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不正义政府的转型正义
社论
施明德证实,曾任民进党主席的江鹏坚亲口承认,自己是调查局的线民;他并质疑当年的美丽岛辩护律师很可能也是情治单位布建而来。同样身为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苏贞昌搬出当时国民党的放话:「谁敢为叛徒辩护,谁就是叛徒的同路人」,言下之意,当年自己挺身而出是非常有「勇气与坚持」。
苏贞昌大话当年勇
苏贞昌的说法,解释不了原本与党外运动没有渊源的年轻律师们,为什么敢去做「叛徒同路人」?有没有不是因为勇气,而是与相关单位有「默契」?
威权时期,哪个行业不被监控;不要说党外,包括媒体,乃至于国民党内部,也是随时、随处有着情治系统的耳目。当时的媒体人只要写到红线边缘,或者有一些连情治系统都不知道的内幕消息,同样会被找上门、请喝咖啡;此时也不能不敷衍几句,透露一些不痛不痒的讯息。
因此,要说党外、美丽岛律师团内部没有布建,那是不可能的。党外一定有线民,也一定有线民在接触之后认同党外理念,而真心协助民主运动;要对线民猎巫,那是大可不必。
但明明是被指派任务的线民,却硬要说自己有多勇敢,多坚持,也该接受检验。民进党是在1986年9月28日组党,当年4月蒋经国已经指示研议「六大政治革新」议题,其中包括开放党禁;6月党外公政会提出「民主时间表」;8月举办组党说明会,提出「民主进步党」为新党名。
可见当时党外根本是公开地在宣传组党活动,要抓早就抓了。但当时国民党指派政策会副秘书长梁肃戎与党外沟通组党,蒋经国若禁止组党,何必派人沟通?既然蒋经国没有动手,组党又何来「风险」可言?
转型正义有一个盲点是情治机关的功过。情治机关的线民可说无所不在,几乎掌控社会每一个环节,但从某个角度而言,线民往往可以发挥威权润滑剂的功能,让局面不至于走向擦枪走火,譬如当年查禁党外杂志,线民其实让「猫」和「老鼠」发展出一套各取所需的游戏规则,让双方相安无事。
再如,民进党指责国民党政府是情治系统背后的「加害者」,那也不能抹灭,国民党曾利用情治系统做台湾安全的守护者。电影《返校》故事的原型是1949年破获的「基隆中学事件」,如今已证明当时的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的确是中共的「隐避战线烈士」,可见情治系统对保护台湾安全具「必要之恶」。
民进党往威权靠近
国家面对外敌,需要情治系统把关,而情治系统先天的特性又难以「正当法律程序」约束,这就很容易有滥权、罗织的作为。美国前FBI局长胡佛,堪称是最保守的反共人士,也是「麦卡锡主义」的最大后盾;他对政府的职员作忠诚审核;他派人监控金恩博士,试图以他的婚外情丑闻摧毁其信誉。
胡佛在位48年,掌握内幕之多,没有一位总统胆敢予以撤换,这是情治系统尾大不掉的例证。国府迁台的初期,若没有情治系统,台湾很可能从内部开始颠覆;但在台湾逐步稳定之后,如何让情治系统法治化、正当化,的确不是一蹴可几,这是蒋经国可以做得更好之处。但无论如何,蒋经国在人生最后阶段开始收敛情治机关的权力,若不是他选择走向开明之路,台湾不可能和平地完成民主转型。
反观现今的民进党,一方面批评威权时期,一方面又无时不往「威权」靠近。2018年民进党败选后,开始以《社会秩序维护法》调查批评政府的人民,前两年警方共移送471件,高达77%法院裁定不罚。这是走威权的老路,要让台湾人民觉得批评政府就会被「查水表」,自我限缩。
民进党关掉中天,恐吓媒体;监控要参加反莱猪游行的养猪户;以「共谍案」起诉新党成员,原因是成立网页等等,这种种作为、力道虽与威权时期还有差别,但背后的心态却是一致的。
一个不正义的政府,却奢言追求转型正义,这是台湾当下的荒谬所在。民进党就如同《动物农庄》里的猪,实现了当初他所反对的一切。这种矛盾的本身,更证明了北京当局对于「民主」的谨慎犹豫,是有其思维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