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後，印尼的轉型正義

纵使当年的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经年，他所制造的阴影还笼罩在这万千群岛。 图／美联社

今年也许是适合道歉的好年。德国国会日前通过决议案，认定百年前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对亚美尼亚族发动种族屠杀；美国总统欧巴马代表美国，向日本原爆与二战中的罹难者致哀，并与幸存者拥抱表达慰劳。不过，另一个上世纪另一个惨绝人寰的屠杀地——印度尼西亚——仍旧没有迎来忏悔与反省那场五十一年前的「1965年事件」。

四月初，事件被害家属、民间组织、专家学者与官员发起一场关于1965年悲剧的研讨会，这是政府与被害者代表首次面对面的接触，可视为是和解的开始。而两个月后，一些过去曾参与屠杀的退役将士们也举行了研讨会，但他们的态度依然是「捍卫国家」，持续为建国五原则（pancasila）作辩护，并呼吁民众遗忘过去、面向未来。几乎在同一时间，印尼国防部长公然宣称，那些共党份子死有余辜，重弹共产主义威胁的老调。

军方这么多动作，都是为了反制现任总统佐科威（Joko Widodo）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独立纪念日，向屠杀的受害者公开道歉。问题是，纵使当年的独裁者苏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经年，他所制造的阴影还笼罩在这万千群岛；如今印尼军方与保守势力仍盛，佐科威能够完成他2014年的竞选承诺吗？

让我们先回到五十年前，「1965年事件」。

苏哈托之后，民选总统哈比比（中）开始着手推行一连串的民主改革。图中的人偶（左）为「930事件」中遇害的将军。 图／路透社

不管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青睐或是政治纵衡术的需求，印尼首任总统苏卡诺（Sukarno）自建国之初，就与北京政权的互动暧昧不明：譬如在韩战期间，联合国大会曾就中国援朝的行动，进行判定是否为侵略者的决议投票，当时印尼代表投了弃权。随后为了马来西亚的独立问题，印尼更与西方交恶，形成短暂的「平壤—北京—河内—金边—雅加达」地缘轴心。然而，热衷输出革命的北京显然没有顾虑到印尼政府（特别是军方）的感受。北京协助武装印尼境内第五纵队的工农势力，虽名为抵抗英国（马来西亚）帝国主义的入侵，但子弹并不会自动分别敌友，而今日之友也可能是明日之敌，北京对第五纵队的支援让印尼军方感到芒刺在背。

根据不完全统计，六零年代印尼共产党人数高达三百五十万，是印尼最大的政党、亦是世上仅次于苏联、中国的第三大共产党，其势力渗入政府，逐渐掌握行政与立法权。此时，一些左倾的军人却发动一场激进的政变，透过成立「930革命委员会」，绑架并杀害数名军方高级将领，导致原本看似稳健步入体制内的印尼共产党，一夕间成为叛变的政府公敌——该政变给了苏哈托阵营绝佳的借口「清君侧」。

为打倒930组织行动阵线串联，苏哈托阵营在西方势力（主要是美国中情局CIA）的协助下，展开大规模的反共行动。这波扫荡共产分子的行动，很快地便升级成为失控的屠杀与政治报复；战场从雅加达、西爪哇开始，接着延伸至巴里、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全国主要岛屿，对象也从共党份子，扩张到行动阵线成员的政敌，以及所有苏哈托阵营看不顺眼的嫌疑犯。照CIA的报告，长达数月的清扫让共产党被完全取缔，迄今仍为非法组织，而屠杀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已达五十万以上。成功扳倒共产党的苏哈托成为了印尼的新独裁者，建立超过30年的「新秩序」（new order）。

1965年的苏哈托（左二）。 图／美联社

1965-1966年肃清共产党行动中，一卡车一卡车的共产党青年被载往监狱囚禁。 图／美联社

对一个年龄中位数不到30岁、又被长期禁锢在威权下的国家来说，这段黑色的历史记忆混沌不明，但近年两部屠杀事件纪录片《The Act of Killing》、《The Look of Silence》陆续问世，使印尼年轻一代接触并开始询问真相，也让受害者家属更愿意站出来寻求和解。

不过，就现实来说，官方仍不愿揭露事件全貌。相较于赤柬受到世人谴责，联合国特别法庭及国内法庭对红色高棉的双元调查审判，印尼「1965年事件」的屠夫们依旧躲在反共护国的大纛下，结果就是公理正义离印尼越来越远。从五十年前的大屠杀，到1998年的「黑色五月」，再到东帝汶独立运动、亚齐分离主义等血腥镇压，政府相关人员几乎不受问责，助长了民间极端主义的气氛。

苏哈托的强人政治在1998年落幕，印尼正式进入民主转型期。过去建国五原则里强调的国民一致性，以及带有指导性的民主主义，受到多元族群主义的冲击。在威权时代，首要原则是人民必须有宗教信仰，虽然一般认为印尼是世上人数最多的穆斯林国家，但伊斯兰教并非是国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等六个宗教均是通过认证的合法宗教。换言之，在苏卡诺的新秩序下，即便是伊斯兰教亦得受到监督与控制，这与部分中东国家的政教合一大相迳庭。随着印尼的民主化益深，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与世俗名义上的穆斯林对立也就越多，社会分化渐渐扩大。

世人给予苏哈托的评价两极，对受难家属与人权团体来说，苏哈托的暴政让他成为罪不可赦的众矢之的，但同时对许多人来说，苏哈托是稳定印尼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图为苏哈托博物馆。 图／路透社

美国911事件后，美国及其盟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当时印尼也是其中一员。几场战争打下来，西方暂时取得优势，盖达组织不得不转进东南亚寻求发展，与巴希尔（Abu Bakar Ba'asyir）领导的印尼圣战理事会（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 MMI）、伊斯兰祈祷团（JemaahIslamiyah, JI）等大小外围组织联盟。巴希尔曾流亡马来西亚十多年，在苏哈托倒台后回到印尼，继续他建设伊斯兰国的伟大事业，并不定期地发动恐怖攻击。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为当权者所容忍，不久就被逮捕受审。数度进出牢狱，却也反而使他登上精神领袖的高峰，成为极端伊斯兰份子反抗政府的象征，鼓舞不少年轻人投身圣战。

这些圣战份子针对的不只是政府、西方人士，也包含了对国内少数民族的迫害；像是伊斯兰人民论坛（Islamic People's Forum）、捍卫伊斯兰阵线（Islamic Defenders Front）等，都曾攻击什叶派（Shiite）和阿玛底亚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礼拜场所，或是和基督教徒起冲突。语言恐吓、暴力杀伤，以及焚烧「亵渎者」的住宅和教堂等暴力行为屡见不鲜，但政府多半袖手旁观，某些激进官员还会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可谓与50年前的屠杀如出一辙。

苏哈托下台后的印尼，经济飞速成长，国民平均所得十倍翻涨，甚于中国的八倍多，但印尼民主转型相对缓慢，政府治理（法治尤其）始终效能不彰。根据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印尼在2014年的排名约落在全球二分之一国家之后，尤以政治稳定和反贪表现最差。正如前述，强人虽逝，威权时代留下的遗绪却积习难改。最明显的就是从过去军方的铁腕肃清，现在转由警方强横执法。整体来看，嫌犯死伤数量或许减少了许多，但国家暴力对付人民的本质没有太大改变；一些公务员更透过寻租等贪腐行为，压榨社会底层，或是借着政府严惩极端份子的奖励，滥用职权诬陷平民。

领导印尼圣战理事会的巴希尔，极具声望，是现今印尼伊斯兰极端份子眼中的精神领袖。 图／欧新社

911事件后，盖达组织转往印尼寻找盟友。 图／欧新社

种种官逼民反的举措，增长了公众对政府的敌意。由于警方的法律免责权相当的含糊不清，接连引起冲突。某部份极端的教士甚至将之指为异教徒（kafir）或压迫者（thaghut），鼓吹流血反抗，各岛的社区出现越来越多的响应声浪，以暴力报复警方。此类所谓的民间执法，还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或半官方教派团体的支持。鼓励暴徒行为，等于暗示人或宗教的权力可以凌驾国家机构，显示印尼内部对于极端主义、法律精神，乃至于民主原则，存有不小的认知差距。

事实上，印尼并非自绝于普世价值外。早在1993年苏哈托便以第50号总统令成立国家人权委员会（Komnas HAM），但在威权体制下仍只是装饰门面。而在苏哈托之后，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仓促地接下总统之位，试图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像是1999年公布的关于人权的第39号法案，企图强化国家人权委员会的职能。但残暴血腥的「1965年事件」，一直到2007年才等到人权委员会的首次调查；2012年才公布了第一份报告。

尽管面对庞大的政治压力，委员会仍就事实作出陈述，指出那段基于反共的黑色岁月，存在着多数违反人权的案件，亦具体找到了一些行凶的人事时地。但时任总统苏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虽是印尼首任民选领袖，但出身军系，属于既得利益阶级，政治包袱太过沉重，也不具足够的实力与勇气推动转型正义。这项未尽的任因而落在佐科威身上。曾在2014年竞选期间承诺将审慎处理这件灭杀行动的佐科威，却在2015年、「1965年事件」的五十周年，回避了「道歉」的问责。

追究有罪不罚（impunity）的案件、节制政府官员，包括军方、警方等滥权行为，这不只是对被害者的补偿，亦是协助印尼瓦解极端主义与平息分离主义，重新凝聚人民对民主制度以及国家认同，让印尼得以继续前进的重要关键。短短的十余年间，印尼已向选举式民主政体过渡，成为世上第三大民主国家。但就如同在第三波民主化里走回头路的国家，要再进一步成为自由式民主政体，面对历史真相或许是好的开始。

面对历史真相或许是好的开始：受难家属与人权团体模拟了受难者的墓碑，借以悼念跟抗议苏哈托的暴政。 图／路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