐慌,自顾不暇。但在我所在的小区,几百人一栋楼的商住混合楼,一个月前都还是陌生人的大家在群里互帮互助。

因为几个月前姊姊有从台湾寄感冒药,所以我没有缺药品。而我作为「抗原大户」(十一月就买了抗原,外加公司给了一些),也分一些去给邻居。

有人互换了药品。有人把家里多余的药分给原先陌生的人们。附带一提,本小区需求最旺盛的两样产品为抗原和温度计,我的温度计就是从邻居那里买的。

大家相互聊天鼓励,呼吁「扔的垃圾要消毒,以免传染给环卫工人」,并分享各自的家庭疗法(我被种草了姜汁可乐)。

12月20日,据小红书分享,三里屯恢复了一些人潮,恢复健康的人出去逛街,持续阴性的人犹在害怕,虽然抗原阴性、但仍处于「身体恢复期」避开去公共场所的台北笨蛋在抓耳挠腮写公众号。

有什么是除了疫情之外,今年我的新体悟吗?还真有。

今年认识一位可爱的外国大哥,一听到我是台湾人,会先入为主地跟我讲「他觉得台湾人爱听的话」。这情景过去我碰过多次了,新认识的大陆朋友偶尔也这样——并无恶意,单纯想跟你拉近距离,并且表示「我们是一队的、我懂你们台湾人」。我并不喜欢这样,有种被看轻的感觉,我三十三岁、好歹有好几年媒体工作经验了,别整这些!想好好讨论政治或新闻,就好好说!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表明「专业态度」后,对方往往会进一步讲出自己在大陆更深刻的经历和理解——与刚才那种「我们跟台湾人是同一阵营的喔」的轻率态度完全不同。

在跟这些可爱的家伙聊天时,我一再一再,将这些年对大陆的理解,透过口述给别人重新整理了一遍。也一再一再,发现自己跟前几年相比,有哪些新的想法。

对于做媒体的人而言,这都是一次次日常训练。

由于工作需要,我采访过很多各行各业的台湾人。有人天生聪明,又从小成长于台湾第一学府附近(传说中的学区房),早早地对中国大陆甚至是马克思主义有了认识。但更多人跟我一样,被动地、稚嫩地,从「大陆原来是这样」的一惊一乍中逐渐成长。

今年的我,常常一边看新闻一边在家原地转圈,「到底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到底接下来会怎么走」?如今也这样过完了一年。

「今年所经历的事情,会变成未来的养分」,这话非常鸡汤,但也确实如此。

我们都回不到2019年了,2023年也未必腾飞。但——明年台湾将预热选战,还可能选出赖清德当下一任领导人呢。

未来或许可怕,但也挺值得一看的,不是吗?(郭雪筠/台北女孩看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