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与真相之间的缝隙与悲剧（下）

裁梦的人　⊙图／王幼嘉

四　做成「制裁」的结论，又是根据什么样的逻辑呢？如果理解当时两岸三地媒体世界大变动的趋势，各种对两岸政治领导人诬蔑、揭露的八卦书籍和文章到处都有。江南《蒋经国传》的内容，其实大都逃不出坊间流传的耳语，估计《吴国桢传》也写不出什么太惊天动地的内容。那么，台湾的情报单位，为什么要大动干戈、筹划一个到美国那么敏感的地方，执行制裁的任务呢？刘宜良的爆料有到那么高国安层次的顾虑吗？在我看来，「三面间谍」，做为制裁的理由是相当薄弱的，当时的媒体环境（现在恐怕更严重），因各方面的争取所产生的种种讯息交易，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事，能不能认定它就是间谍行为，恐怕还有检讨的空间。严格说来刘宜良不能算是我方正式的谍报人员，作为付费的线民，能不能以「制裁」的理由加以约束，这都令人质疑。

谈到权力核心和政治敏感议题时，我总会想起我九十二岁大表哥的特殊经历与见解。他在1950年代初甄选入国防部二厅外勤班，接受谍报训练。之后去日本，并辗转欧、美、亚、非等各地执行任务。1960年代初派遣大陆，不久文革爆发，被捉入狱。1990年代初，我们才得知他还在世，经多方努力，得以回台终老。多年前某日，他看我入朝为官，一脸严肃地问我：「你现在进入官场，我问你：有没有人愿意为你死？」我当场愣了一下，这是什么时代，做官还要有人愿意为你死，你不被骂得臭头已是万幸。我当时回答：「当然没有，我也不想有。」大表哥哼一声冷冷的说：「那你没有用！」随后他举经国先生为例。他说：「我们外勤班，不属于情报局，我们属于国防部，直接受经国领导。救国团、政工干校才是蒋经国掌握权力的真正骨干，大家都愿意为他死。」我虽不认同他的看法，但却相信这是「权力」（power）这个东西最最核心的逻辑，是最理性的非理性力量，清冷且充满秋天肃杀之气。情报和国家安全的工作，即是最接近权力核心的工作，很难用一般逻辑来规范，尤其在一个威权体制的时代。这是我理解江南案真相的第二个基础。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江南案发生前后台湾内部「权力核心」的变化及其面临的问题。台湾1970年代退出联合国之后，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院长，最后并接掌大位。这中间面对国内外严峻的挑战，政府之所以能一一克服，免于社会的动荡；在经济高度成长的同时，又能逐步完成台湾民主化的工程，这当然需要许多积极条件的配合；但，权力核心的稳定，应该是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正因为蒋经国在父亲全力的栽培下（这当中当然有许多的故事可以说），权力核心的移转才得以平和顺遂。

随着台湾社会的解放及民主的深化，也由于蒋经国总统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七O年代后期，权力核心的巩固，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不同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权力移转，戒严令支撑下的党国体制，即使受到外界若干的批评，威权的力量仍在，只要掌握关键的统治机器，权力核心依然稳固。但是，后蒋经国时代的权力安排，明显和之前的状况有了本质上的变化。台湾主体意识崛起和民主化的工程，已经不是原来的党国体制所能框限，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一直到1984年的江南案，在在显示中华民国正在面临一次国家体质的变革，情报、国安系统首当其冲。「愿意为你死」的古典精神，必须从「领袖」、「党国」或某种「意识形态」的牢笼里挣脱，找到一个更制度性的安顿。困难就在这里！

1979年至1983年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升上将所主持的「刘少康办公室」，一个统合党、政、军、特的编组，反映了国安系统急需建立快速、灵活回应社会突发事件的机制。结果并没有成功，徒然增添了指挥系统上的紊乱。刘少康办公室的设置和王升的启用，隐隐透露出巩固「权力核心」（蒋经国）的思维比较是个人亲信的考虑，而不是因应民主化所需要的客观制度性的变革。不同于之前两位蒋总统父子的权力移转，「权力核心」及其周边的巩固力量，是充满焦虑的。新的领导核心该是谁？谁是下一个效忠的对象？好让大家继续为他死，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感。这才是1984年前后，中华民国情治环境的真实状况，也是江南案一个不该发生却终于发生的悲剧之时代背景。天铎以「大汪」（汪敬煦）、「小汪」（王希苓）内斗作为其重要拼图之一，我虽不敢说全无道理，但无法让我们掌握到问题的本质。大时代变化的力量，岂能是个人私愿所能左右？事件主角之一的陈启礼事后批评：「小汪没有担当，他后面的人也没有担当」。并认为一开始便把责任推给陈自己，由他一人承担，就不会惹出后面这么多麻烦。时代的巨轮哪里是个人意志所能撼动的呢？

蒋经国总统晚年，不论他个人知不知道，其权力周边，的确有官邸、家臣或其嫡系在考虑、安排权力核心移转的举动。情报局以刘宜良写《蒋经国传》且着手要写《吴国桢传》，诋毁国家元首，做为「制裁」的理由之一，是台湾民主化之前的旧思维，是威权时代的产物和情感。天铎花了不少笔墨描述汪敬煦将军接掌国安局之后兴革的新气象。汪先生我完全没有私交，却有数面之缘。早年我曾住在新店，楼下一对朱姓「外省」老夫妻及其儿女和我们过从甚密，我的两个女儿几乎是他们照顾带大的。后来知道，朱先生曾为何应钦将军开过座车，后来更长期做了汪敬煦将军的驾驶兵。朱先生一家人曾都住在大崎脚，汪将军住在那里，前立法院长刘健群也住那里。朱太太原本在刘健群家帮佣，因而结识了朱先生。当时住大崎脚的，还有何应钦将军的弟弟何应瑞。何将军没有子女，弟弟将三女儿何丽珠过继给哥哥，大女儿则嫁给了汪敬煦。二战期间汪先生因英文好，曾任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的侍从参谋。两家深远的关系，可以想见。

我和汪先生就是在朱先生儿子结婚的典礼上遇见的，之后还在若干场合见过面、打过招呼。虽然如此，从朱先生夫妻口中，却常听到汪先生做人处事的一些风格，和天铎的描述，颇为脗合。汪将军工兵出生，有过作战经验。从工兵署长一路上来，并在台湾大变革的关键十年（1974~1984），担负起中华民国情治首长的重要位置，身处风暴中心。他担任过宪兵司令（1974~1975）、情报局长（1975~1978）、警备总司令（1978~1981）、国安局长（1981~1985），经历了美丽岛事件、林宅血案、陈文成命案和江南案等重大案件，每一个案件都有牵动台湾历史走向的能量，汪先生也成了箭靶。

在那关键年代，能将情治敏感的工作交给汪敬煦先生，显示层峰对他绝对的信任。然而，从汪先生许多口述资料中，他常强调自己是职业军人，面对的是国家，并不与官邸的人做私下的往来。讨论如何处理刘宜良问题的前置作业时，许多资料显示的确有官邸或亲近官邸的人介入，也邀汪先生参与。这些事态汪先生应该是知道的，但似乎并没有积极配合，其中的难处，不难想像。江南案事发之后，国安局发动「一清专案」，能不能将它简化成自己人内斗？我是高度怀疑的。军队国家化，权力核心转移的民主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反的道路。李登辉总统的接班，后来几次的政党轮替，都需要一个新的思维和精神来面对。江南案是翻过威权时代第一页的开始。

五

大学时代读过劳思光先生的《历史的惩罚》一书，里面一段话令我难忘至今，他说：

「人在任何历史阶段中，一方面他要受已有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方面他却可能据其自觉的活动创生新的条件，以改变未来之历史。人是以往历史的奴隶，却是未来历史的主人。在历史的因果关系下，人只能承担一切已成立的历史之过，但又能为未来种下新的果实。倘若人所处的历史阶段，正遇上已成立的历史条件都给人类带来苦难，则人对这种苦难只有承担；但人仍可以为未来留下种子，以待新条件成熟，而使苦难解除。」

其实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世代、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族群、不同的个人，都各自有其因果；我们的价值判断，我们所追寻的「真相」，充满着缝隙，这些缝隙也是一切悲剧的根源。这一篇序写得这么长，不是要和天铎擡杠，只是想从我理解的「大背景」补充一些观看江南案的视角。做为一个外行人，我只能尽其所能，真诚地表达内心的想法。误解和不周延的地方，只能请大家见谅。我固执的大表哥，非常反对我写这类涉及情治事务的文章。我说这可以留下历史记录，以供后人参考啊。他说：「我们选择这条路，就是打定主意要做无名英雄，真相对我们不重要。」问他有没有遗憾？「有什么遗憾？我很多同志第一次出任务便被打死了。我没有什么本事，只是幸运，才能活到现在。」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了解一切，就会原谅一切。」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担当！（本文系《江南案拼图：改变中华民国国运的关键》推荐序，时报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