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跳舞时代到众声喧哗的台湾爵士乐轨迹
近20年来，爵士乐在台湾似乎有着蓬勃的气象，不但台北与台中都有大型且举办多年的国际爵士音乐节，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也即将迈入第19届。爵士乐团与表演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台湾爵士乐手们纷纷灌录属于自己的专辑，金音奖与金曲奖也有愈来愈多的爵士专辑入围与得奖，大学音乐系开始有爵士主修课程，甚至到大卖场购物都听得到爵士乐。
但台湾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才有今天的爵士样貌呢？
时间回到100年前的美国，牙买加裔的美国评论家J. A. Rogers在他1925年发表的文章〈Jazz at Home〉中，如此评论爵士乐：
「爵士乐是郊野堤岸暨都市贫民窟里的弃儿，是非裔美国人为了反抗污秽与悲伤，而掀起的一场快乐起义（joyous revolt）。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精神，爵士乐才会成为全世界备受机器压迫、成规束缚的现代社会，用以纾解痛苦、化解无聊的全球型安慰剂。」
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几个重点：首先，爵士乐是非裔美国人掀起的快乐起义；其次，爵士乐是全球性的；最后，爵士乐可以让人逃脱现代社会的压迫，并化解无聊与痛苦。如此看来，似乎很符合现代人对爵士乐的认知与想像。不过，爵士乐发展了100多年，形式与风格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每一代的台湾人对爵士乐的看法也可能稍微有点不同；另一方面，殖民主义、地缘政治、与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可能是影响台湾接受爵士乐的要素。因此，本文将梳理在不同时空下，台湾接受爵士乐的轨迹。
1895年台湾成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日本殖民政府为了将台湾建设为南进基地，将明治维新以来所接受的近代西方文明输入台湾，现代都会的雏形因此慢慢于各城市形成，而爵士乐（ジャズ）也如同其他西方文明如留声机、咖啡店、百货公司、体育活动等被带入台湾。
1925年，由于电气录音技术的进展及资本不断地涌入，使得日本的留声机与78转唱片产业大幅扩张，而当时，也正是爵士年代方兴未艾的时候，许多欧美正红的乐团如Paul Whiteman、Fletcher Henderson等，都曾出现在《台湾日日新报》上的唱片公司销售广告，ジャズ音楽（爵士音乐）、ジャズバンド（爵士乐团）、ジャズソング（爵士歌曲）等名词纷纷出现。不过，相较起由国外输入的「洋乐」，更多在台湾销售的爵士歌曲是由日本生产的「日洋混血歌曲」，即翻唱外国歌曲并搭配日文译词，这样的爵士歌曲捧红了不少当时日本的爵士歌手，如二村定一、天野喜久代、川畑文子等。其中二村定一，更与井田一郎所率领的爵士乐团来台巡演，佳评如潮。
由于留声机价格昂贵，并非一般平民老百姓消费得起，因此留声机音乐会与在广播节目中播放78转唱片，就成了传播爵士乐的途径之一。台北放送局（JFAK）等广播电台从1929年到1937年止，便经常播放爵士唱片，其中也曾包含Duke Ellington与Benny Goodman的唱片！
在1920、1930年代，爵士乐是现代化及全球化的都会象征，也与当时的休闲娱乐密不可分，例如社交舞、Revue或歌舞杂耍表演及有声电影。当时著名的女魔术师松旭斋天胜就于1925年带领Dixieland爵士乐队到台湾进行多场演出，场场爆满。各地也经常有不定期的爵士与舞踊大会，其中，1932年在台北获得经营许可的跳舞场有两家，分别是台湾人经营的「同声俱乐部」与日本人经营的「羽衣会馆」，两者皆有所属的爵士乐队驻场表演。而1930年由Paul Whiteman交响爵士乐团担纲演出的音乐电影〈King of Jazz〉，更在台湾获得许多回响。
纵观爵士乐在日治时期对台湾所造成的影响，主要跟日本雷同，都是标志着摩登的概念，此时所输入的爵士乐也以当时席卷全球的流行文化为主，如Paul Whiteman的唱片与电影。而爵士乐及社交舞所带来的两性接触，突破传统的新鲜感让年轻人趋之若骛，却也饱受卫道人士的批评。不过，爵士乐在台湾的热潮，随着战争局势紧张而从1940年开始渐渐消失于台面上，后来更被冠上「敌性音乐」之名，遭受取缔，直到二战结束。
二战结束，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台湾，并于1949年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至台湾。从195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围堵苏联共产势力，建立了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地缘政治，在台湾驻军直到中美断交。30年间，台湾一方面压抑在戒严统治的气氛之下，资讯不透明，但另一方面则是大量接受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各种宣传与影响。
台湾当时透过美国接受爵士乐的方式，主要有报刊杂志、美国新闻处举办的活动与制作的广播节目、美军电台、美军俱乐部及美国国务院促成的爵士乐手访台音乐会等。由美国组织来访的音乐大使，除了美国第七舰队及第十三航空队等军乐队之外，计有Jack Teagarden、Benny Goodman、Louis Armstrong（仅在美军俱乐部演出）、Glenn Miller Orchestra（由Ray McKinley领导）、Lionel Hampton Show Band、Duke Ellington等，其中Glenn Miller乐团演出最为轰动，获得最多回响。另外，来台于美军俱乐部驻演的菲律宾乐手，也因为与台湾乐手有密切互动，而影响台湾爵士乐坛甚多。除了收听广播节目播送的音乐外，因正版唱片昂贵且不易取得，当时的乐迷主要购买翻版黑胶唱片，但翻版唱片的选曲策略偏向排行榜的热销曲目，因此也容易流于商业化。
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迁台，也带来了上海时代曲的怀旧文化。随着电视如《群星会》等节目开播，带动了国语流行歌的成长，也促进了歌厅、夜总会文化在城市的蓬勃发展。
上海在二战前是亚洲最繁荣的通商口岸，不但被称为十里洋场，在日治时期也有「魔都上海」之称，歌厅、舞厅栉比鳞次，到处都是来自苏俄、美国、菲律宾、日本的爵士乐手，上海时代曲也在此时被催生。因此，战后国语流行歌曲还未产生新创作之时，由爵士大乐团伴奏的上海时代曲顺势成为怀念祖国大陆的乡愁，而爵士大乐团的编制也成为1960年代中期，各大饭店、夜总会邀演的对象，甚至成为三大电视台的基础编制。
上海百乐门式的演出模式，加上Glenn Miller及Benny Goodman等传记电影在1950年代中期所带来的美式怀旧效应，使得Swing及Big Band成为台湾60、70年代爵士乐的明显主轴。不过，也有少数爵士爱好者，如作曲家李奎然，或小号手蔡辉阳，用不同的角度来看爵士乐，分别成立了「台北现代爵士乐协会」及台北「蓝调」爵士咖啡屋。
解严之后：多元话语权的资讯年代
中美断交之后，台湾在1980年代逐渐走向开放，国内唱片业者陆续争取国外唱片代理，正版唱片变得可以取得；报禁及广播限制也在1987年解严不久后开放，1995年台北爱乐电台设立，并开始播放深夜的爵士音乐节目。随之而来的是1990年代中期校园网路BBS的兴起，许多爵士乐爱好者开始在BBS上聊音乐，爵士乐也在这一波资讯开放的浪潮中被重新演译。
戒严时代的话语权，由政府审查机制及美国冷战外交政策所掌控，爵士乐被形塑为美国的古典音乐及民主价值；解严之后，民众开始取得话语权，爵士乐随着渐渐融入我们生活的自由民主体验，重新定义了台湾的都会生活，也落实了爵士乐原本的意义，也就是J.A.Rogers所说的「自由」与「全球性」。
经历日治时期摩登的跳舞时代、戒严时期歌舞升平的幻象年代，以及解严后多元流通的资讯年代，在爱好者对爵士乐饥渴追寻地推波助澜下，爵士乐于21世纪的台湾，似乎达到前所未有的气象。如今在全球化的数位年代，问题的重点不再是如何取得资讯，而是我们如何在资讯爆炸的年代，选择并决定自己想要的。爵士乐在台湾，未来将从我们如何定位自己，而决定与世界互动的轨迹。
本文作者：杨晓恩
(本文摘自《PAR表演艺术 5月号第340期》)
《PAR表演艺术 7月号第3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