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彦专栏》公权力的道德考验

京华城弊案延烧，图为目前的改建工程，仍持续兴建。（本报资料照片）

京华城案沸沸扬扬，人们经常讨论的就是对价关系，检方也从这个角度切入，想耙梳出相关人等的「金流」。追本溯源，实因政府机关掌握的公权力巨大，容积率的核定牵涉到上百亿元价值的出入，而掌管权力的公务员，月薪在数万元到十数万元之间，巨大的权力与相对微薄的薪酬之间的不对等引来了道德灾变（moral hazard），把持不住的，公务员被动收贿；食髓知味者甚至主动索贿，玩法弄权，借端藉势，压迫人民、宰割厂商，沦落到道德熔断（moral meltdown）。

俗话说：「官不在大，有管就行」，也因此，警员与税务员经常受到「道德风险」（moral crisis）的考验，属于显性对象，政府机关也设有政风单位或内部稽查予以防范。

另方面，政务官的从政目的经常是「与民牟利」、「为民兴利」，拿捏之间须依法行政，但政府法规通常防弊重于兴利，法条多如牛毛，深文周纳，绑手绑脚，寸步难行，也就产生「苛政猛于虎」的现象，政府服务人民的少，管制人民的多。民选的县市首长与民意代表经常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才能赢得选民的爱戴，连选得以连任。而选举烧钱，在这过程中，原本的好心好意，想为人民兴利除弊的良好美意却也可能遭逢道德风险的考验，而中央与县市政府中都设有一个正式机关为政务官把关，那就是「研考会」。

「研考会」全名为「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执掌各部门政策整合与分工，长官若能重用善用，能起很大的作用。例如，蒋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时、陈水扁担任台北市长及中华民国总统第一任时都很能善用，因而改造政府，也推出新政策。但如若将之投闲置散，其功能也就聊备一格，有人戏称为「聋子的耳朵」。

回头检讨柯文哲担任台北市长任内若有善用研考会，或可避免目前京华城疑案的处境。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来想像柯市长，当初起心动念或许是想要藉民间提议的京华城改建案来翻转南松山地区，增加城市韧性，或成为智慧城市、永续城市的新标竿。市长的标准的作法应该是由研考会先行「研究」，再来进行「发展」，完备法律，进而整合政府的人事与组织，然后施行，并根据所拟定计划进行追踪管考。

这「研究、发展、考核」就是研考三部曲，柯市府如果经过这样的步骤，不仅会合规合法，也实质完成了「程序正义」，今天柯市长及副市长等人也不至于「跳到黄河洗不清」。

总结而言，有三个不对等造成道德危难：一、资讯与知识的不对等，二、权力不对等，三、报酬不对等。市长、公务员、议员与厂商彼此分别处于上述各条件翘翘板的两端，很容易失去平衡，最糟的状况就是道德熔断。京华城案沦落到哪个程度还有待法院分晓。

（作者为前台北市研考会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