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智言批政大羞辱 兼任教师：师生相残 制度荒谬失焦
▲ 国内虽然流浪博士多，但因大学允许教授减少授课，反而造成学生修不到课的现象。（图／取自Pixabay）
我有很多个身分，其中一个身分叫做「流浪博士」。这个身分，从我2015年博士班毕业，一直维持到现在。
流浪的意思，从字面上直接了解，就是「没有固定居所」。流浪博士的意思也可以以此类推，指的是「没有找到正式教职，只能在很多学校当兼任流浪的博士」。
我博士毕业后，当过母校的博士后研究员，也为了心爱的母校书院当过「硕士级研究助理」，也做过完全不需要博士学历的公务员。简单地说，我没有成为博士阶段之后理当转换的角色：大学专任助理教授。
可能我不优秀、可能我是土博士没有喝过洋墨水、可能我研究发表太少......
总而言之，十五年前，为了大学教职而决定去念博士班，以结果论来说，还真是完全搞砸了呢......。
但是我的运气一直很好，总会有许多贵人老师给我机会（仔细想想，我目前的人生都是靠贵人老师们的帮忙走过来的），所以这学期我有了一个新身分，是北部某国立大学的兼任助理教授。
▲某国立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薪资，以钟点费为计。（图／翻摄画面）
国立大学兼任助理教授薪资 比超商多一两倍
你或许会有点好奇，兼任助理教授薪水有多少？嗯，其实就是钟点费，每小时700多元。
这个数字，我猜绝大多数的人，甚至包括学生，大概都不知道。俗话说「吃米不知米价」，但老实说，学生真的也没必要知道，那个在台上讲到嘴角全泡的人，他到底实拿多少钱。
那个700多元（零头我就先去掉了，总之不会超过一杯珍奶），意思是你这学期如果开了一堂两学分的课，那么你这学期实拿的薪水就是：
学分数*周数*700
2*18*700=25,200
25,200不是月薪喔！是这学期2月底到6月中之间，我实际拿到的薪水。
当然学校会付我车马费，但是是实报实销，我一毛钱也不会赚到，而是把这些钱拿去贡献给交通业者（在这个疫情谷底中也算好事一桩）。
一堂课一小时700，算是合理吗？好，大概比便利商店与麦当劳多了一两倍，但是；
我的劳动不会只有在上课而已。
我每次去大学上课，往返要花四小时通勤。
我每一堂课上课前，我需要花几个小时不等的时间来备课、制作教材。
我每一次下课后，学生只要来问我问题，我就会留下来解答到学生满意为止。
以这个礼拜为例，我花了两个多小时说服一个学生，不要再遇到问题就假装没事绕过去，要好好直面内心的伤痛与问题，好好与它对话，而对方的顽强与否定，则好几次令我都想要祷告呼叫任何一个可以得来速的神明了。但我又完全可以理解，毕竟我就是逃避与绕过问题20多年坚决否定问题存在的高手。
然后我又花了两小时陪另一个学生好好谈话，试图去理出为什么他的生命中总是觉得自己不配遇到好事、得到好的对待，听他说生命中每一个觉得这世界否定了自己的存在的时刻，然后陪他去解开每一个曾经纠缠的结，试图找到最原初的问题症结。
总之，四点下课，我回到家的时候已经超过十点。
当然这些我花去的时间，我是一毛钱也领不到的。
但是我并不在乎这些付出没有金钱回报，因为我真心喜欢教书，我真心喜欢我的学生。那些心灵交流与信任，对我来说是品质很精纯的时间流逝、是付出生命中一段时间的方式里最宝贵的一种。
不过我也同意，这种超值的「售后服务」（？），并不是要求一个老师的共同标准。
一个教书的老师，跟做炸鸡的摊商、重机具的操作员、公车司机、养鸭场的鸭农、交通警察、房屋仲介、清洁队员、uber-eat外送员......或许也没甚么太大的不同，他们都会有倦怠的时刻、想要放空的时候、看着眼前的对象（炸鸡、生产线、打结的交通、鸭、鸡掰客户、垃圾......）感到厌烦，只剩下身体的劳动，或是在一天的情绪劳动后，对自己彻底厌弃。
老师撇开了圣职的光环，都是一个一个正常的人，有喜怒哀乐、有弱点、会说谎、有时会做卑鄙的事、有时也看不起自己。
▲ 李律指出，国立大学兼任助理教授比便利商店与麦当劳多一两倍。（示意图／资料照）
重研究轻教学 评鉴标准绑架教师
今（11）天我的同温层，因为易智言导演与母校传院的新闻而彻底洗版。
政大存在的问题，我不陌生，我试着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
大学需要很多兼任老师，因为，学生没课上。
学生没课上，因为，专任老师的基本授课学分是一学期9学分（可能因校而异），但是行政主管职以及科技部研究、产学合作等等对学校有贡献（要嘛带钱进来，要嘛为学校省钱）的老师可以减少授课，很多老师减到一学期3学分，当然一个系开不出甚么课，每堂课又有修课人数上限，导致一堆学生修不到课。
为什么会有减授制度，就是因为，对大学来说，生财最重要，所以接科技部案子最重要、招生最重要、评鉴最重要，为了这些目标，让老师们不要太辛苦、可以心无旁鹜做研究也是应该的，教学呢？没办法就牺牲吧！
为什么老师那么少呢？不是一大堆流浪博士吗？有的私立大学为了节省经费，老师退休了遇缺不补，用原有师资强迫分担，或是花前面提到的六、七百元去外面找业师来补。
国立大学则是上演抢缺大战，一个系的三级三审制，在校内抢缺严重、各个派系山头都要抢的情况下，系级审、院级审、校级审，你的人马我打枪、我的人马你打枪，一个助理教授缺好几个学期都因为三级三审没过而从缺，是稀松平常的事。
那这些问题又是谁要负责呢？校长吗？主秘吗？三长吗？院长吗？系主任吗？
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教授、都是学者；我并不会说因为是教授，所以他们都是圣人，但最起码，在学校的环境里，大多数接任行政职的教授们，都有身为学者与知识分子的学养、人品，甚至还有改造大学的热情，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是坏人。
这些问题的出现，一路推到源头，是大学资源分配的游戏规则。
台湾的高等教育这十几年来，一直在效法美国新自由主义转向的作法，学校资源越来越少，学校越开越多，为了抢钱、大家就只好抢破头。
而评鉴的标准，又只偏重发表数量、数字指标、为了挤进全球几百大的排名，而重研究轻教学（结果名次还是一直掉），借由升等的标准绑架老师们，只能埋头做研究，完全放掉教学（还是有很多老师仍然重视教学，但是对升等毫无帮助，纯粹佛心来着），之前台大社会系李明璁老师被台大解雇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
不管是多么优秀的知识份子，只要不做研究，不能为学校带钱进来，就是废物，不要也罢。
易智言导演指出的例子，真的只是千疮百孔的大学制度病灶沉疴的冰山一角。
▲ 李律指出，评鉴制度使大学普遍重研究轻教学 。（图／中央大学提供）
教师底线：不能羞辱学生
但让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导演在他的行文中，虽然批判了政大的制度，却把学生当作「整个结构制度的共犯」，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前面提到的大学荒谬制度，坦白说人人都是输家。牺牲了教学品质，学生是最直接的输家；制度羞辱了担任兼任教师的专业人才，这些人也是输家。可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专任老师们、甚至是每学期为了开不出课焦头烂额好说歹说求爷爷告奶奶哄人来兼课的主任、教授们，他们一样好过不到哪里去。
我可以想像导演怀着热忱，准备了很多教材，希望能够在国立大学传播学院当中作育英才，遇到学生基础不好、书读得不够多、电影看得不够多，会觉得恨铁不成钢，甚至心灰意冷。
就像我前面说的，老师也是人，老师也会倦怠、也会自私、也会有时候恨不得把学生的头推去撞墙。
老师可以对教学没有热情，可以不爱学生，可是有一个底线千万不能跨越：老师不可以羞辱学生。
▲ 易智言导演（右）。（资料照／露得清提供）
嫌学生看得书不够多？不同时代有不同媒介选择
老师可以怪学生不用功、当学生对学习抱持半吊子的态度，老师当然可以生气，因为老师如果对教学、对知识是百分之百认真的，他当然希望对方拿出百分之百的斗志正面对决。
但老师不能骂学生笨（即便这件事情从我们当学生以来就时常耳闻），努不努力是个人选择、天资与智能状态却没得选。就好像过动儿（ADHD，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是先天身体遗传，那不是学生笨、不是管不了自己、不是爱惹事生非，那不是选择。
老师更不能骂学生丑。
这已经涉及歧视，还有人身攻击，甚至可以是性骚扰。
那些先天遗传条件，从肤色、外型、身高、体重、智能表现、肢体残障，精神状态异常、口语表达障碍，到社会性的家庭型态（单亲、隔代教养）、阶级、收入、家长职业与社经地位（受刑人、智能障碍、精神疾病）、母语、家乡......把这些个体无法选择的弱势，作为拒绝、责骂、甚至攻击的理由，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歧视。
学生看的书不够多、看的电影不够多，让人沮丧，我可以同理。但是，本来不同世代，就有不同世代的媒介选择、文化近便性（例如哈日与韩流的世代差异）、艺术品味，甚至时代精神。
我在政大教了快十年的经验里，学生或许没看过什么我提过的书或是电影、听过我放的歌，但是他们也有许多我不知道的文本经验与媒体习惯，以政大传院学生的素质，我不认为他们程度很差。
而导演提到学生来修课动机不纯，是希望可以在导演作品中露脸，或是希望导演给予创作个别指导。我可以同理，学生不是抱着对知识的渴望，来修课所以感到失望，但这不代表他们欺骗你。
不管是想要露脸、想要攀关系、还是想要个别指导，这不就是他们运用自身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寻求机会吗？他们可以要求，你也可以拒绝。
这是大学，大家都有同等机会，更何况你还是老师，你有社会赋予这个身分的权威。
▲ 易智言脸书分享于政大教课状况，觉得被政大羞辱。（图／翻摄网路）
教师学生弱弱相残 制度荒谬失焦
导演或许是出于一种情绪上的沮丧与愤怒，所以连带地将教学回忆中不舒服的元素，完全混同在一个完整的噩梦情境里，所以在里面的学生也面目可憎。
但是冷静下来，设身处地想想，在整个权力体系之下最底层的学生，怎么可能会是共犯结构？（某些案例中，或许会出现学生集体霸凌老师，但老师作为一个成年人与社会人，可以向外求助的社会资源网路，仍然大于未成年人。）
你可以不喜欢学生，这是你的权利，没有人要求老师一定要喜欢学生。但是，不可以对学生人身攻击，不只是因为学生年纪尚轻、心智不一定完全稳定成熟。
更重要的是，在一个课堂情境里，老师与学生在权力结构上就是不平等，遑论有些学生会因为这样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制约，而把老师的话当成真理深信不疑，相信自己又丑又笨，难怪被老师羞辱嫌弃。
这是关于底线的问题。
警察不能侵犯人民隐私、医生不能对外泄漏病人的病情、机长不能对全机乘客把飞行意外拿来开玩笑、法官不能以私心凌驾公共利益主导判决、药商不能明知有风险还把药卖给消费者......。
每种职业都有其不能跨越的伦理防线，这跟喜不喜欢自己的工作无关、跟职业倦怠无关；而是一个人能不能时常自省、在工作中对得起自己的良知，把自己视为一个完整的人，是这样身而为人的基本问题。
而最让我遗憾的，是事情演变成老师与学生的弱弱相残，让制度的荒谬性逐渐失焦，甚么问题都没有解决，徒增更多伤心不快乐的人。
我现在还是喜欢教书、喜欢当老师，靠存款过活，做喜欢的事。有一天存款会用完、或是我对教书的热情燃烧殆尽，我不知道哪一件事会先发生。
我有点无奈生在这样一个知识贬值、少子化、大学经费紧缩的国家与时代，我也看不到未来在哪里；但我已经厌倦责怪这一切了，这个问题我也认真判断过不可能被解决。
只是觉得很遗憾。
一个圈子集合了全台湾最聪明、最有开创性、最有创造力的人们，然后一个愚蠢的制度，就把这些聪明人全部困在一个小框框里面，互相斗智厮杀。
那我问你，你要给你教的孩子承诺什么样光明的未来？
▲ 李律2012年在大学书院开的第一堂课。（图／李律提供）
照片是2012年我在大学书院开的第一堂课，全部的人一起躺下来听学生解说她的创作，我躺在画面右边拿着手板。
只有在教书的时候，我可以感觉灵魂的充盈，那是一个纯粹的魔法时间，是虚度生命最好的方式。
前天下课的时候，学生跑来告诉我，他在学校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冒充者，好像在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只有在我的课的几小时里，他不再是冒充者，他是他自己。
这是我开始教课以来最大的礼赞，胜过无数个7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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