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大师》──英勇二二九 冲破白色恐怖（九）

最后，《清华大学校史稿》总结说：「英勇的二二九」反逮捕斗争，冲破了一个月来的白色恐怖，大大地鼓舞了各校反逮捕斗争的信心，推动了清华学生运动进一步的开展……。

把陈福田吊了起来

与《清华大学校史稿》沾沾自喜的描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亲历者徐贤修撰文说：军警进入校园后，「声明不用枪弹，有些好事同学一听，这倒方便了，竟抢了他们的枪枝，把他们缴械了，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一时群情激昂，盲目地跟着少数领导人的行动，奋不顾身护校的组织应运而生，俨然以清华园为堡垒，大有长久对抗的意思。一有发现，便鸣钟示警，集合同学，以广声势。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师军力的步（部）队，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语文教授陈福田先生，他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甚猛，同学中负责的人早已溜了。试想这时节做校长的困难了……。」

徐贤修所言大体不差，学潮领导头目们早已溜之乎也，而多数学生却无处可逃，作为校长的梅贻琦更不能临阵脱逃，躲在小楼透过视窗偷看学生面临的血光之灾。

他必须挺身而出，直面这一事件并作相应的处置，其难度自可想像。据清华外语系教授叶公超对梅贻琦多年共事的经验与观察，认为梅是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其性格是慢、稳、刚，但这个「慢」有时颇令人着急。

叶公超举例说：如宋哲元派兵到清华去逮捕共产分子那件事，事前我们就得到消息，当时叶企孙、陈岱孙、冯友兰、张奚若等和我，都在梅宅商量如何应付这桩事。

「事情紧急，几乎每个人都说了许多话，惟有梅先生自己默默不发一言，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之久，他老先生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结巴的冯芝生最后就向梅先生说：『校长你──你你看怎么样？』梅先生还是不说话。我就忍不住了，我说：『校长，您还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梅先生隔了几妙钟答复我：『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有人问：『究竟有多少人会来？什么时候来？』梅先生说：『都不知道。……我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后来还是梅先生把校内的安排作了一个最后的决定。」

冒着风险保护学生

叶氏所举事例没有说明商谈的具体时间，但据后来的资料推断当在天黑之前。面对「酒兵易压愁城破」的艰危处境，梅贻琦当时心情之沉重，考虑之周密，处理之慎重由此可见。此点正如梅对清华校友刘崇鋐所言：「我受的科学训练，教的也是科学，有时处理事情谨慎一点慢一点，也许就是因为我的科学观念，叫我不肯随便。」叶公超评价梅性格中「慢、稳、刚」所得出的结论正应了梅贻琦这段话。叶说：「我认识的人里头，说话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和赵太侔两个人。陈寅恪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为他说话少而严谨，他作事和作人也就特别的严谨。天津话叫『吃稳』，梅先生可以说当之无愧。」

梅贻琦对军警压境所作决定和处理经过，《清华大学校史稿》没有一字提及，倒是几位当年的亲历者披露了一些隐秘，如华道一回忆说：「这天下午，当大批军警围困清华大学扬言要冲进校内的紧张时刻（南按：华道一说是数千，蒋南翔在《新清华》撰文说有三千军警，徐贤修说一个师的兵力。），我作为当时学生救国委员会的委员，曾和其他几位委员一起到梅校长住宅（当时称为甲所）访问。梅校长在他家接待了我们。我记得当时梅校长对学生是十分爱护、关怀的。他说，现在局势很紧张，军警可能要冲进校内来，希望有被捕危险的同学要设法避一避。在我的记忆里，当时梅校长曾交给我们一个名单，说是军方交给学校要求逮捕的，这个名单上列名的同学约有二十余人。其中有几位同学的姓名上划了两个『○』，表示是一等要犯，我记得其中有黄诚、吴承明、刘毓珩（陈其五）等。第二等的划了一个『○』，其中有我和洪绥曾（洪同），还有十几人是没有划『○』的，大概算是第三等吧。我们从梅校长家出来，已将天黑，大家就按校长的话，设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叶公超教授家里，像姚依林当时躲在冯友兰教授家里，这在近几年来已屡见报刊，传为一时佳话了。从这一件事看来，梅校长当时作为国民党政府特任的国立大学校长，能冒着一定风险，如此保护学生，应该说是十分难得的。」

华道一的回忆大体可信，因为名单上的主要分子，基本在当天夜里得以躲避而幸免被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