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山人／攀登圣母峰的荣耀：登山精神的质变和台湾远征的未来

●城市山人／我是城市人，但心里有座总登不到顶的山；我是上班族，只能用有限的时间追寻梦想，可我会勇敢前行──这就是城市山人的故事。

谁都没料到，2019年让圣母峰跃入新闻版面的原因，竟然会是一张塞车的照片。截至5月30号为止，圣母峰上已逝去了至少11条生命，创下2012年以来的新高（不计因天灾丧生者）。

今年，一位曾姓工程师率先登顶成功，然后是詹乔愉（三条鱼），成为第12位和第13位成功登顶的台湾人。

恰巧身边有朋友对此倒背如流，于是借着他的帮助整理出了一个名单：

1. 吴锦雄, 1993, 台湾首登 [两岸联合珠穆朗玛远征队]2. 石方芳(拾方方), 1994, 下撤时遇上暴风雪失踪3. 江秀真, 1995, 台湾女性首登 / 2009, 第二次登顶 [欧都纳七顶峰攀登队]4. 陈国钧(小黑), 19955. 高铭和, 1996 [中华民国圣母峰远征队]6. 郭与镇, 2007,台湾完成七顶峰第一人7. 伍玉龙, 2009 [欧都纳七顶峰攀登队]8. 黄致豪, 2009 [欧都纳七顶峰攀登队]9. 李小石, 200910. 林永富, 2010, 台湾年龄最长登顶者─57岁11. 王健民, 201012. 曾文毅, 201913. 詹乔愉(三条鱼), 2019

接下来，我们就从圣母峰的攀登简史和传奇登山家的主张来探讨一下登山精神。

登山家体现的开创性价值

自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George Mallory）于1921年、1922年、1924年三次尝试登顶，并随着伙伴安德鲁‧厄文（Andrew Irving）消失于风雪之中以来，圣母峰牢牢地捉住了全世界的想像。直到29年后，这座世界最高的山峰才由艾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雪巴向导丹增‧诺盖（Tenzing Norgay）借着供氧设备的帮助，于1953年首登成功。

但比起首登的艾德蒙爵士，即便出师未捷身先死，马洛里于登山史上的地位绝对不亚于前者。有道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所有成功的八千公尺首登，几乎都是建立于多次长天数探勘和惨烈失败经验之上。

没有先驱带回的宝贵资料与经验，后来者焉能专注于一条看来最可能登顶的路线上呢？

他们所代表的意义，从近代最伟大的登山家之一沃特‧博纳蒂（Walter Bonatti）的言论中可见一二：身为登山家的精髓在于挑战「不可能」和「未知」，首登一座山峰或岩壁最大的障碍除了地形、天气、海拔上的物理困难度，更不能忽视那从未有人成功的心理障碍。除此之外，他更直言「任何的传统极限攀登只要缺少了这两个元素，就只是运动健身而已。」

所以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区分登山者与登山家的界线，在于勇敢挑战未知与不可能的「开创精神」。

▼圣母峰大排长龙。（图／CFP）

圣母峰的今与昔：从开创性远征走向商业化登山

我们现在所见的圣母峰登顶壅塞情况，是高度商业化的结果，也是攀登窗口太短的结果（注一），更有国外向导认为原因是路线上充斥着太多体能、经验皆不足的登山者。在一些登山界泰斗的观点中，例如义大利活传奇莱茵霍尔德‧梅斯纳（Reinhold Messner），以商业模式登顶的人，甚至根本不配称得上是「登山家（alpinist）」。

确实，圣母峰从20至30年代的探勘、50年代的首登、60年代的新路线尝试、80年代的新路线攀登和无氧登顶之后，自90年代起就没有什么创举的空间了，剩下的大抵是「夫妻首登」、「国家首登」、「国家女性首登」、「双板滑降」、「最速攀登」等等成就，然后还有位盲人于2001年成功登顶。

所以让我们托着下巴，重新审视一下圣母峰和台湾的现况吧！

这座去年就有800人登顶的世界第一高峰、梦想之山，祂的未知感最终只剩下「主观的体验」，而非「客观的创举」。举本土的例子来说，虽然造访过中央尖山的登山者无数，但对于没去过的人而言，祂依然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其他的八千公尺山峰，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而我们台湾人正在争取剩下几座八千公尺山峰的国家首登：

1. K22. 干城章嘉峰 （Kangchenjunga）3. 道拉吉里峰 （Dhaulagiri）4. 安娜普纳峰 （Annapurna）5. 迦舒布鲁一峰（Gasherbrum I）

登山家是为何物？

壅塞的登顶行列中，有追求名望与刺激的观光客，也有真正挑战自我的实践者，只是照片里看不出差异罢了。所以如果你问我，登顶圣母峰，或是其他八千公尺山峰的人，都称得上是「登山家」吗？

按照国际登山文化中的传统定义，不尽然，因为缺乏客观创举性的作为。

若是极端一点来看圣母峰的商业登山，挡在峰顶和客户之间的障碍，就是体能／体质、金钱和时间；如此一来，我们看到的不免就只是他们的体能／体质（氧气瓶于高海拔可弥补这一点的不足），动辄30,000美金以上的代价（但大部分客户会付出45,000美金，最豪华的套装甚至可达130,000美金之谱），以及长达两个月的攀登周期。

如此一来，是否会营造出体能未达顶尖也能挑战8848公尺的假象？绝对是的，有些准备不齐全的登山者于攀登过程中或下撤中失去行动力，都必需靠着雪巴协作又拖又拉，狼狈万状之余更是危及了援助者的性命。这类商业登山的争论，近年可说是不停地盘旋于各大巨峰之上。

假如要遵守老派登山的「公平竞争（fair game）」原则，那么我们预期登山者会只购买最便宜的基地营套装服务，或是以不借助外力支援的「阿尔卑斯式（alpine style）」来尝试登顶，这才是比较符合传统定义上的登山家作为。

毕竟，只要我们能登顶并活着回来，似乎重点就只有登顶过这件事了，是吗？就登山家的菁英圈子来说，登顶八千公尺的山峰早就不是创举了，而是要看「过程」──路线、季节、方式、耗时、无氧等等。

我无意妄加评论挑战自我的强者，只是希望大家能由宏观的角度看待高海拔攀登──和与之共伴的商业登山活动。

回到台湾，回到开创的初衷

接着，我们心平气和地从历史的角度看待这件事情吧。

西元1951年，当博纳蒂皱眉仰望那看似不可能征服的大兜帽峰（Grand Capucin）（注二）东壁时，台湾才拥有第一支由民间组织的登山队伍「中央山脉玉山团 」；奥地利登山传奇赫尔曼‧布尔（Hermann Buhl）于1953年无氧首登南迦帕巴峰，在8,000公尺以上被迫站立露宿一夜时，台湾的救国团才组织了夏季玉山登峰先行探勘队 ，成为战后首度从八通关方向下山的登山队伍；梅斯纳于1972年无氧首攀马纳斯鲁峰西南壁时，四大天王才甫定出百岳没多久，为台湾登山的黄金年代揭开序幕。

这个巨大的鸿沟，让我们从80年代才开始将触角伸出宝岛，90年代才进入喜马拉雅的领域。是我们的登山前辈勇敢地往更高处迈步，不断从零改进各种技术、装备、知识上的短拙，这才有属于台湾人自己的海外远征故事。

也许从国际攀登史来看，我们现在就如同台澎金马的总面积一样，跟世界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但这是个渐进的过程，而我相信透过新一代登山者，如「K2 Project」吕忠翰、张元植二人组的计划，我们也正在透过一扇崭新的窗户，从这座蕞尔小岛的3,952公尺，看到8,000公尺以上的世界屋脊。

虽然台湾登山距国际水平仍有遥远的一段路，但此乃非战之罪，我们不应就此气馁！

回到登山精神的根本「开创」，我们宝岛还有许多的进步空间，需要更多人带回激励人心的故事，唤醒社会大众追求崇高的渴望，唯有如此，我们的自己的登山文化才能得到积累，才能培养出更多具潜力的登山者，继续奔走于名为冒险的路上。

这个过程，我们就一起加油吧！

注一：补充说明一下，2018年就有个长达11天的攀登窗口，让各支队伍能够乔出登顶的顺序，避免大家塞在最后棱线上动弹不得。）

注二：「 Grand Capucin」得名于其山体貌似方济各会士之兜帽，且译为「僧侣」有和Mönch混淆之可能，因此采这个名字。大小之分则来自一旁的「Petite Capuc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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