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憂鬱之島》：他們躍入命運之海，游出香港的浮與沉
《忧郁之岛》的主角之一陈克治（图），当年好不容易偷渡至港、成功游上岸，他在香港工作打拼，至今，他仍时常每朝游水。 图／作者拍摄
编按：由陈梓桓执导的香港纪录片《忧郁之岛》将于 12 月 16 日全台上映。这部无法在香港公映的纪录片拣选三位不同时代的长者——逃离文革偷渡来港的陈克治、亲历六四事件的林耀强，以及于六七暴动期间、印制传单被捕的石中英——并找来经历 2019 年反送中运动的年轻人，重演三位长者们的故事。拉长时间轴，这些长者和重演者皆有各自的抗争经历以及身上背负的历史伤痕，片中便透过真实与重演片段的相互交错以及跨世代对话，慢慢交织出复杂、无人能定义的香港故事：「香港对你来说是什么？」
本文作者萧云访问了主角之一陈克治以及正副导演，谈谈《忧郁之岛》以及他们心中的香港。
▌一、电影的灵魂
《忧郁之岛》可谓首尾呼应的典范，片首和片尾都聚焦于同一人物，在大海继续前游。
1947 年陈克治在广州市出生，他本来有两次机会离开大陆但都错过。直到第三次冒上性命换取希望，他才能找到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陈家原是住在关西大屋的富商，但陈克治出生前父亲已患上当年仍属绝症的肺结核。陈母曾想过举家搬往外公身处的泰国。但陈父碍于自尊不想投靠岳父。1950 年陈父病故，天下已经易帜，出国无门。
尽管家道中落，但陈依然考上当地名校广州市第五中学（广州五中）。大饥荒后政策一度放宽，不少同学申请到香港「探亲」后不再回来。住在香港的姨姨劝过陈母效法，但陈母不想为亲戚添负担，孩子又不舍得妈妈而未成行。
文革开始后陈母不免后悔，「点解当时唔过去呢。」（「为什么当时不过去呢？」）
1966 年起全国都因文革而停课，高中毕业的陈克治无法升读大学。1968 年又要上山下乡，陈和所有年轻人都要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调往惠州市博罗县，失去城市户口。「唔愤气」（不忿）的他终于萌生偷渡的念头。
当年陈太太也是「广州五中」的学生，不过读书时两人尚无深交，后来都先后到博罗县「插队」，同属「铁场公社」的「黄西大队」，分派往不同农村。1970 年「黄西小学」需要扩充，甄选各村知青到「博罗师范」集训，陈克治和未来太太都是村里唯一获选的人，两人一起到小学教书，开始交往并订情一生。
图为饰演陈克治夫妇的演员。 图／剧照
由于陈克治已经高中毕业，学历在当年农村可谓甚高，所以由他任教「黄西小学」新设的初中班，除了物理和化学还兼教体育。他特地回广州市添置设备，把农村学校的实验室搞得「似模似样」（井井有条），到头来却没有好下场。
陈克治本获旧校长赏识，哪知轮到新校长上场，却是一个唯党是瞻的奉迎者，要求老师仿傚军人，率领学生一边呐喊一边步操上学。陈非常反感，拒绝迎合，一如以往自行锻炼身体便直接去课室教书，为此与新校长顶撞。
新校长挟怨报复，借故开除时任小五班主任的女友，陈亦心灰意冷辞职。「农民系中国社会嘅最底层，但我哋比农民更低层。佢哋好排斥我哋，因为我哋系外来人。」（「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但我们比农民更低层。他们很排斥我们，因为我们是外来人。」）
尽管年轻力壮的陈克治工作量更多，工资却比一般农民低，仅能与「看牛仔」（牧童）看齐，学弟学妹的遭遇更加可想而知。他点出当年农民的心理，不但不想「再教育」知青，而且不满知青瓜分了农村的有限资源，「土地就系得咁多，你偷渡走咗佢哋仲高兴添。」（「土地只有那么多，你偷渡走了他们反而高兴。」）
「阿妈都知偷渡好危险，但劝我唔会挂心，去到乡下就揾窿路偷渡香港。」（「妈妈也知道偷渡很危险，但劝我不要牵挂，去到乡村就找法子偷渡香港。」）在压抑的环境中他再次坚定了偷渡的信念，香港成为追求自由的应许之地。
他们首次尝试偷渡，还有第三个同伴。讵料陈和女友在龙江碰到一班小学生，自幼接受党国教育的孩子立即向大人举报。犹幸陈有亲戚住在附近，正是由大嫂接济渡海的物资，于是推搪为探亲。农民押两人去见大嫂，在监视之下无功而还。
虽然同行的朋友一时尚未暴露，坚持一人出海，却不辨方向游回大陆被捕。当朋友还关在收容所的时候，陈克治和女友已再次出发。
1973 年 7 月 10 日他俩从珠江河的南部起行。两人只有一架单车，女友坐在车尾，先到广汕公路的起点，再沿公路踩单车 80 多公里，经过长宁，转往惠州，再到龙江，7.11 夜晚与亲戚在坪山的树丛会合。他们拿到物资后将单车留给亲戚，7.12 起开始徒步翻山。有鉴前辙他们放弃最近的路线，宁愿去更偏远的海岸。
陈的朋友事先通过门路找到一份研究地质的地图，给他们用来偷渡。地图标示他们的目的地是「曲岛」，后来才知道香港人叫作「吉澳」。
陈和女友参考地图，以为按指南针直接走到海边没多大难度，忽略了一座座山峰的高低差距其实是更长的路。后来两人明白不能强从指南针行直线，在山腰间迂回反而更短，走了四日四夜终于到海边。
当年偷渡一定要夜晚出海，若果游到天光仍未抵港，一旦遭遇大陆的乃至香港的「左派」渔船，都会被抓回大陆。
1967 年，在上海手持毛泽东画像的女工们。 图／美联社
陈克治和女友以为按指南针直接走到海边没多大难度，忽略了一座座山峰的高低差距其实是更长的路。后来走了四日四夜，他们终于到海边。 图／《忧郁之岛》预告片截图
1973 年 7 月 16 日夜晚，狂风暴雨，雷电交加，巨浪滔天。他们尝试下水，却三番四次遭仰面巨浪打回岸边。陈和女友都精通水性，每次练习都会游十几公里，可是平日他们只能在珠江训练，当晚是他们平生第一次口含盐水。
陈克治坚持要游去香港，他学会觑准浪与浪之间的间隙，和女友投身大海。
陈在肩膊绑住一条绳，绳末是一个水泡，让女友拚命抓住。原定计划还要用绳拖着一个胶袋，包住指南针、衣服和食物。但在翻江倒海的风雨中，除了伴侣其他都不再重要，只剩下两个人、一条绳、一个水泡，再无余物。
当年他们没有泳镜，陈的双目首次接触海水难以睁眼，仅能凭身体感觉绳的末端依然是她。他呼唤女友要尽力说话，既像舵手为他指示方向，也好让他安心彼此仍有一绳相牵，「没有一丝一毫要分开嘅念头。」（「没有一丝一毫要分离的念头。」）
游到不知什么时候，陈克治突然感觉到肚子有东西滑过。起初他大吃一惊，以为碰到鲨鱼，在水中撑直身子，才发现在漆黑中不辨水位，原来双脚已经可以碰地。
他们走上岸，在曚昽的黑暗中隐约见到一座山。爬到山顶的时侯，本来漆黑的天空在破晓前开始发白，渐变成一片无法形容又无法忘怀的蓝。
蓝色象征忧郁，因为它介乎黑暗与黎明之间。
他们在应许之地遇到的第一个人是位老婆婆，听到两人的来历一脸惊讶。
时维 1973 年 7 月 17 日，昨晚台风黛蒂袭港，天文台悬挂九号烈风信号。
蓝色象征忧郁，因为它介乎黑暗与黎明之间。 图／作者拍摄
▌二、历史的纷争
陈梓桓导演在 2017 年开拍《忧郁之岛》，当时尚未有反送中运动。副导演 Ernest 形容最初是要记录雨伞运动结束后「好灰」的忧郁低潮，「当时唔知做咩好。」（「当时不知道做什么好。」）
陈导还记得他在前作《乱世备忘》询问其中一位主角：「你觉得二十年后你会变成点？仲会唔会相信而家相信嘅嘢？」（「你想想二十年后你会变得怎样？还会不会相信现在所相信？」）新作则尝试反转问题：「你系咪依然相信几十年前相信嘅嘢？」（「你是否依然相信数十年前所相信过？」）
于是他们拣选三名不同时代的长者——陈克治、林耀强、石中英——述怀忆往，思考香港究竟是什么。
林耀强就读香港中文大学，加入学生会，1989 年担任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学联）主席，赴京支援八九民运，是少数亲历六四屠城的香港人。后来他成为律师，改名林洋𬭎。
石中英本名杨宇杰，1967 年时值六七暴动，他携带反英亲共的文宣被捕，被港英政府判囚 18 个月。后来他成为富商，屡以「石中英」的身份赞助六七暴动的书籍和电影，被批有「漂白」之嫌。
电影团队自 2018 年起拍摄陈克治，没人料到还有一场更大的运动，还可以有更大的伤痛，完全改写电影的格局。
2020 年电影团队加入年轻人重演长者的遭遇，但碍于时势不易物色演员，遂改为邀请素人，在幕前饰演年轻陈克治的男生其实同时在幕后负责剪接。重演者或多或少都背负 2019 年的经历，并将自己的故事带进电影。
过去与现在穿梭，真实与重演交错，拍到后来电影的重心已放在今日香港。陈导形容《忧郁之岛》是 “looking for our past from where we are now”，要由香港人记载香港史；要从过去理解当下，「特别系而家我哋唔知点样讲香港变得唔熟悉嘅情况。」（特别是如今我们不知怎样诉说香港变得陌生的情况。）
林耀强是少数亲历六四屠城的香港人。后来他成为律师，改名林洋𬭎。 图／剧照
1989 年 6 月的北京，市民们拿着石头站在军用装甲车上。 图／美联社
陈导宁愿请人重演的另一原因，是不想受访者直接宣之于口，期望观众对历史的重演保持「间离」，警惕「不存在 100% 的真实。」电影团队搜集资料时，已留意到回忆不尽是事实的全部。他们发现当年亲共报章是以标榜的角度记载石中英在法庭呼喊「毛主席万岁」，但石中英回顾时却从未提到。
重演者并非只是演员，本身也是电影想记录的人物。陈导期望长者与重演者能够互相激荡，迸出火花，跳出真真假假的「第四面墙」，启发观众思考历史的循环有何异同可堪借鉴。可是电影的手法既有巧思亦有代价，开放的叙事或令观众感到扞格。
电影内所有长者与重演者的对话均无预先知会，俾让双方可以开心见诚。陈克治夫妇与饰演两人的新移民甚为投契，相知相惜。至于第二对组合则是林耀强与方仲贤，前者是 1989 年的学生领袖；后者是 2019 年的学生代表。两人都很谨慎，电影团队无法促成交流。
去到第三对组合便成为众矢之的，石中英与阿朗的对话显得一面倒。多年来石中英都是为「六七暴动」少年犯辩护的代言人，发表过多次演讲，接受过无数访问，而阿朗则是一个口讷的年轻人。电影团队有赖剪接才能呈现双方都有说话，但始终由石中英占去大部分时间，不乏观众认为石中英在抢白奚落阿朗，更认为电影对阿朗「不公道」。
据悉石中英还未看过《忧郁之岛》，而阿朗则因为反送中运动被捕，暴动罪成仍在服刑。陈导引述阿朗在狱中的讯息，就是担心大家忘记了他。
《忧郁之岛》起用石中英而备受批评，颇似《流麻沟十五号》遭遇的困境。由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英治年代的香港颇似日治时期的台湾，不少反殖的年轻人都投身左翼。国民党抵台后不乏「亲共者」受到迫害，但他们的政见却难以见容于当下台湾。我们怎样评价作家陈映真的想法，又不致于抹杀他与同代人在国民党专政下的苦难？《忧郁之岛》也陷入同样的困难。
陈导澄清《忧郁之岛》恪守纪录片的原则，从没收取任何出场者的资金。他认为信史已有很多途径可寻，选择略人所详而聚焦于人，剖视他们是否始终如一。其实电影巧妙地拍下石中英与梁国雄叙旧，两人都是金文泰中学的学生，都受左翼思潮洗礼。石中英在前朝的委屈已化为新朝的资本，晚年大富大贵，滑头地自外于民主运动；梁国雄则始终信奉托洛茨基和捷古华拉，反抗所有强权，晚年被控颠覆身陷牢狱。
1967 年的六七暴动，警方与示威者对峙。 图／维基共享
然而观众必须深谙香港历史，才能理解导演的「春秋笔法」，看出哪些人是趋吉避凶；哪些人是依然相信。电影跨越了六七暴动、文革偷渡、八九民运、雨伞运动、反送中运动，而且人物的登场不按时代递进，香港观众也感吃力，遑论外地观众，交代脉络变成不可能的任务，请汤告鲁斯（汤姆克鲁斯）来演也做不到。据悉若干外地观众的确误会石中英是单纯的受害者，但先后因九七和反送中运动而流徙各地的香港社群则对石中英非常反感，致令评价两极，好恶争讼。
石中英从没有诚意和阿朗沟通，他在电影里一味自说自话，只肯强调自己受过的苦，因为他所受的苦才能为中国民族主义所用。民族主义的叙事倾向将历史编辑成一出毋须思考，忠奸分明的道德剧，在剧里他们都是纯洁的受害者而非加害者。
《忧郁之岛》拒绝了笔直而下的线性叙事：壤人作恶，好人受苦，但黑夜将会结束，黎明终会来到。陈导喜欢的是忧郁而暧昧的蓝，他自忖过去不敢信任观众，也曾为了照顾观众拍出单向的作品。但他希望电影能够启发思考，包括批判电影的思考，与过去辩论后能够探索出何谓香港，「我对观众有信心。」
副导演 Ernest 更力排众议，认为石中英与阿朗的对话最「有趣」，就读社工系的阿朗不会介意自己当聆听者。「石中英嘅话有值得反思嘅地方，好多人已经放弃咗，大家都知运动唔系表面睇上嚟咁激昂。」（「石中英的说话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很多人已经放弃，大家都明白运动不是表面看来那么激昂。」）
最后《忧郁之岛》再跳出时序，回顾雨伞运动后的「占中九子案」，请回被告之一的学生代表钟耀华在犯人栏内重读罪成后的陈情。名义上虽说「重演」，但钟哽咽的声线情真意切，情感之深甚至超越真的在法庭时。
陈导解释当日他也在法庭旁听而大受触动，尤其是钟呼吁我们都有「责任走出一切中介去亲自理解世界。」他意识到罗括很多时代的《忧郁之岛》是有可能失之「散乱」，钟耀华的演说具有一种「穿透力」，能够贯穿所有历史，故以其陈情作结。
判决时值 2019 年 4 月，反送中运动尚在酝酿但未爆发。钟耀华重演的日子是在反送中运动结束后，蕴含的力量比当初的真实更真挚。
副导演 Ernest 认为《忧郁之岛》不是「反送中电影」，「点解我咁投入依个 project，我唔系睇啲好宏大嘅事，而系唔同年代嘅人点样回应创伤。」（「为什么我那么投入这计划，我不在乎好宏大的叙事，而是不同年代的人怎样回应创伤。」）
Ernest 曾参与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选举，候选内阁被舆论抨击为「左胶」，结果由宣扬本土的另一内阁胜出。此后香港出现至今不息的争论，都围绕着「中国」与「香港」的身份认同。
Ernest 观察到在雨伞运动最积极的人，在反送中运动未必再能站到最前。他记得林耀强律师曾在学联的纪念活动有过一番感触：民主运动就像初恋，第一次会一往而深倾尽全意。那时我们都曾许诺世界会改变，就像年轻时相信会和初恋的对象一辈子。
但初恋只有花开花落不会有结果，没有所谓今天失恋明天再找另一个。从北京回来的林耀强曾长躺在学联会址的沙发上失落了好几年。燃烧生命的机会只有一次，即使能够重新站起，一切也难再如同旧时。
Ernest 观察到在雨伞运动最积极的人，在反送中运动未必再能站到最前。他记得林耀强律师曾在学联的纪念活动有过一番感触：民主运动就像初恋，第一次会一往而深倾尽全意。 图／美联社
▌三、岁月的遗痕
时间回到 1973 年 7 月 17 日，26 岁的陈克治和女友终于游到香港。老婆婆说刮风的几日不会有警察过来吉澳，于是两人先借宿在老婆婆的家，直到第四日婆婆告诉两人应该会有水警来巡逻，她教两人先藏身在岸边的天后宫，看到白色的水警船停泊在码头便跑过去，因为渔民中或有亲共的「左仔」阻挠。
警察录口供时问他俩是从大陆哪处游来香港，陈克治坦白说不清楚。警察说下水的地方应该叫「鲨鱼涌」，多年后陈才确认警察的推算无误。
水警本来还想去其他岛巡逻，可是当日的风浪还是太大而折返，先载陈和女友回到大埔水警基地，再驾车载两人去元朗警署，拿着「人蛇」的牌子拍照完成手续。当时两人一无所有，解释沙田有亲戚可以投靠。警长带他俩到巴士站，告诉两人怎样转车，并自掏腰包给予硬币。陈克治依然记得最后一程巴士是 72 号，因为那是新生的起点，姨姨在村口等他们。
接下来便是典型的香港故事，陈氏夫妇成为「狮子山下」的中坚。「联泰纱厂」的工人都想拿到勤工奖，但凡有事缺勤都会私下请陈氏夫妇顶更，两人都因连做两更无休工作 16 小时而闻名。
两夫妇从未举办过婚礼，直至有了孩子才补办注册，7 月 16 日就是他俩的结婚纪念日。后来陈太太继续留在纱厂，陈克治则转行从事升降机安装，由打工做到管工直至退休。
他们先住在沙田乡村的铁皮屋，那时旧式火车即使已经开动，依然可从月台跳上火车。后来又住过深水埗的板间房，再搬往土瓜湾的天台屋，飞机无时无刻都在眼下的启德机场升降，如今回望虽非常壮观，亲身体会却非常嘈吵。
1984 年陈家申请到政府资助的居屋，1995 年举家乔迁黄埔花园，成为最后的安身之所。数十年来陈克治已定期到黄埔游泳，现在的家与海边不过数街之隔。访问时陈伯伯带笔者走往海边，如数家珍细诉黄埔如何从无到有，李嘉诚收购该地建成黄埔花园，成为香港中产阶级的模范住宅。
2014 年陈克治与其他成功上岸的偷渡者在吉澳立下义冢，纪念其他投奔怒海却一去不返的同学。陈伯伯心底的创伤和很多年轻人一模一样，在时代的巨浪中无数人义无反顾，很多人永远化身大海，只有少数人活下来。生命最大的创伤不是物理上的苦楚，而是上天为何牺牲他而放过我，我们一生都在问背后因果。
在命运的大海总有人要负责牺牲，他们没有被动地随波逐流，而是主动地承担命运。生者的责任就是记住他们的勇气，背负一生的伤痕。
陈克治很在乎《忧郁之岛》 重演文革群众大会歌颂毛泽东一幕。无论戏里戏外他都反复澄清，当年他和同学不但没有附和，还故意穿得很颓废，一度被解放军警告不得体。他们宁愿将命运交给海洋，也没有屈服过。
陈伯伯心底的创伤和很多年轻人一模一样，在时代的巨浪中无数人义无反顾，很多人永远化身大海，只有少数人活下来。 图／作者拍摄
陈氏夫妇成为「狮子山下」的中坚，「联泰纱厂」的工人都想拿到勤工奖，但凡有事缺勤都会私下请陈氏夫妇顶更，两人都因连做两更无休工作 16 小时而闻名。 图／作者拍摄
电影拍下陈伯伯坚持风雨不改每朝游水，其中一幕风雨如晦，乃因 2018 年台风山竹袭港，天文台悬挂了 10 号飓风信号，遍地狼藉，东歪西倒，回家时一片外墙玻璃正砸在他附近。陈太太曾埋怨是不是导演怂恿丈夫，但陈导澄清只是在海傍守候，没料到陈伯伯会如常来到。
陈克治以 26 年划分他人生的三个阶段：「第一个 26 年喺大陆比较遗憾，我想凭自己嘅努力报答屋企都做唔到。老实讲第二个 26 年喺香港仲辛苦，但好有价值，好有尊严，唔使睇人面色，可以凭自己努力有一个美满家庭，仲可以接济大陆亲人。我有啲唏嘘第三个 26 年好似返番去第一个 26 年。」（「第一个 26 年在大陆比较遗憾，我想凭自己的努力报答家庭却做不到。坦白说第二个 26 年在香港更辛苦，但很有价值，很有尊严，不用看人脸色，可以凭自己努力有一个美满家庭，还可以接济大陆亲人。我有点唏嘘第三个 26 年好像回到去第一个 26 年。」）
他不怕香港被打回原型，「以前都挨得过，而家都挨得到。」（「以前都挨得过，如今都挨得到。」）
2019 年陈伯伯在游泳时中风，上岸后说话变得期艾，起初他不以为意，一周后才求医，错过了及时医治，说话较慢的后遗症无法痊愈。热身时他闲话家常，透露很多泳友已经移民。但他选择留下来，诚如他继续游下去。
「初初嚟到香港，啲人问我边度嚟，我会话由广州嚟，系广州人。但嚟到香港后。。。」（「起初来到香港，人们问我从哪儿来，我会说来自广州，是广州人。但来到香港后。。。」）陈克治的语速很慢，但愈慢就愈坚定。
「我可以高调一啲讲，我为香港做出贡献，为咗香港流血流汗。」（「我可以高调一点说，我为香港作出贡献，为了香港流血流汗。」）来到香港后陈伯伯频频遭受工伤，边说边展示黝黑两手的遗痕与沧桑。
（「最有价值就是第二个 26 年，对这里有感情，不舍得离开。我为香港付出了很多，我对香港无愧。现在问我是什么人，我可以好直接说：我是香港人。」）
很多泳友已经移民，但陈伯伯选择留下来，诚如他继续游下去。 图／作者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