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论广场》当转型正义转到黄国书时（黎家维）

已声明退出民进党的立委黄国书。（取自脸书）

这几年来，政坛上大绿小绿面对国民党，高举「转型正义」的大旗，下手毫不手软。正因为面对的是政治上的敌人，手段即便如何特殊强烈也无妨。然而一旦转型正义的大刀砍向「自己人」时，民进党内却突然佛心来了，声援与体谅的言论甚至让人感到温暖。民进党立委黄国书曾任情治机关线民案，正凸显了蔡政府转型正义的盲点。这个契机，也许能让转型正义跨越清算斗争的现况，提升到另一个更高的层次；但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最终打回原形。

民进党2016年再度上台执政，开始启动所谓转型正义的工作，除了成立促转会强收属于政党与私人的政治档案，办理平反等，更用《党产条例》这把大刀砍向已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欲藉财产冻结将这个政治竞争者彻底击倒。这把利刃更斩向所谓的附随组织，将早已转型为人民团体与社会团体法人的财产直接充公。这种用充满仇恨报复、清算斗争式的强烈手段所推动的转型正义，所探求的真相恐怕也只是另一个权威所描绘的局部真相，更难达和解的最终目的。

黄国书线民事件反映出转型正义如果只是带有政治针对性，把加害与被害者加以简单的二分法，根本无法还原威权统治下，国家与人民相互关系的真实样貌。

转型正义要找一个不正义的加害人，把箭全都射向所谓的「元凶」，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加害者固然包括一个威权的执政者，一个统治的结构与阶级，但形塑一个威权统治，社会的其他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是单纯的被害者？还是促成历史共业结构的一份子？更是整个社会与几个世代都必须深切反省的问题。

德国在检讨教科书有关二战时期的历史时，已有声音浮现认为除了对加害者当时的心理和行为有更多的探究外，同时也应更加反省德国整个社会中个体的涉入问题，而不该把所有罪责简化由希特勒一人承担。社会集体的反思，而不只是借由检讨别人或推给某个主谋，从而推卸或舒缓了自身的责任，整个社会才有可能真正记取教训。

黄国书的自省令人佩服，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内互斗的恩怨情仇，让其诚实面对过往，这种混杂既是被害者又是加害者的复杂多重角色，在现行转型正义的逻辑下，几乎凤毛麟角，甚至格格不入。但威权时期类似黄国书者，大有人在，只是在国民党一肩扛起所有罪责的同时，又有多少人能够且愿意真诚面对自己的过去，自我反省？真的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研究第三波民主的知名学者杭廷顿曾告诫，民主仍必须建立在和解的基础上，而非私人怨愤的宣泄。他认为许多威权政府的作为在当时社会并非没有正当性，甚至很多团体与个人都参与其中而成为加害者的共犯，大多数人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他主张透过大赦，共同承担责任，这能比惩罚为民主建立更坚实的基础。

黄国书案当然不是唯一的案例，台湾转型正义需要更深更广的社会反省，少一点报复斗争。我们当然期待民进党政府能够以对待黄国书的包容与理解，来对待所有人，而非党同伐异，内外有别。因为缺乏自省的转型正义，社会将易陷入仇恨报复的循环，难以前行。

（作者为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