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时社论》政府纾困无能的恶果正在发酵

社论

Omicron变种病毒来势汹汹，原认为疫情在普遍施打疫苗后可获控的期待可能落空，过去2年，疫情肆虐下「社会安全网」出现的漏洞可能扩大，政府应未雨绸缪、超前部署。

之所以让人忧心忡忡，是近日和疫情有关的两个事件：一是刘姓前啦啦队国手在疫情下没有工作，行窃失风将女房东杀害；二是继阿罗哈规画终止北高和北嘉客运路线之后，日统客运也将在明年2月营运到期后，终止台北往返中南部的4条路线。若疫情无法好转，这两个案件极可能成为台湾未来的社会写照。

政府因有各种民调和选举压力，总是「报喜不报忧」。今年5月疫情失守后，6月份失业率升高到4.8%，创下近十年新高。7月疫情趋缓，失业率降为4.53%，到10月持续下降到3.83%。政府不断释出疫情对劳工冲击「高峰已过」的讯息，来减少社会大众的忧虑。

然而，若疫情对市场的冲击真的已经弱化，我们就不该看到一家家旅运业者退出市场、香港米其林餐厅「甘牌烧味」在台分店撤柜熄灯、著名素食餐厅「御莲斋」无预警歇业。因为，总体失业率包含了制造业和服务业，政府并未公布各产业分别统计的数据，无法清楚判读各业就业状况，因此诸多服务行业的营运和就业状况根本无从了解。许多倒闭、歇业的服务商家，是从去年初持续到现在、累积亏损了巨大资本，又看不到未来希望之下，才痛定思痛毅然关门的。因此，就算服务业整体有「回春」迹象，并不表示不会有继续恶化的倒闭和歇业潮。一个负责且前瞻的政府，务必要超前部署，以减少对民众的冲击和痛苦。

缺乏精准纾困概念

政府相关部门可能认为，既然制造业营运良好、相继扩张产能，那么服务业的失业劳工不是可以趁机转业，移到制造业去寻找「第二春」吗？其实，除了少数非常低薪的职务以外，一般制造业都需要相当的就业门槛，甚至多数门槛都高于服务业，因此在服务业失业的劳工要转入制造业，客观上不像想像中那么容易。况且，习惯了服务业环境的劳工本身，主观上大概也不太容易习惯制造业的工作环境。

此外，政府部门也可能认为，政府已经提出了针对疫情的纾困和振兴特别预算，对于受疫情冲击的企业和劳工都提供了相当的协助；再加上原有的「失业保险」，不是已经提供了足够的「社会安全网」吗？

表面上看来没错，但有两个问题难以处理：一是这些协助都有期限，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二是协助的程度都和劳工原有的收入有相当的差距，例如各种补助都要看企业为劳工参加劳保的「投保」月薪，它们可能远低于劳工的实际月薪，因此对失业或被缩减工时的劳工而言，生活水准必然受到极大的冲击，甚至会交不出房屋贷款、就学小孩的学杂费或补习费，或高龄父母亲的照护费用。因此，表面上政府对企业和劳工提供的各种协助虽有不少帮助，但实际上是无法完全解决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的对策经常不够细致，无法针对不同行业提出有效的对策。对岸有一个名词「精准脱贫」──我们缺乏「精准纾困」的概念，没有针对不同产业进行统计、分析，所以无法针对不同行业提出更合宜的对策。例如，因为进行边境管制，和人流移动最为相关、影响期间最长的旅游业和客运业，所获得的补贴期限理论上应拉长、幅度也应在几个期间逐期递减，因为其劳工即使要转业或企业要转型，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逐渐落实。

协助最弱势的行业

官僚体系充斥「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怠惰心态，平常也疏于进行研究分析、无法适时提出可信赖的数据以拟定适当措施，只能采取「一视同仁」、只有表面公平的协助。这种状况也发生在不同行业的疫情管制，服务业应有更友善、因业制宜的「精准管制」。

国际研究显示，疫情管制下的社会孤立会增加自杀率与犯罪率，美国近来快闪抢夺事件就遍地开花。幸运的是，疫情肆虐下的台湾，整体刑事犯罪率和自杀率并未升高。但若未能及时强化对疫情下最弱势行业的协助，可能很快就会反映在这些社会问题上，政府切不可怠惰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