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在大陆》第一位出家的北大校友（下）

北京户口得之不易

由于这样的不平等现象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全国除了北京、上海、天津以外的家长与考生，都深感不公，所以时有上访，起诉教育部的事情发生，但是有没有效果呢？从目前看起来，这些抗议都是毫无效果的。大家只要在网上搜一下有关高考录取制度不公平的报导就可以发现，大多数的文章都不敢直接抨击这个极不公平的现象，甚且有些个代为洗地的评论，读来荒唐可笑，作者们意图侮辱读者智商的用心，昭然若揭。这样的歧视待遇，肯定与社会主义建设毫无关系。但没办法，制定规则的人，多数住在北京，所以一般老百姓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抗议，而是加入他们，想办法获得北京户口，也当上首都的居民。但是北京户口岂是轻易可得的，有些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人，干脆就把小孩直接送到发达国家去受教育了。

上面所提到的还只是教育资源部分，北京市与其他省市在其他部分资源的差距，不管是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仍然是「多的不可胜数」。因为其所涉及的层面实在太广，而且这其中「华人的国民特性」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笔者在此暂时不能申论。简言之，明海是一个来自湖北乡下的渔民子弟，八九学运刚过两年后的北大毕业生，若是没有过人的才华，绝对不可能被组织分配留在北京工作。

台湾的读者由此便能知道，大陆的学生要考上顶尖大学有多么的困难。特别是在八零年代，大家还是一穷二白，一个乡下孩子能考进北大，感觉上就不只是鲤跃龙门了。在农民的想像世界中，北大的学生那还了得，毕业后肯定是前程似锦，至少也能当上个县委书记。

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来自农村的北大人，身上承载的不仅仅是家人的殷切期望，甚至是整个亲族与全村的荣耀。北大学生放寒暑假回老家时，享受到的最基本待遇，就是随意在村子里转转，也能感受到自己走路有风。北大学生睡过的枕头，要是愿意借给别人家的小孩睡一睡，都可以算是一件人情了。

瞒着父母落发出家

诸位想一想便能明白，明海法师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以全湖北省第二名的高考成绩考进北大，毕业之后，又取得了北京户口。他想要出家，你说他的父母，他的亲戚，甚至是全村的村民，能答应吗？以大陆的当时的情况，就算是把苏秦、晏子、东方朔这种具有「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顶级沟通能耐的人给找来当说客，也肯定是说服不了他的家里人。那明海怎么办呢？他是自己一个人悄悄的来到赵县，在当时还非常残破的柏林禅寺里落发出家。他并且给自己题了一副对联：「随缘消旧业，发心当和尚。」

道心坚定劝说父母

不久之后，明海法师的父母还是知道了儿子出家的事情，立马就从湖北找到河北赵县的柏林禅寺。他母亲见到明海法师顶着光头，穿着袈裟，哭的是死去活来，非要儿子还俗不可。明海法师心意已决，与父母沟通无果，决定自断手掌以明心志，他母亲因为心疼儿子，害怕明海法师真做出自残的事情，只得暂时答应。可是他母亲终究不愿意自己儿子在这么个破烂不堪，荒凉寂寞的寺院里吃苦受罪，所以过了一段时间后，还是反复要求明海法师跟他们回家。他的父母认为，即使是打渔，也比留在这个破寺院里强。明海法师心中虽然两难，但是道心坚定，最终还是彻底地说服了他的父母，让他们接受了儿子出家的事实。

这大学生跑庙子，对人生的意义进行深刻的求索，在台湾社会是比较常见的。八零年代的大陆，整个社会洋溢着一片向西方求知与自省的风潮，当年的知识追求，带有很强的反省色彩与情绪性，知识界从极左转变成向西方学习，有其历史成因。中国的法学界特有的「法理学现象」，就与上一世纪八零年代的时代背景有关。然而不管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还是在官方的影响下，到了九零年代之后，东风又压倒了西风。

华人社会一直形成不了理性的社群，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尤其薄弱。在这一点上，台湾社会虽然貌似自由，但是在根子上，从未逸出华人社会的底色。台湾所谓的「进步」思想，或「进步」学者，实际上与「进步」没有太多关系。许多人不过是沾染了一些洋气，本质上是「揣着糊涂装明白」。「两岸一家亲」不必从基因上费功夫论证，两岸华人所共享的仍是同一个「文明体」。台湾有些人很愿意嘲讽大陆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我只能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过这五十步之遥，不能说没有意义。大陆的不公平现象，确实非常普遍而且严重，应当尽早改革。

为什么非出家不可

总体说来，相较于西方文明，华人的哲学思辩能力很不足够，社会上对一个北大高材生出家的反应，只能是震惊与不解，再加上一些胡乱的猜测，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低级趣味，享受着八卦他人的快感。至于明海法师为什么非出家不可，他的决心从何而来？他内心深处的想法是什么？多数人并不了解，或是说也没有兴趣了解，而这多数人不想了解之处，恰恰是最要紧之处，同时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需要着急反省之处。

（《渡尽劫波两岸情缘》之三十二）（王冠玺／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