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经历二二八——不能加诸罪恶于台胞身上（三）

二二八事变前4个月，台湾光复一周年，蒋介石来台，见台人欢庆光复，极慰，就问陈仪可否把军队调走，陈仪同意，陈仪的亲信汤恩伯、林蔚和毛森为此联袂飞来台劝阻，说：「台人新附，人心未定，一旦有变，何以应付」？

毛森说，汤恩伯与陈仪争得舌敝唇焦，那时大家最大顾虑，是在日军服役及劳工分子，因受日人皇民化教育，恐其仇视祖国，可能结聚作乱，需驻军防变。陈仪却说：「我以至诚爱护台湾人，台人绝不会仇我，万一有意外，我愿做吴凤」。结果陈仪果真成仁，给他戴上红头巾的却是汤恩伯。

白崇禧赴台湾宣慰

蒋中正二二八当日即载：「此实不测之变，虽以军队调离台湾为主因，然亦人事不臧、公侠疏忽无智所致也。」3月9日又写：「陈仪平日既以虚矫自饰为能，事发，又不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迄至祸已燎原，始行求援，可痛。华北、延安共祸正炽，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罔知所极，故上周多为台变忙碌也」。

白崇禧是9日接蒋令赴台宣慰，他即与来京的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翼中和陈立夫拟定《处理台湾事件办法》，李翼中把事件全怪到陈仪身上，故白建议蒋：「台湾省主席人选，请主席先行决定」。

本来11日，白崇禧就要启程赴台宣慰，但陈仪不赞成，当夜致函白：「关于改组省政府及民选县市长等问题，原宣布须请示中央核定，一俟21师全师到达，秩序大致恢复，随即电请大驾莅临，宣达德意」。

白先勇说：「父亲抵台时，面临的情况，十分复杂敏感。当时全岛人心惶惶，台湾人民陷于极端恐慌状态，任何处理不当，即有火上加油、灾情扩大的可能。」此言实系夸大，白来台时全台已恢复平静，只有埔里的谢雪红「二七部队」还有点战斗，被击毙7人。实在要说极恐慌的，是外省人。

17日白崇禧到台，第二天就赴台湾警备总部，表示：「此次台湾发生不幸事变，赖陈长官迅速处置，在台陆、海、空军以少数兵力，对机场勤务、要塞、仓库之守护、治安之维持，确已尽忠职。待增调国军抵台，始于短期内，将变乱大致平定」。「对此次事变伤亡官兵及深明大义、富于国家、民族观念之台胞」，予以赞赏。

白崇禧从北到南视察全台5天，电蒋报告：「密查此次台湾事变之远因，乃由台胞青年过去受日本50余年狭隘偏激教育影响，致国家观念民族意识薄弱。其近因即抗战胜利后，中共假言论自由之名，恣意诋毁本党及政府军队，台省一般不正确之报章舆论，亦同出一辙，酝酿既久，台人有政治野心者乘机操纵，伺机爆发，故最近以台专卖局缉私事件，藉题发挥，因少数共党份子及日军投降后，自海南岛遣回之台籍退伍军人与地方莠民勾结，煽惑叛乱，台省青年学生妄动盲从。事变系野心者有计划的暴动，希图夺取政权，非少数奸党所能全面蛊惑，不过利用台人排外心理，推波助澜而已。今后治台方针与职在京所拟者确有修改之必要，请俟视察完毕，与陈长官详商再提具体方案，以供采纳」。

由于担忧「台湾人不可信任，员警携枪附匪多」，白崇禧还报蒋说：「今后台省保安员警干部以内地编余之惯战之转业军官遴选为宜，除户籍交通警察规定暂时不携枪枝可用台籍外，其余员警人以外省籍充任」。

27日白崇禧在台大法商学院对6千人训话，指出「殴打公教人员及眷属，种种残暴行为，惨不忍闻，此实有过于满清义和团盲目打外国人不智行为」。白剀切告喻台胞说，因日据50年，「致光复后不能马上全都交给本省同胞自己治理，但亦未似日人时代连一小学校长都是日本人，各军政要职中本省人并不在少数」。

他认为：「即如『二二八处委会』中均系无政治眼光无智无能力的一群，其中实无一人可以办领导政治工作的，即中央要派来台之公务人员全部离开，以短期间之处委会一切表现及行为，实不能成功」。

白又在广播中说：「其企图，直欲推翻政府，夺取政权；而其行动，亦极偏狭残忍，内地来台帮助台湾建设，及教育台湾子弟的公教人员及其眷属，被暴徒击毙、击伤者，在千人以上」。「按照军法，对此暴动内乱分子，本当处以极刑，但中央为宽大处理，即予严正审讯，除首要主犯以惩办，以振纲纪外，其情节较轻者，即准具保开释」。

多数台人深明大义

他认为，「如二二八事变处理委员会所提32条，要军队、要塞缴械，更要接收政府机关」，「充分表现幼稚、无常识、不度德、不量力」。他相信，台湾大多数父老同胞都是深明大义的，「这种罪恶，绝不能加在整个6百多万台胞身上」。

此时白崇禧已对事件有清楚了解，对陈仪的处置也甚为认同，他电告蒋介石，认为「此次台变内容并不单纯，共党暴徒操纵煽动，蔓延既广，被害复大。目下对被劫之多数械弹，与共党凶犯之窜匿，正待加紧追缴，清剿一切，善后尚须审慎处理」。（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