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人物所不了解的科学与民主真谛

殷海光（右）与遗孀夏君璐（左）于民国38年在台湾重逢后第一次正式合照。（本报资料照片）

如何启蒙 怎样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殷海光若有所思地道出五四运动就如同他的同辈一样已是中年之躯，能否作为年青人的表率，仍犹待努力。作为社会中坚分子的中年一辈，需要承接上一代人未完成的志业，与年轻有为之士共同推动「文化建国」的工作。三年后，殷海光再度为文纪念五四，这篇文章可谓是殷海光对于五四运动论述的集大成者。殷海光先就怀持传统主义和激进主义者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进行介绍，继而说明五四运动所承载的反偶像主义（iconoclasm）特征。抑有进者，殷海光针对五四时期人物的思想进行品评，认为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人只知一端而不知其他，经常将思想偏执于光谱一端，以致提倡科学的结果是将「科学看作唯物论或科学主义（scientism）。推行西式民主的结果更是悲惨得很。」殷海光于此展现出与五四知识人的疏离：

许多人说五四运动人物的思想浅薄。我认为这是几乎不用提的。如果将近五十年后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觉得五四人物的思想深厚，那么真是太可悲了。

殷海光进一步说五四时代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开端，科学与民主的确是中国不可或缺的价值标尺，但五四人物显然并不了解科学和民主的真谛。再过一年，殷海光写下人生最后一篇关于五四的文字，在〈五四的隐没和再现—为五四运动五十周年而作〉这篇文章中，殷海光全然从学理的层面分析五四，讨论参与历史事件的有无，如何影响对历史事件进行科学的认知。殷海光的这篇文字仿佛为自己一生尊奉的「科学方法」进行回顾，先是以罗素思想的伟大开笔，最后则以波普尔（Karl Popper,1902-1994）引用柏拉图（Plato,ca.427-347B.C.）的论旨告终。「五四运动」成为殷海光论证「科学方法」的实例，于是陈独秀的科学观是「科学主义」，科学成为宗教；胡适的科学观受历史主义的支配，「科学方法」缺乏严谨性，只悟得「归纳法」一端，终生局限于考证之上。对此时的殷海光来说，「五四运动已成陈迹了」。

研究殷海光和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自成一家言的何卓恩，认为殷海光对于「五四」的诠释以1957年作为分界点。在1957年以前，殷海光谈论「五四」是用于「反共救国」的论述；在1957年之后，殷海光成为一名完全的自由主义者，开始明确以启蒙标志五四，以五四为启蒙旗帜，进入激烈论政主导启蒙的时期。本书部份同意何卓恩的论断，然而，若是细绎殷海光的文字，至少到1959年为止，殷海光对于「五四运动」及其遗产的论述，仍是在「反共救国」的范围内打转，比如在〈展开启蒙运动〉（1959）一文中，殷海光仍说「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团结反共」。殷海光纵使有对台湾当局的批判，仍是点到为止，以呼吁的文字居多。至若殷海光是「五四的儿子」或「五四后期人物」的指称，本书认为殷海光应是一位「后五四时期人物」（post May-fourth figure）。后五四时期的这个“post”的意思是说，殷海光所身处的时代，由于世界局势和政治情势的变化，已经远离了五四时代诉求的基本命题，甚至可以说五四已经过时了，一个新时代已经降临。殷海光其生也晚，无缘亲历「五四运动」这出历史事件及其余波，年纪稍长，当年参与「五四运动」的弄潮儿因各自心有所属的「主义」，也早已悖离「五四运动」的舞台。诚如论者所言，殷海光之于五四，一直是其所言的「离隔」（detachment）历史事件的形式，是在书斋之中心领神会、同跃共动的「运动」。到了殷海光晚年，《自由中国》集团早已不复原初的模样、几近解散，胡适也安眠于中央研究院。殷海光在〈五四的再认识〉和〈五四的隐没和再现〉诸文中，便明确地表现了其与五四之间的距离，对于五四时期人物的批评和针对五四的反思，在在显示了殷海光与五四的断裂。我们不能因为殷海光攻击中国的传统、提倡民主与科学，便顺藤摸瓜地说殷海光与五四的思想有密切关系。以五四为中心的观点来看，后之来者自然会觉得殷海光的所思所为与五四时期的诸般论述有些关连，但这些关连其实是零星且片断的类似概念。（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