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精选》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1978年12月16日《薪传》首演夜。100位嘉义农专学生与云门舞者举着火把，站满嘉义体育馆的舞台。（图／云门基金会提供）

小时候，每年除夕团圆饭前的一个重要仪式，就是看着父亲小心翼翼裁了一条红色长纸，然后用毛笔写上：「河南范阳卢氏历代先祖」，供饭、祭酒，然后送走「先祖」们。

1977年，我还在念国中，这一年父亲过世，那一条墨笔红纸的祖宗牌位不再出现在团圆夜的客厅。「河南范阳」4个字移到父亲坟头的大理石立碑上，说明了父亲是范阳人后来客家于福建永定的历代子孙。

1978年中美断交，喔不，现在政治正确说法应该是台美断交，电视上出现砸鸡蛋抗议游行的新闻画面，这是在连串的国际外交挫败之后，最后一根打击台湾的稻草，如果地球上只能有一个中国，但中华民国最好的朋友——美国，却选择了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不群情激愤，长我4岁的哥哥边看电视边跟我说，我们很难再拯救大陆同胞，消灭万恶共匪了。

在报纸一角，我看到云门舞集《薪传》首演的报导，海报上一群黑噜噜但眼睛炯炯有神看向远方的舞者们，我记得报上有「祖先」、「唐山渡台湾」、「处变不惊」这些形容的字眼，然后与它擦身而过。

我还在继续长大，在〈龙的传人〉、〈青海的草原〉、〈鹿港小镇〉及〈橄榄树〉的歌词里迷迷糊糊地长大，在《夜行货车》、《看海的日子》、《代马输卒手记》这些小说里，懵懂地认识政治社会框架下人性的困顿，老百姓的矛盾与挣扎。我还是没有好好去想过祖先跟我的关系，除了身分证上的祖籍注载之外。

1979年冬天，住在高雄火车站附近的我，目睹了军警拿着一个小眼睛男人的照片在熟悉的街景里出现，后来知道他叫「施明德」，再后来，在更多的新闻里不停地注意到「动员勘乱时期」、「美丽岛事件」斗大的新闻标题，而后者牵动了「动员勘乱时期」这个大帽子下，长达38年（1949-1987） 铁板一块的戒严令即将松绑。这一幕是解严的前奏曲，对有些人而言，戒严是一场黑色的梦，掉入了深渊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对三、四、五年级的戒严世代而言，戒严则是白色的梦，你可以自由地活着，但不能自由地思想着。

一群集体的清新力量

我及很多的我们，在当时还并不理解，当权者在课本里以「祖先」定义了「我是谁」的框架，即使我从未去过河南范阳或任何一个课本里的「故土」。当这些影响台湾存在感的危机接踵发生的时候，在校园里外我已经感觉到社会里有一种水已近沸点，但锅盖尚未掀开的气氛，特别是《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总是气势庞然地刊出企划型的编辑内容，新的文化人物、艺术文章，报导文学类型的开启、还有艰涩的文化批评，我感觉有一群集体的清新力量正在跟「框架」走不一样的方向，读到了朱铭、洪通、陈达、阮义忠，李昂……我认识了云门舞集林怀民。

1983年，云门10岁，正在阳明山读新闻系大三的我，已经是云门的追星族，在台北市青年公园里看过《小鼓手》、《廖添丁》，在报纸上看到这位在美新处演讲，带回西方当代最新的艺术实验以及现代舞的照片及解说，看不懂，但没关系，它们还在实验，还在模模糊糊地长大，跟我（们）一样。

《白蛇传》看得懂，白蛇、青蛇、法海、许仙，林怀民把他们拉到了现代，扭动的身躯传递了强烈的浪漫、叛逆、恐惧与对立，不是戏曲，但音乐（作曲赖德和）里都是传统的声响，那些声响吓人，好像在说话，那些耸肩缩腹的奇特身体，让他们从戏本里走了出来，跟我们平起平坐。最重要的是，他们继承了文化系统，但性格上已脱离原来的框架。

而1983年我看到的《薪传》呢？它天生就在说着「风雨生信心」的老掉牙故事，通俗到太容易懂了，它在嘉义首演前一天，我们这一「国」就在国际的外交游戏里出局了，举国飘摇，国家信心被打趴，赶上成为集体情绪的一个出口，成为一张描绘这块蕃薯地的新履历，在当时的台湾文化界自然成为论述与评论的焦点。

我的第一次《薪传》经验是在台北的中华体育馆（1988年拆掉），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上万人一起看现代舞，带着新闻里的传说印象，还没开演我的心就怦怦跳着，从开幕的点香祭拜，微光里的点点香火，舞者褪去彩色的服装，便蒙太奇地走入百年前的海上冒险之旅，时而划天而过的叫声，撕心裂肺的呐喊，齐心一致的呼嘿，伴随着朱宗庆打击乐团一阵阵令人揪心的鼓声，穿风越浪，让观众跟巨大白布下翻飞落下的生命，一起握紧了拳头，每每当鼓声安静下来时，观众也宛如竭力后而必须在座椅上深深松口气。印象深刻的是在〈节庆〉一折欢庆的红色彩带舞结束后，看到舞台落下「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长幅，全场观众宛如一起跑完马拉松一般欢声雷动。

老实说，这个到幕尾还有国旗歌助涨情绪的《薪传》版本，当时我不甚满意，但一直说不出来是什么理由，让我在积累一个晚上的满眶泪水，鼓红双掌喜迎节庆之后，忽然有被拉回到现实的违和感跑了出来。有趣的是，后来重修的版本这一段就再也没出现过。

冲撞框架，带来思想的自由

自由地思想着，是战后婴儿潮世代从1970年代开始蒙蒙混混发出的集体渴望，延续到1980年代的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到文化界，党外杂志混杂着政治、文化、电影、甚至性爱等禁忌思潮，一期一期地摆在重庆南路书摊上，公馆巷子里的小书店，禁了再印、印了再禁。再后来，现代剧场加入进来，反共话剧大汉天声式的作品，再也难号召观众，取而代之的是兰陵剧坊、表演工作坊，还有藏身于大楼地下室的各式小剧场，改写传统、挑战威权或直捣个体价值的各式作品。直到2003年云门30周年再看《薪传》，与同行聊起当年心中的遗憾时，才理解当年那个违和感可能出自于我肤浅的反骨思维，因为我其实就是在70年代这群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或实验，或迂回或集体冲撞框架而受惠的一代，可以自由地思想着。

事实上整个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便蕴酿着愈来愈活跃的思辩能量，1987年解严之后，故国标本渐渐留在党国文献里，而外省本省混合的文化纠结、缠绵与共生成为台湾文化主体缺一不可的群像，一个渐已成形的文化自我。两岸开放后，1993年云门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薪传》成为首选作品，对应于当年尚未从样板戏主流审美风格走出来，也谨慎地摸索新的舞台语言的中国，《薪传》既是台湾人的故事，也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故事，《薪传》大量屈膝俯身在地上的身体，和样板芭蕾的飞扬高昂截然不同，作品从「国」的视角移至「民」的视角，舞剧中没有被压迫阶层的控诉，只有劳动、收获与喜悦，在还没有动车（高铁）的年代，许多年轻学生骑了5个多小时的自行车，挤在门口看能不能幸运地得到一张票。那个文化现场爆涨着对台湾的好奇与文化仰慕的热情，我记得在剧院门口一位刚跟我交换名片的男士对我说，「我想知道台湾跟中国有什么不同？现在我知道了。」

在过去45年里，《薪传》全本在国内外演出共计174场，最后一次演出是2003年云门30周年，台上是包括李静君、吴义芳、周章佞等几位如今大家都熟知的老云门人，这一批人担纲了整个1990至2000年云门走南闯北成为一个品牌舞团的要角，《薪传》去了许多西方城市演出，当去掉「中国」╱「台湾」国族认同的意识形态拉锯之后，在国际舞台上，它回到「人」的视角，是很多家族都有的移民故事，为美好生命的向往而义无反顾，就像作物一样寻找更好的阳光、空气、水。更不用说《薪传》在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华人移民城市得到的共鸣，云门舞集很快地便成为华人文化圈的的标竿地位。

走过半世纪的历史风浪，而始终坚持

这几年如果要看《薪传》，只有断断续续地在北艺大舞蹈系学校公演里可以看到，本以为大时代已过，《薪传》早已是上一代云门人相聚时笑看剧场人生的一页传奇，而天团超过160支的舞码选单里早已风格递变，剧场里的潮流也不知道翻了几番。云门50周年，林老师忽然来电告知决定要演《薪传》。言犹在耳，我还在消化「告别年代以志纪念」的写稿念头里，电视上美国众议院长裴洛西踩着高跟鞋来了，对岸报复性的围台演习也来了，4月号的《经济学人》杂志用封面把「地表上最危险的区域」靶心指向台湾，我内心担忧着：这个《薪传》怎么总选在历史转折点上出现？

我问林老师，政治环境多变，还演《薪传》吗？林老师毫不犹豫在电话那一头说：「为什么要担心呢？我们只能努力生活，而且大疫过后，人人需要抚慰。」我在电话这头默然，为自己的「把关」忧虑觉得惭愧，一个创作者如果不发乎心，如何走过半世纪的历史风浪，而始终坚持舞蹈也可以作为与社会沟通的行业。

45年来关于《薪传》的论述总必绑着1978年中美断交首日的孤儿外交史，在不同时代移转的各种权力角度里，《薪传》里的剧情也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政治正确解读。但《薪传》在首演那一夜获得的观众回馈，从本来「生无可恋」的社会情绪到脚踩土地「处变不惊」的风雨信心，之后在林老师心目中就成为一个抚慰人心的作品，因为它用浅显的语言改变人们对困境的看法，困境或许没有消失，但人们需要鼓舞的力量。人们记得的《薪传》不是因为优美，而是踩着泥土的人不分彼此，没有推卸，在生活的苦涩与甜美中继续努力的继承者群像。

2023年春天，当《薪传》再度面世时，病毒，战争，天灾，封控，都告一段落了吗？马路上跑外卖的小哥、计程车司机、失业的柜姐、导游、回到家乡耕耘的青农，岛上人民永远需要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祷告词来表达平凡的愿望。笨蛋！何必担心，《薪传》的重点不是从哪里来呀，而是你决心去向哪里！在未知里去寻找曙光是每一代人都该有的权利，每一代人也都有自己的拓荒使命，而这个跨世代的剧场作品，将有机会让台湾的五代观众展开难得的《薪传》对话，厘清自己的文化纠葛及价值观的变异，这才是新版《薪传》最令人期待的社会意义。

最后，借用陈奕迅唱的〈孤勇者〉里，一段铿锵的歌词向所有拓荒人及50年以各种姿态冲撞框架的艺术先行者致敬：

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

本文作者：卢健英

(本文摘自《PAR表演艺术3月号第352期》)

《PAR表演艺术3月号第35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