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真相之间的缝隙与悲剧（上）

刘宜良（江南）旧金山自宅。（本报系资料照片）

江南遗孀崔蓉芝。（本报系资料照片）

刘宜良（江南）1984年在美国被枪杀。（本报系资料照片）

竹联帮主陈启礼当年涉江南案受审照。（本报系资料照片）

军事法庭审理江南案期间，戒备森严。（本报系资料照片）

一

天铎兄要我为他的新书写序，很难拒绝。序有两种：一是专业考量，目的在寻求专业领域内部的认证或讨论；另一种是友谊的恳托，目的在邀请好友参与自己写作或研究过程中的辛劳、郁闷、发现和喜悦，具有分享性质。天铎电话上说：「纠结多年，终于写出来了。好友当然要共襄盛举，以壮声势。」老兄的邀稿显然并非专业考量，而是友谊邀请。这种以分享为目的的序，多少带有「威胁」的成分，却又令人感到温暖；下起笔来，理智和情感格外矛盾。

不过，友谊的写法，可以泛泛地说，也可以细密地说。天铎既然用一年多的时间，以一块块拼图的方式，一步步解开一个郁结在他心底十七年的情感、困惑与谜团；那我这篇回馈的序，似乎也可以以相应的时间跨度，和天铎分享我对江南案的理解。不是专业的层次，纯粹是生命的「分享」，是我对197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党国体制和台湾主体意识变迁的观察、焦虑和反省。转折的时间点，就在1984江南案发生的那一年。

二

1984年9月13日我飞了足足十个半小时的飞机抵达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待四个半小时后，转搭欧洲内陆飞机直飞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开始我在鲁汶求学三年半的生活。

第一次出国就跑这么远，古老大学城的秋天虽然美丽，内缩的心境，仍不免令人感到紧张、孤寂。荷语区老鲁汶台湾的留学生不多，香港的同学有一些，最多的是大陆来的留学生，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显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局面。我很快地和中、港、台的同学们熟识了起来，两岸三地长年的政治分隔、诡异的历史情感、复杂的国族认同，大家在海外相遇，彼此之间充满了好奇，都想了解对方的实际状况和想法，我的宿舍因而成了大家聚集聊天的地方。七O年代起国际冷战结构的松解，香港媒体环境相当活络，金庸的《明报》、李怡的《七十年代》、温辉的《争鸣》、金钟的《开放》、陆铿（大声）的《百姓》等政论性杂志，受到读者热烈的欢迎，也成了中、港、台同学争相阅读、探索彼此的重要资讯来源。1984年10月15日江南案爆发的消息，我们就是从香港方面的报导得知的，角度多元，和台湾媒体多所不同。事件被披露之后，很快成为我们争论的话题。其实，台湾的媒体环境七O年代起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戒严体制还在，但《中国时报》、《自立》报系、李敖的言论和雨后春笋般发行的所谓「党外杂志」，都成了冲撞中、港、台政治结构的重要力量，反映了整个大时代变革的趋势和动向。那二十年应该是两岸三地媒体人最美好的年代，深刻影响战后华人社会的政治、心理构造。这正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一个基础。

三

许多报导包括天铎拼图的结论，大都认为江南案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刘宜良（江南）这个人严重触犯了情报工作的基本规矩，情报局相关人员的证词，也都指向这是一件「制裁」的行动。天铎2007年底出席竹联帮精神领袖陈启礼在台北大直的告别仪式，见到张大春题赠的挽联：

「启节秉乎天人从侠道知忠荩

礼失求诸野梦断关河望竹林」

这幅悼词显然引发了同属国安系统的天铎强烈的共鸣，因而开始了他长达十七年的拼图旅程。从回忆1987年大牛（刘金生）在巴西的猝死，以及陆陆续续和江南案相关人员的直接接触、交往。真相明显摆在那里：刘宜良叛国（三面间谍），情报局按程序报告、筹划、并结合竹联帮人员执行制裁的行动，实乃忠义侠道之举。我并不怀疑这一连串情报局方面研析出来的判断及其真实性。但我更想从七O年代、八O年代中、港、台媒体大环境的背景，试着理解刘宜良这个人所秉受的时代性格。

检视刘宜良成长的轨迹，不难发现依附军旅可能并非他真实的志愿。在那慌乱的时代，这类不得已的生命抉择应该不算特例。他自修考进政工干校新闻系，可能渐渐意识到「政治宣传」和「新闻报导」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服膺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与「真相」。其实，军中对政战人员角色扮演的质疑，一直都是公开的秘密。刘宜良在干校毕业前夕遭开除、与夏晓华发展的关系，以及后来他在「正声电台」、《台湾日报》、香港乃至在美国媒体界的发光发热；在在显示媒体工作对他有更大的吸引。这除了缘自于他个人的志趣与才华，两岸三地政治情势的解冻，历史大环境的松软，为新闻媒体事业创造了大好的机会。像刘宜良这样文笔好、英文好，又多少掌握了台湾党政军禁忌话题素材的人，当然会成为两岸三地报章杂志竞相争取的宠儿。刘宜良的幸运在这里，悲剧也在这里。

他写《蒋经国传》，动念要写《吴国桢传》，其实是那个爆料时代媒体人趋之若鹜的事。民国以来两岸三地被混乱的政治局面禁锢、变造、扭曲或美化的人、事、物，遮蔽了众人所有的视线。七O、八O年代媒体的解放，「真相」的揭发与探索，不但是群众心里的渴求，也有市场的需要。从毛泽东、周恩来，到蒋介石、张学良，种种有关军阀时期、国共斗争的大小故事，一一提到台面上，真假莫辨，却满足了大众的好奇心。我认为这是刘宜良所属的时代性格。

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后来嫁给传奇报人陆铿（大声）。陆先生在香港创办的《百姓》月刊，是我比利时念书时期每月必翻看的杂志之一。1990年代末，因戴国𪸩教授的引介，我有幸和两位时代风霜人餐叙小酌，记得当日话题并未及于江南案，初次见面，我也不好追问往事。不过，媒体报导中，崔女士坚决否认其夫婿为三面间谍的说法。陆先生和许多当年与刘宜良熟识且密切往来的朋友，不少是两岸三地有名的媒体人、知识分子和官场人士，在他们后来发表的追念文字中，都指出刘宜良善于言词，交游广阔，个性爽朗且乐于助人，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人。百无忌讳，常说：自己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该怎么对就怎么写；不求人，就不怕得罪人。朋友们喜欢聚集在他家，可能也是因为在那里才能暂时丢开两岸三地种种禁忌话题，可以一吐为快。这样的自信和安全感从哪里来的呢？

我和夏晓华先生的子女都是旧识，老夫人在世时曾去过他们阳明山的老家吃饭、唱老歌。老夫人过世后，还和其他友人受邀几次参与夏氏兄妹的家宴。除了曾获赠夏晓华先生《种树的人》一书外，我和夏氏兄弟在一起，从未谈过和他们父亲相关的事，更没有论及江南案的始末。不过，在网路上却曾看过夏禹九兄一分访谈纪录，令我印象深刻。因父亲的关系，禹九三兄妹从小就和刘宜良熟识。赴美留学期间，禹九曾到华盛顿特区探望当时住在那里的刘先生，禹九是这样说的：

「我去找他，到了他家客厅，他才问夏铸九去哪？我说夏铸九去玩，然后就会回台湾。刘宜良对台湾非常反感，他一直叫夏铸九不要回台湾。他听到夏铸九回台湾，就跳起来说：怎么走了！然后他就叫当时念小学的儿子出来，问儿子说：你是什么人？他儿子大声地说：我是美国人。刘宜良再问：美国国歌怎么唱？他儿子开始唱星条旗国歌。这个印象非常鲜明，刘宜良认为他已经是美国人，所以中国大陆跟台湾拿他没有办法。这是他的背景。」（引自「你说对不对」活动第二场的文字整理。时间2014年7月4日。主持人袁孔琪；与谈人：夏禹九。发表时间，2015年7月19日）

我想，「我是美国人」这样的心理认知，正是刘宜良敢于放胆说话、揭发「真相」的底气。他像是一只摆脱了两岸三地乌烟瘴气、密不透风、令人窒息的笼中鸟，以为可以自由飞翔、歌唱（这何尝不是那一代人共同的梦想）。他显然太过于乐观，低估了保守力量的反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