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城大膨胀：成都是四川第二城5.8倍
最近，备受关注的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隐藏在人口数据中的人口流动趋势也浮出了水面。
人口从北向南方流动，已经是不容置疑的趋势。不过，如果从省域的角度来看，又有新的发现。数据显示，与2019年相比，2020年16个省（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相对应的，15个省市则减少了。
如果细看会发现，减少的15个省市多为中西部省，同时，这些省份大部分都有一个“强省会”，对省内的常住人口呈现强大的吸引力。
人口的集聚是观察强省会的一个视角。过去5年，不少省会得益于“强省会”战略而发展壮大，与此同时，据不完全统计，在各地披露的《十四五规划》中，至少已有10个省份提到了推行强省会战略，新一轮的强省会竞争已经打响。
▋▍
强省会面面观
强省会已经不是新鲜话题。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强省会”几乎是各省的标配。
强省会的潜台词是省会城市经济强大。可以看到，2020年的27个省会中，有11个已经迈入万亿GDP俱乐部，这一数字比去年增加了4个，分别是济南、合肥、西安和福州。
图｜2020年27个省会城市GDP增速和变化（图源：第一财经）
业内喜欢用经济首位度来衡量强省会的程度，即省会城市的GDP在全省GDP的占比。一般来说，30%是基准线，超过30%被认为是强省会的标志。
数据显示，2020年，27个省会城市的平均首位度达到28%，与30%的基准线距离微小，可见，强省会在全国的普遍程度。
但细看不同区域的省会首位度，分化明显。
从2020年的数据来看，长春、银川、西宁、西安、哈尔滨、成都、武汉、拉萨、海口和兰州，10个省会的首位度超过30%。其中，中西部省会就有7个。
其中，银川和长春的首位度超过50%。这意味着，这两个省份的GDP有一半是由省会创造的。
仔细看这10个强省会城市，会发现他们的强省会逻辑略有差别，比如长春和哈尔滨，所在省域位于产业结构单一的东北地区，这里人口流向基本为省会和一线城市；成都和武汉，是大区域中心城市，通过人口、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实现人口吸引，达到经济的集聚。
银川、西宁、兰州、拉萨则是正宗的西部城市，因环境恶劣、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做大省会成为这些省份参与区域经济竞争的主要抓手。
值得一提的是，和沿海发达省份相比，在中西部省份中强省会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就会造成第二城的缺失。或者说，省会和第二大城市中的差距较大，一般都在2~3倍，甚至更多。
因成都和武汉两个省会也是区域中心城市，这种差距在四川和武汉省更明显。2020年，湖北省会武汉的GDP（15616亿元）约为两大省域副中心城市襄阳（4601亿元）和宜昌（4261亿元）的3.4倍。
四川省会成都GDP（17716.7亿元）约为绵阳GDP（3010.08亿元）的5.8倍。采访中，武汉学者也喜欢用这一数据来说明，与四川相比，湖北省内城市发展相对协调些。
反观强省会程度最低的10个省会，首位度后十名城市分别是济南、南京、呼和浩特、石家庄、南宁、郑州、南昌、广州、福州和太原。而它们其中，就有5个万亿GDP城市，福州、广州、郑州、南京、济南。
图｜广州上下九步行街（图源：图虫创意）
同时，石家庄、呼和浩特、南京和济南，4个省会的首位度都不足20%，是十足的最没存在感的省会。
相应地，在这些没存在感的省会，它们所在的省域大多拥有双中心或多中心，这也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发达后的主流发展模式或格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邹薇称之为“2+N“模式。
如在福建，有福州和厦门；在广东有广州、深圳这一对超级双子星；在江苏，苏州才是省内“一哥”，接着才是省会南京、无锡、南通，四个城市都是万亿GDP城市，其余9个地市也都进入了全国百强城市，是加强版的“2+N”格局；在山东，有济南和青岛双子星。
值得一提的是，在十四五期间，湖北、湖南、陕西等省会提出了要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未来“2+N“模式或将在中西部省份逐渐铺开，是“十四五”在强省会战略上的一大亮点。
图｜湖北长江大桥（图源：图虫创意）
▋▍
“强省会”的演变逻辑
强省会已经成为各地区域发展的主流趋势。“十三五”期间，有16个省会的首位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这意味着全国一半以上的区域都是强省会战略的受益者。
翻看各地“十四五”规划，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有山东、贵州等10个省明确提出实施或支持“强省会”战略，“强省会”之间的竞争将越演愈烈。
回首“十三五”期间，这些强省会的成长逻辑，也略有差异。
首先，不容置否，在强省会战略下，一批新一线城市应运而生。数据显示，从各大省会GDP来看，广州2020年的GDP一枝独秀，达到2.5万亿，是当仁不让的最强省会，而在广州之后，是成都、杭州、武汉、南京四个新一线城市，经济规模在1.4万亿-1.8万亿元之间。
图｜杭州（图源：图虫创意）
其次，大部分省份的强省会策略，离不开两种方式：一是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空间和经济体量的双提升。区划调整的背后，往往是资金、技术、产业等资源的倾斜，经济的发展指日可待。
如2020年，长春合并公主岭。可以看到，长春的首位度便超过银川，成为全国省会首位度最高的城市。2019年，济南合并莱芜，2016年成都代管简阳，他们的首位度都直接上升了1-2个百分点。
二是吸引人口产业流入并重，通过人口和产业的集聚来实现经济规模的提升。如一方面放开落户限制，加大人才引进政策，来提升人口规模，另一方面，引入产业发展总部经济，如西安、郑州、武汉等。
图｜2020年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资料来源：智联招聘，泽平宏观）
这四个省会脱颖而出成为新一线的背后，有着别样的强省会逻辑。凭借既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优势，让他们在产业转型和城市吸引力上更胜一筹。如果再叠加上述传统的放开落户限制、行政区划调整等常规手段，便更容易在这轮强省会竞争中出彩。
如今，这四个城市的高新、科创产业已经形成先发优势，产业活力开始凸显，当它们的产业发展与教育资源形成共振，这些省会的爆发力未来可期。
此外，还有一种省会的成长模式在酝酿，典型的代表便是“赌城”合肥模式。合肥过往的经济表现有目共睹，2000-2020年，合肥的GDP从325亿元上升至10045.72亿元，在全国所有城市排名从82位跃居第20位，在省会城市中排名第9。
图｜合肥徽州古城（图源：图虫创意）
当前，合肥的经济首位度为26%，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强省会，但将时间拉长，过往20年，合肥无疑称得上是省会快速发展的代表。
合肥的发展出圈是近年来花重金引入面板、新能源汽车等新一代重大产业，当这些产业集聚效应开始显现，被市场理解为“赌对”了，“赌城”的称呼也因此而来。
“赌城”的背后隐含着省会合肥的发展秘诀，在新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中，合肥找到了政府服务的新角色，化身为“风投”机构，以投资股权的方式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从而引导产业集聚。
这一点是完美契合产业转型中企业发展需求的。如果说，在传统工业化阶段，企业对政府的期待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和土地等资源的倾斜。那么，在新一轮的产业转型的发展中，企业更迫切的需求是风险偏好低的资本和技术。显然，在资本方面，政府更有发力的空间。
事实上，除了政府亲自下场进行股权投资，还可以在资本市场服务上下功夫，如引入深交所或上交所等交易所市场的分部，或者为企业提供区域性的股权交易市场等场外市场，都是省会城市政府可以发力的方向。
比如合肥就已有动作。4月27日，由深交所、安徽省地方金融监管管理局等七方共建的深交所安徽基地正式落户合肥高新区。
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将呼唤更多创新型经济的参与，它们对资本服务的需求更大。欣慰的是，随着新《证券法》首次确认了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法定地位和功能，或将激励政府在资本服务方面上推出更多创新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