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忠/小心!贪污与酒驾 你我可能都是共犯

文/叶文忠

几个月来,全国正为着两件令人发指的事捶胸顿足着。其一是林益世的贪渎,一件是酒驾断魂。愤怒、悲痛、无望的气氛包裹着社会,和大家一样,我思考着,这两件令人痛彻心扉的事,为何永远断不了根?

说穿了,一切都是文化。一个根深蒂固又改变不了的文化。

阿扁锒铛入狱以来,或许大家都认为,政党轮替了,官员们定会深自警惕,贪污一定会逐渐减少,怎知林益世录音带曝光,大家惊见政客的那张脸,比国剧脸谱还花。

中国五千年历史,社会总是这样轮回着:战乱不断、割地为王、全国一统、励精图治、升平盛事、刚纪败坏、穷困再起、战事再发。起头是百姓求生存,结尾又是肚子饿了。俯瞰整个历史,穷的年代比富裕的年代多,为了生存,所以怕穷。年代丰足了,更怕再穷。平日咱们街坊邻居招呼时总会说「吃饱没?」那正是苦难年代「求生存」的残存记忆。

古有“明训”:「杀头的生意有人干,赔本生意没人做。」追求财富,是确保生存的概念,形成不断追求的习惯,那习惯就是「贪」。而累积财富最直接的手段则是行使权力来交换。没有权力的,找有权力者来协助;有权力者直接敛财,后门永远比大门畅通,两者千年来总有牵扯不断的关系。一切都是权与钱,永远生生不息。

我常听到纯朴乡亲们教孩子的话,「好好读册,以后才有法度赚卡多钱!」这话没有对错,穷困的年代,那是面对生存竞争的无奈,但深层的意涵:把书读好,是为了「能换更多的钱」。就像是一种潜意识的催眠,我猜幼年三级贫户的阿扁,可能也接受过这样的薰陶,否则怎会大三就拼上了律师,还没毕业就先拼赚钱?

「交换」是生存的法则,「交换」的具体行为则被正名为「红包」。婚丧喜庆的「红包」能交换平安、吉祥、福气白包能换得伤痛抚慰。拿钱办事,给钱求事,是红包文化的延伸。陈启祥送钱求事;林益世拿钱办事;扁家后门巨商络绎于途,正是这红包文化演化出毒瘤。多年前,妻舅车祸重伤脑部,要动大刀,丈人忙着准备红包与茶叶医生,医生安慰丈人说,「救人是我的本分,红包我不会收,茶叶我拿了,否则你心不会安。」一句话,点出红包文化根有多深。君不见,就连祈福讨平安,神明都是「收钱」办事,台湾一年要烧掉多少金纸?给红包,本来就是我们从小就学会的交易方式,自然而顺理。你我遇到麻烦事求人助的时候,脑袋里有没有曾经闪过一丝「送红包」念头?一个巴掌拍不响,是谁宠坏了那些有权势者

而喝酒,本是人类自古就有的交谊行为,高梁发酵成高粱酒;米发酵成米酒、绍兴;麦发酵成啤酒、威士忌酒精本是农业生产后的副产品,酒精使人醺悦而助兴。孔子说「揖让而升,下而饮」,李白也说,「唯有饮者留其名」,“饮”成了与人类文明过程共存的活动。这也说明,喝酒原是风雅之事,三餐的余兴,是凝聚亲友热度,促进人类社会感情交流的东西,但台湾为何就能喝出那么多的酒驾断魂事件?

胡志强建议酒驾连同劝酒者并罚,是的,错就错在这「劝酒」文化,美其名叫劝酒,其实是「灌酒」。会喝酒,正因喜欢那微醺的感觉。但到了微醺阶段,正是理智失守的起头,错过了,接着就是酩盯大醉,回不了头。偏偏劝酒文化是历史传下来的,中国人喜欢大口吃肉,大碗喝酒,「酒量」是能力的展现。台湾不缺灌酒的口号,「干杯」、「乎干啦」、「干拜」、「打通关」、「罚三杯」,而划酒拳像「棒打老虎鸡吃虫」这类的仪式,更不知有多少套?这可是老祖宗从汉朝便已传下,更狠的,将烈酒杯浸入啤酒杯中,一饮而尽的「深水炸弹」,无一不是为了灌醉而玩的饮酒游戏,谁先倒谁就输,没倒的叫「千杯」叫「豪杰」。没有这些灌酒的仪式,或许就会少了许多公祭。

酒精的需要量,和年纪有关,年纪越大需要麻醉的事情越多,于是越灌越凶。我们常看见外国片里老外们喝酒,大概皆以心情烦闷时会灌酒,台湾则是为了表现勇猛而灌酒。酒局上,少不了几个交际型的人物专事灌酒,却多数没有收钥匙的清醒客。外国人想让自己醉,所以喝醉;台湾人总自以为不会醉,所以最后醉成一滩烂泥。醉的人,认定自己没醉,更想自己开车,所以祸端不断。灌酒是文化,喝醉是习惯,肝硬化则是附赠的抽奖活动。你劝过酒吗?

文化有好的,也有该屏弃的,改不了的只能靠制度靠法治。红包,给小孩就好,不要给“大人”;喝酒,赴酒约时不开车,不灌人酒,这是杜绝灾祸的第一步。你我都在这文化的酱缸里,「小我」永远大于「大我」,我们虽集体的愤怒,但这集体的陋习,随时都悄悄地带着我们走向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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