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日本：奥运vs.国运
主办权贿赂疑云、百年一遇大流行传染病致赛事史上首次延期、开幕前五个月奥委会主席临时换帅、「3·11」大地震余震再起……这场东京奥运会命途之多舛令人感慨，且至今仍因日本疫情未稳及疫苗接种缓慢，取消呼声不绝于耳。
但日本官方对奥运信念未减，这不仅是为避免前期投入的154亿美元付之东流，也不只是首相菅义伟出于自身政治前途考量，还有日本向来对奥运会赋予的超然象征意义：国运。
虽然日本官方从未也不会公开将国运与奥运联系起来，但被政治世家（不少高层都亲历二战）把持的日本政界，想必都对「国运论」有一定程度的信服。即使年纪较轻、出生平民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也在2月19日充满希望地指出，奥委会主席换帅可让日本由危转机、重新出发，并指曾七次征战奥运的桥本圣子出任主席乃是「天命」。
相较于欧美对「国运」概念的无感，东亚尤其是中日两国，有关「东京奥运及日本国运」的讨论正愈发升温。事实上，日本学界本就有「国运轮回」一说，著名历史学家半藤一利就曾指日本近现代国运呈40年一轮回的特点。而奥运会恰好多次扮演重要角色，因此也出现了「奥运与国运冥冥之中有一定关联」的迷思。
日本近现代的第一个轮回，即为1865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至1905年日俄战争，彼时日本迅速透过工业化走向富国强兵之路，并凭借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两场豪赌，先后击败亚洲传统秩序中心的中国以及欧洲五大强国之一沙俄，直接跻身列强，彻底摆脱1853年的「黑船」之耻以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短短40年就从被迫打开国门的封建小农岛国跃为亚洲第一强国，日本为奇迹般成长的国力和如有神佑的运势备感鼓舞，而这也成了此后全国狂热扩张思潮之基础。
在1905年至1945年的第二个轮回内，日本因过热军国主义踏上了毁灭之路。
在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并于1919年作为一战战胜国在巴黎和会与美英几乎平起平坐后，日本举国信心高涨，再加上多年忠君爱国教育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等扩张思想的潜移默化，向外扩张成了日本军部、各政党和民间诸多团体的少有共识。1931年日本关东军占领中国东北后的举国欢腾，甚至缓解了日本国内因美国1929年经济大萧条造成的社会混乱。
怀抱着战无不胜的狂热想像，日本终于和口头上倡导「民族自决」的美英盟友决裂，高举「武运长久」的旗帜踏上法西斯之路。
向来为和平标志的奥运会也成了帝国工具。日本1936年说服盟友义大利放弃申奥，拿下1940年的主办权，希望透过史上「第一场东方奥运会」纪念皇记2600年、展现亚洲人优越性，同时也计划复制纳粹德国1936年利用大规模圣火接力彰显国威的模式。岛根大学法律人文系副教授滨田幸绘指出，即使日本因深陷战争而在1938年交还了举办权，但仍进行了「圣矛接力」，将祈愿战争胜利的「矛」从伊势神宫传递至明治神宫。
最终，这场中途流产的奥运会作为军国道路的副产品，被一并扫进历史的垃圾桶里。
1964：映照战后黄金年代
在战争瓦砾中，日本国运踏入了新的周期，半藤一利认为该周期是从1952年（日本结束被军事托管）至1992年（日本股市和地产泡沫纷纷破裂），也有观点认为是从1945年（二战战败）到1985年（日本在美国施压下签订《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但无论如何，1964年东京奥运会都是这个战后重建黄金年代的辉煌时刻。
在二战战败后，日本声名扫地，与德国一道被1948年伦敦奥运会拒之门外。为展现改头换面的和平面貌，日本从1952年便开始积极申奥，最终在1960年获得了1964年奥运的举办权。
彼时日本倾举国之力投入约30亿美元用于场馆等各类基础建设，快速拉动战后经济，并赶在开幕式9天前建成了东海道新干线，成为首个拥有高速铁路（时速超过 200公里）的国家，打响日本制造的名声。甚至天公也作美，欧亚大陆21研究所理事长吹浦忠正指出，开幕式当天碧空如洗，「犹如一揽了全世界的蓝天」，而前一天晚上还是暴雨倾盆。
另外，由于当局严格规范国民行为，给国际社会留下了礼貌好客的印象，加之日本运动员获得了总奖牌排行第三的史上最好成绩，这场因美国卫星技术而首次向全球转播的奥运会，对日本修复国际地位、激发国民士气以及刺激经济发展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尽管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期间有诸多标志性时刻，但1964年奥运会无疑是其中一个里程碑，也自然拥有了象征国运昌隆的超然意义。
但后来历史的推演似乎证明了日本国运轮回的再次启动，该国在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进入了痛苦的停滞阶段。
长期通缩造就了「低欲望社会」，年轻一代缺乏野心，即使是利率为负也不愿借贷创业。企业投资时也瞻前顾后，在群雄逐鹿的网路时代鲜少冒出大型科技新创公司。缺乏拚搏的时代精神已不利于国家发展，少子高龄化的趋势更让人忧心。再加上2011年的「3·11」大地震给整个国家留下巨大伤痕，社会弥漫着末日般的悲观情绪。
2020:失落30年能逆转?
是以，日本当局在2011年7月暌违半个世纪再次筹备夏季奥运会申请时，想必希望复制1964年的奥运会神话，推进灾后重建、重振国民士气乃至扭转国运。
在日本2013年申奥成功后，当局设想先透过「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使经济呈现出复苏态势，2020年东京奥运会再作为「第四支箭」进一步拉动基础建设、旅游业和消费业。再配之主打先进科技的2025年大阪世博会，激发科技业界的创新能力，日本或能迎来曾在1985年结束的新一轮国运上升期。
但且不说安倍晋三的「第三支箭」从未真正推行，2020年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对日本经济的强力打击，以及奥运被迫延期一年、能否举行仍然存疑，似乎将日本的运势又打了回去。不仅前期154亿美元投入或收不回本，国民信心工程也化为幻影。
不过，即使标志性事件往往可以充当一国扭转运势之加冕礼，但最关键的无疑还是国家政策和国际大环境的相互成就，与其寄希望于奥运象征国运的迷思，反倒不如对外全面稳定与邻国的关系，巩固东西方的衔接，毕竟日本可以在东西合作中发挥桥头堡般的作用；对内则要真正落实结构改革。
《多维TW》月刊06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