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宇韶／韩市长的下一步　充满高度风险

●张宇韶／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

韩国瑜在「支持者热烈的邀请下」，准备在6月1日参加台北凯道前的造势活动，纵使韩市长有各种理由借口解释活动的性质，但仍然难掩其躁进与焦虑的心境。

韩国瑜很清楚，虽然自己暂居网路声量排行榜之首，但在民意如流水的氛围下，其所面临的泡沫化危机俨然浮现。

内外压力逼迫，突围长征为出路？

直白说，韩国瑜主要的问题在于其「吃碗内看碗外」的投机与过客心态，这可从就任高雄市长以来毫无章法的市政建设、以炒作短线议题维系民意基础、一心压宝中国经济外援、面对议员质询大闹笑话看出端倪。与其坐困市政面临被看破手脚的窘境，不如在特定媒体护航与韩粉出征及簇拥下，转进另一战场寻求新解套，提早挥师北伐或许有番作为。

深入观察，高雄市政并非韩国瑜唯一隐忧，外部压力正在持续削弱他的政治动能。蔡英文透过民主价值持续在外交与两岸议题中捡到枪端出砲，而柯文哲则在蓝绿初选恶斗的时机中找到了突破口。

更关键的是，韩国瑜彼时崛起所高举的「反对民进党」与「人进货出发大财」的两面大旗，郭台铭正透过其人格特质，包装、抢下其品牌代言人的角色。

怒呛萧美琴的起手势以及重磅出手批判蔡英文三年执政弊病，都说明郭台铭意欲争夺「反民进党共主」的企图。此外，相较于韩国瑜跳针式的「发大财草包套路」，郭董更可凭借自己全台首富的客观优势，将发财模式提升为全球生产供应链4.0模式，这对国民党内部的「经济、菁英、知识蓝」都构成了某种化学效应。

在此背景下，韩国瑜成为各方政治势力与官军围剿对象，此时唯有奋力突围、进行长征才有活命出路。

韩国瑜的长征

说穿了，这就是中国过去农民起义中的流寇模式，在流窜过程中不会留恋一城一池，打的赢是战术考量，反之进行战略转进，「裹挟农民，飘忽如疾风暴雨，其锋不可挡；如有拦其锋者，莫不粉身碎骨」为其内涵。彼时的黄巾之乱、太平天国洪杨之变乃至中共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多属此性质。

在各类流寇领袖中的革命论述中，毛泽东的人民战争与游击理论实为个中翘楚，「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疲我打、敌退我追」更是传神的描述。若将流寇模式套用在韩国瑜身上，高雄的地位顿时沦为永安或瑞金「革命根据地」的功能：面对官方的进逼围剿，勉力守住城池最终难逃覆灭下场，唯有裹胁支持者进行「携家带眷式」的突围才有生存的可能。

有趣的是，流寇长征的路线选择也是门学问。

毛泽东彼时反对张国焘「飘向新疆，联络苏联」的长征道路，所持理由就是必然将中共沦为第三国际附庸下的地方型乱党，历史也告诉共党，孙文过去搞的边区革命模式（镇南关、河口、防成、钦廉上思等地）未曾奏效，甚至可能重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走向陕北落脚延安则可让共军保有进军华北或威胁西安的战略纵深。事实证明，毛泽东确实拥有其独特的政治与战略视野。

这或许解释韩国瑜在瞄准总统大位，提早将造势场由台中改为台北的考量，毕竟这是台湾政治的心脏，不仅牵动国内的政治板块，也左右舆论视听。

这不仅直接挑战民进党执政的象征，同时也和国民党的权力中心喊话叫阵。这或许是韩的长征，但也可能是墨索里尼当年「罗马进军」的翻版。

▲笔者认为国民党传统菁英吴朱两人，何以面对韩国瑜与韩流时选择「暂避其锋，退居二线」是有其原因的。（合成图／记者屠惠刚摄、朱办提供）

台北造势场为转进关键

如果以去年的群众声势来看，各路官兵追剿自然有其理性对策：以邻为壑，只追不堵。堵则自取灭亡，百害无一利；追则可以趁火打劫，随地报功请赏，百利无一弊。这也是中共在长征过程中屡屡化险为夷的微妙之处。白崇禧所言「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就是这种心态的描述。这也足以说明国民党传统菁英吴朱两人，何以面对韩国瑜与韩流时选择「暂避其锋，退居二线」的缘由。

然而，在王金平坚持不退、杨秋兴翻脸反目以及郭台铭势力崛起后，韩国瑜是否能维持去年三山造势的群众动能值得关注。

倘若全群众集结甚为壮观，完成台北进军的战略转进似乎指日可待；反之，则将面临社会舆论对其「黔驴技穷」的严苛检视。而在群众意识「韩流破灭」的自我预言下，韩国瑜可能惨遭「利空尽出、无量下跌」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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