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居在语言里的幽灵——关于反课纲微调事件的反省
▲《澎湖岛及福尔摩沙海岛图》约翰．芬伯翁，约1640年，目前藏于荷兰海牙国家档案馆藏。（图／翻摄自国立故宫博物院网站）
作者／李律（博）——当我们不停追溯那缄其口、蒙蔽其视线的黑手，才发现那是来自我们的父祖长辈，还有在那背后的，漂浮在岛屿的上空、茧居在日常语言使用的缝隙里，那挥之不去的、戒严时代的幽魂。——在谈到近期课纲微调的争议上，我没有什么历史专业可言。在撰写博士论文的过程里，历史的辩证与不同史学观点看待同一事件的冲突诠释，则更让我加倍艰辛地体会历史学这门专业的治学不易，门外汉如我不可能在历史学门专业上讲出什么真知灼见；我只想就我自己的日常生活里的反省，试图去同理与理解，反课纲微调这件事，为什么会如此重要，所以我先分享一个最近自己遇到的例子。我的论文口委之一，中研院社会所的张茂桂老师，在口试时就建议我：「你要不要将论文里提到的『外省庶民文化』，改成平民或是常民文化？」我当下还不太懂，茂桂老师跟我解释，庶民这个词是皇权时代的遗留产物，从社会学的角度，非常在意的是每个字词的使用后面体现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样态。于是我就懂了。「庶民」这个词对应的是天子、是王宫贵族。庶民这个称谓来自一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庶民一词反应的是，这个国家的阶级是由皇亲贵胄与庶民阶级组成，使用庶民暗示的是这是一个传统封建王权国家。当然这样形容蒋氏政权带有嘲讽的意味，但是这不是一篇论文适合出现的语调。我再继续反省的是，中文的使用者，经历了四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即便最后一个皇帝在1912年退位，我们还是继承了这样的天子脚下的语言使用长达一世纪而毫无自觉。这里展现的是语言的惯性，以及语言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容器，所反映出的，一个社会的自觉与反思的惰性。封建与王权思想，也就在这些无意中使用的只字片语里，像个隐蔽的幽魂茧居在我们每个语言使用者的心灵深处；就算王权政治结束了百年以上，我们也并未完全地由这些封建遗绪当中真正解放出来。这才是我深深担忧的事。所谓的课纲「微」调，往往强调的是改动一两个字，但是这一两个字的改动，就可以反应书写者的世界观以及历史观与自我认同，没有深思就全盘接受的使用者，也就像是我前面提的例子一样，继续接受「庶民」一词背后代表的封建王权观。
▲北京故宫。（图／东方IC）
一些很明显的日「据」时代与日「治」时代，「明郑」时期与「郑氏统治」这些差一个字就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在此就略过不提，我想要讨论台大历史系周婉窈老师在课纲微调十七项争议（注一）当中所提到的其中一个例子：将原住民改为原住民「族」。加了一个字差别到底在哪里？台湾的原住民发展非常复杂，至今我们没有办法以非常机械式的分类方式来将所有的台湾原住民以「族」的观念完全地厘清与含括，例如泛泰雅族裔的太鲁阁族、赛德克族，有类似的语言结构与神话系统，但是却又是不同的族，如何判断「族」这个名称应该如何区辨、如何互斥、如何建立体系，就已经涉及了各种复杂的观点，不同的族裔部落就有不同的认同，更不用说学者与研究单位也有不同的区辨原则，因为不能马虎地一笔带过，所以学者主张用原住民而非原住民「族」来阐明台湾原住民的特殊复杂状态。历史名著《枪砲、病菌与钢铁》的著者，著名的地理与生理学家Jared Diamond在2000年于《Nature》期刊发表的文章〈语言：台湾献给世界的礼物〉（"Linguistics: 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点出了台湾的原住民在语言的复杂性上对南岛语系的发展产生的重大关键贡献；语言学家Robert Blust指出，南岛语系可以略分成十大语支，其中的九大语支都是在台湾原住民的语言中出现，只有第十支，则随着南岛民族的祖先在大约五、六千年前离开了台湾，往南、往东、往西，在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岛屿上漂流迁徙，而形成了现今东至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岛的广大南岛民族的共同语言始祖。台湾原住民的语言复杂程度与其学术地位上的重要价值可见一斑（转引自注二）。另外，历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先不要说原住民族一词无法含括现有的台湾原住民的复杂状态，在过去数千年的台湾原住民历史中，那些被灭族、文明的自然消退，或是被汉人开垦集团和亲汉化、巧取豪夺逐步瓦解的大量平埔族原住民，他们无声地自台湾的历史上消失。好比十七世纪在荷兰统治时期与东宁王朝郑经统治时期几乎屠杀殆尽的大肚王国联合部落结盟，我们现今可以发现的史料极其有限，但是不能抹杀其存在。此外，若不是清代康熙年间郁永河着的一本《裨海纪游》，详细描述了自台南到淡水的大量平埔族各社的风土民情与穿着风俗，这些在三百年内消失的平埔族公妈，无声地融进汉人的血统成为我们的祖先，而我们对其近乎一无所知。既然原住民的复杂状况难以以一族之定义来解，那么把原住民加上一个「族」字来处理，究竟有什么好处呢？放在台湾史的脉络，我们很难看到适切之处，可是如果放进全中国的「少数民族治理系谱」，那就会非常便利。我们只要轻易将原住民以一「族」的概念来统括，就可以放进中国主张的汉族加上55个少数民族的民族体系与系谱中。别管你台湾原住民实际分布上与学术判断上的复杂多元，只要用一个族来包装，就可以把台湾原住民地位等同于傣族、彝族、纳西族、赫哲族……管你什么族，只要有个少数民族代表样板来人大开会领便当就好。是以必须要把复杂的「原住民」包装成简化的「原住民族」来处理，这样的话，台湾的族群发展脉络便可以简化为汉族与「原住民族」的冲突或是融合共生，反正怎么发展，都是在「中国民族治理政策」的系谱之内进行就没有问题。差了一个字，你的世界的范围、关心的焦点、比较的系谱，还有处理的层级，就完全改变了。
▲2013排湾族人神盟约祭。（图／billy1125, CC 2.0）
这是语言的魔术，也是语言的屏障。凡是伟大的魔术，玩的都是转移注意力的戏法。这几天我看到很多人对于课纲微调事件的反应，包括我的脸友们，大致上会有某些看法：第一种是：吵这个真的有那么严重吗？我们还不是从小在大中国史观下长大，但是重点是我们会独立思考，我们会反思，不然民进党怎么可能出现？政党轮替怎样出现？不需要把高中生当白痴，他们就算是受到了新课纲的洗脑，他们依然有自己的判断力。第二种：我不懂现在这些学生吵得这么用力在干嘛，还有半年就要选举了，马上要政党轮替了，到时候用选票轻松送走国民党不是很容易吗？所有的课纲马上改回来就好啦！第三种看法则是认为，无论新旧版本的史观，都是某种意识型态的展现，万一每个执政党上来就要修一次，只会变成无尽的内耗，不如正反并陈、两种史观都呈现，然后让学生在上课时以思辨的方式来学习，真正达到独立思考的教育精神。我认为第三种是很理想的，也是很针对教育精神的核心来发扬的，我衷心期盼有一天我们国家的教育，可以走到这个境界。可是只要你认识任何一个每天在教学现场的国中小教师，他会直接告诉你：不可能！现行的国民教育制度，美术音乐体育课就是为了主科而服务的、主科课程就是为了考试分数而服务的、考试分数就是为了个人成绩评定服务的、个人成绩就是为了学校选填与分发服务的。这条食物链没有改变，我们的历史教育永远都只能为了「标准答案」与考试而服务，没有多元价值与思辨教育的空间。考试与成绩评定制度不变，「标准答案」永远都是重要的。而标准答案，永远都是由课纲作为最高指导原则的。这是为什么，这些孩子们，必须挤破了头也要争取课纲版本的公共争辩的原因。改良整个教育体制，所花费的时间不知要几个十年，但是挡下有争议的课纲，却是刻不容缓。然后回应第二种说法：为什么不等到民进党执政改回来就好了。我们先暂时不论民进党自去年课纲争议以来的鲜少作为，详情请参阅对照台大国发所刘静怡老师一年半前在苹果的苹中信专栏发表的文章〈教育部该上一堂公民课〉（2014,02,07）（注三）以及7月31日引用台湾人权促进会涂予尹律师针对柯建铭承诺的回应一文（注四），对于民进党迟来的慈悲与暗地的成果收割所展现的沈痛批判。
暂且不论民进党的角色，我认为争论的重点在于「正是不应该哪一个党执政就立即改动课纲，这才是这次事件的争议焦点」。课纲之于整个教育政策与教材内容的指导意义，好像宪法与法律的关系。宪法是国家构成的基本，宪法的内容必须是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于自我认同与社会契约中对于一个国家政体的共同同意，甚至于是对未来的共同想像。正因为宪法如此基本而重要，宪法与基本国策基本上不宜频繁改动；每一次的修宪都必须站在足够的公共辩论与民意基础上才得以行之，一个人民缺乏公共观念、社会缺乏公共讨论的国家，其惩罚就是被少数人玩弄文字游戏的宪法，恶果由全国国民共同承担。课纲也是一样，一个改来改去，随执政党高兴爱换就换的课纲，会培养出年轻的国民什么样的世界观与认识论？每隔几年就自我认同错乱、不同年纪难以对话的国民组成，我们要怎样才能凝聚共识，将这个国家解殖、解除旧时代的威权遗绪、走进国际社会、走向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想想看七十年来努力消弭二战伤口、承认历史错误的德国教育；想想一个国家由荷语人口与法语人口两种族群对半组成的小国比利时，如何消弭语言族群文化的隔阂建立共识，台湾在解殖的路上还有极为长远的旅程，而关键一直都是教育。所以，我最后需要来回应第一种说法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从小就受的大中国史观教育还不是会被我们质疑，学生以后自有判断能力，史观不是问题。我以我的自身案例，试图来与抱持这样想法的人对话。我是六年级生，与我以前的四五年级生一样，我们用同一套教材，去应付同一个联考制度，这个不算完美但起码做到某种水准的公平防弊的制度，源自于中国自隋代开始的科举制度。我一直很想说，不要再骂马政府遇到问题就办征文比赛。中国的历代朝廷只要遇到问题就是办征文比赛来解决的，那个背后是一套士大夫阶级共享的文学价值体系、以文举才的评判标准、服膺着法家化儒家所制订的封建王朝权力体系，以官位、等第、俸禄来决定每个知识份子的价值。还有最可怕的，一套运行中国超越两千年、不受任何政权起落外来民族入侵、始终像是上帝的时钟一样精准运作的公务员文官体系，到现在仍然准确地主宰我们国家，我们与中国古人的价值观相去不远。我从小就是这套填鸭教育与联考制度的获利者、也是胜利者。我出身于外省老兵与本省女子组成的劳工家庭，我们家庭所能寄望的阶级流动，唯有靠这套教育体系。我从小就在这套党国的神话与教育体系里建构自我认同，我是中国人，台湾只是一省，说我是台湾人就像你说我是桃园人、我是彰化人一样，那是你的家乡不是你的国籍。说「我是台湾人」当然不是国家认同。我从小喜欢历史地理，中国史与中国地理念得滚瓜烂熟，即便与我的生活毫无关连，我还是可以背唐代地方行政制度、官制兵制、中国地理当然熟，我国中时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反攻大陆以后要效法国父的建国方略一样，以建设各省的繁荣为我的职志。不要笑，你有种翻开自己国中毕业纪念册或是收集的偶像卡再笑也不迟，人都有好傻好天真的过去。总之我认真回想国民教育里面台湾史的内容，真的是两页不到，只有讲沈葆祯、刘铭传如何建设台湾，刘永福如何抗日捍卫台湾（当然没有讲他后来落跑的事、那太伤民族感情了），台湾的日「据」时期（容我原音重现）只有提到抗日志士罗福星壮烈成仁，以及林献堂、蒋渭水的民主运动以一句带过。你去问大学时的我「陈澄波画被偷了是否会很紧张？」我大概会回「嗯这应该是人之常情吧…」老实说我真的很想问跟我受同一套教育的四百万六年级生，你们的台湾史是怎么学来的？我自己的答案是，我从高中毕业后，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去学习，但我始终觉得我的台湾史很糟糕。举个例好了，这几天因为课纲争议而出现的历史事件人物滨田弥兵卫，我要不是因为课纲争议，我永远不会知道他是谁。到现在，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戴潮春事件，我也都还是只具备模糊的概念，明明这些事件造成了先民多所死伤，留下了历史陈迹与许多地名的由来，这是这块土地上的历史，但我很惭愧，五代十国的历史我说不定还比较熟。为什么？因为这些教材，在我的人格正在成长、知识正在建构的同时，就这样完整地扮演了我的所知世界的全部。再加上，填鸭教育会给予用功读书者美好未来的愿景，以及每一次小考、模拟考、月考、段考然后到联考的稳定回馈，每一次的考试，就好像一次忠贞测试，你越不怀疑这些内容，你越可以得到高分。等到联考结束时，所有的高分通过者，包括我，都成为了这套信仰体系的忠实拥护者。这是填鸭教育的一个关键特性，我教你什么、你背下来就对了，越背越多分。你越是质疑、越是不愿意接受，你的进度就越落后别人、你的分数就越差，你就越是因此在联考制度下被迫去念私立大学、承担较贵的学费，甚至在大学的一开始有人的人生已经开始负债。
这是所谓洗脑教育的真谛。你越不怀疑，你越容易得到成功者的报偿与最好的资源。你保持怀疑，你就会成为这场游戏的输家。身为这场游戏赢家的我，接下来才必须花二十年的时间去重新反省、重新推翻这些仿佛太阳东升西落一般的真理，而必须付出相对的代价，去重新建构一个真正适合在台湾生活、在台湾思考、在台湾进行寻根探源的「健康的台湾史观」。好死不死我的论文题目做了台湾史，好死不死我的论文题目选择的是国府时期的戒严时代历史。先不要说我一个学传播的外行偏偏要去做历史题目，光是在写论文之前建立一个适当的观看与研究台湾戒严时代历史的态度、立场与认识论，那就是一个极为痛苦的过程。每当我越是阅读到相关的史料，国共内战与孙立人来台练兵、金圆券事件与新台币换汇、二二八的史料、白色恐怖时期的史料、清乡时期、四六事件、刘自然事件、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国光计划的内幕、这一些都还未真正触及我的论文的内容，仅只能说是背景介绍，我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大开眼界当中，深深地、深深地了解到关于这块土地的过去，我又被蒙蔽了多少。无知的人是最快乐的。我也不知道是否宁可当初只要对二二八这三个字仅存着当年长辈打预防针一般的「也有很多外省人被打」三言两语呼咙过去那样浅薄地满足于表面说法即好。但是我没办法。在马场町一群人手腕被铁丝刺穿，几发子弹就可以让一排人殒命的事实，在那一年反复发生，我一旦知道了，我不能置若罔闻。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这么悲痛的过去、这么残暴地捏碎几万个家庭的暴力，这些家庭就在你我左右，而我们却可以轻易地抹灭这些记忆？是谁来为我决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官阶的由来、职务内容与形成脉络，远比知晓陈文成事件、美丽岛事件、江南案与林义雄家族灭族血案要来得重要多了。我才明了，我们的历史教育就是把其中最优秀的菁英培养成国家文官。的确，以此标准看来，知道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确是要比知道这些事件重要多了。请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卖弄了好几个名词，就以为我书袋吊了半天高可以妄称台湾史达人了。我所提及的这些事件，正是因为到了现在为止，我都还是无法看见事件的全貌而感到苦恼。我们的坊间历史书，对于其中的记载仍然有若干的讯息是不清晰的、亟待解密的，我们在追寻的这些真相，始终还是雾里看花，台湾的戒严时期历史，虽然累积了相当多的专论，供有志者专精研读，但是，这样的事件，始终很难变成全民记忆，甚至公开讨论。为什么，我们一旦谈到了这段黑历史，大家都开始防备性闪躲：「不要这么泛政治化」、「不要一直讲这些东西」、「我不知道、我不清楚」、「啊不就都推给国民党的错就好了」、「少年人不要太爱谈政治」……一旦当我们使用这些咒语起手式，那些戒严时期的幽魂就仿佛催狂魔一般地在城市上空盘旋起来。即便解严超过二十多年，我们始终没有正面地去面对戒严时代的过往历史，我们事先戴上了防备性的有色眼镜，用一种谈这个无异于找麻烦的态度，而尽可能地避谈。为什么我们的心中，始终装置着一座警总，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的态度、反省的态度，让所有的公民去正视那一段曾经发生的历史，用不同的视角去检视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可能遭逢的命运。每一段冤案都是一个家庭的故事、每一纸判决都终结了一个年轻的生命，那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们的亲人、朋友，某一个街上遇见的陌生人、捷运上坐在你对面的乘客，他们的家族也许就承载着这样的历史。就算它像是刀刃一样切割我们父祖辈的肌肤、就算它像是幽灵一般长久地盘据在都市中每个阴暗陈旧的角落、隐藏在未曾解密的档案里，我们却始终选择视而不见。这种逃避的心理是什么呢？是我们的教育给我们打的预防针。我们的教育完全不去提及、社会上透过戒严时期的规训让老一辈噤若寒蝉、我们的父母辈选择视而不见，再次地透过语言的惯性，我们把禁忌话题的范围继承了下来，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们依着惯例，选择避而不谈。我猜想或许是这样的默契，当年轻的一代开始真正学习以解殖的心态来公开讨论过去时，会有这么多的长者必须急切地、狼狈地试着去遮掩那些难看的疮疤。为了掩饰一个疮疤、而说一个谎；为了这个谎言、而再圆一个谎，于是圆到最后谎言变形地极严重，严重到这套说法实在没有办法成为岛屿公民的共识。
▲宜兰二结王公庙。（图／记者林冠瑜摄）（按：于是课纲微调召集人王晓波教授告诉我们，课纲所说的内容，只是忠实反映我们的宪法而已〔注五〕。王晓波是诚实的，根据宪法我们的首都的确在南京，台北只是现行台澎金马地区首府而已。原来幽灵也寄住在宪法里，在字里行间中，在那个虚幻的首都里。我们如今认识到这件事情了，假如我们的国家真的能够建立一个正视历史的讨论风气。也许我们的下一步，也就是重新检视我国的宪法、国号与基本国策，与目前为止我们国民的期待，究竟是相符合、又或是相违背的。）切回讨论的主轴，台湾社会解严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为什么我们对于部分的历史事件，始终抱持着不面对、不多谈、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尴尬状态，好像台北市府SOP派的媒体联络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尴尬，那个你知我知大家假装不知的奇妙默契是什么？是教育啊！是我们的国民教育教给我们的啊，教你不要多问你就安静、教你不准质疑你就乖乖答腔啊，不要否认我们也都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长大，我们说着现在我们会独立思考，教育教了什么不重要，可是事实却是相反的。我们嘴巴亏一下政府、亏一下制度，但是我们始终不敢也不愿意去质疑权威、顶撞上级，那才是教育这个机制里最重要的一环：无形的规训。那种彻底把你的个性与特性抹杀掉的体制，把违反规定者重惩来杀鸡儆猴的管理模式，我们从小看到大，甚至还暗自嘲笑那些始终不服管教的人被打活该吧。于是我们变成自私的大人，看着人家为了争基本权利争得头破血流时在旁边冷言冷语「这么拼命干嘛」、看着年轻的孩子冲撞体制时说破坏公物不好吧、更有甚者，挑起他们的错字、挑剔他们的年轻炙热但不够成熟的声明。教育一直都是复制主流价值与社会控制的工具，在普鲁士，教育是为了培养效忠国家且能具备基本能力的国民，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教育制度是为了培养一个个毕业后可以立刻上手应付东印度公司在全世界各地广大商务需求的商贸买办，在我国的戒严时期，国民教育就是培养预备兵源，让全民皆兵而足以应付即将开展的反攻大业。
所谓的洗脑教育往往影响的不是我们意识得到的那部分，而是那些我们下意识、习以为常，已经当作空气与水一般存在的事物，在那些「破坏公物就是不对」、「违反秩序就是捣乱份子」、「违逆父母、自杀就是不孝」、「动手打人就是不对」、「自杀一定是因为忧郁症」、「自杀是逃避、是弱者的表现」、「杀人就要偿命」、「宅男就是反社会」的非黑即白的武断判断中。正是这些去脉络、不问因果、断章取义、欠缺同理心、不去仔细了解事件的经过与各方说法、未曾站在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思考，而用万年一贯的标准去重复那些「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不喜欢滚出去没人拦你」、「海峡没加盖游回去请便」、「我吃过的苦你当然也要尝尝」、「这些○○就是爱秀下限」、「○○就是玻璃心」、「人一○、脑就○」的武断判断，这是所有的执政当局与民粹领袖最喜爱的结果，当人民自以为透过即时讯息的串连，对于某种公众厌恶的行径大加挞伐时，我们无意间也进入了恶意的对立面。但是，请你要永远记得，恶意的对立，还是恶意。面对恶意，理解恶意，而不是选择站在它的对立面，对它无情地攻击。我们的国家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政党还会轮替很多次。现在的政治明星，会成为八年后众人唾弃的对象、现在对的政策，难保不会在几年后就千疮百孔；按照现在共识制订的法案，也许会在几年后变成过时的恶法、现在立意良善的福利照顾，却也可能成为拖垮下个世代财政的梦魇。民主政治的真意，从来不在终结一个政党送他上西天，事实上这也没有意义，历史的教训总在不远处。我们未来还会做错很多决定、制订一些几年后大家自觉很羞赧的时代共业。民主政治最大的价值，一直不在永远作对的决定，而是做错了决定愿意反省、弥补与承担。这始终需要的，是具有高度自省能力的公民、愿意进行公共讨论的公民、愿意正视历史、承认错误的公民；具有灵活的思维、幽默的态度、逻辑思辨的能力、有人性的关怀、有同理心与包容力的公民。这些公民在哪里？坦白说在戒严时代党国教育下的我们，可以努力地由自身的思维开始解殖，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些心胸完全自由的公民，必须是、也唯有是，摆脱了戒严时代阴影的、自由的年轻人们。面对戒严时代的催狂魔，年轻的一代们，他们有正面思考的能力，可以大声喊出咒语，用快乐的记忆与正面的力量，将这些催狂魔驱逐殆尽。所以，拜托你们，掌权的老人们，请把这些权力规训的阴影彻底从课纲里移开吧！这些年轻人正要迈开大步走向国家正常化的未来，撑起竿子跳跃进国际竞技的舞台。你们什么忙都没帮、竿子也没准备、至少，请别再扯他们后腿了吧！
●作者李律，国立政治大学新闻所博士。本文已获授权。以上言论不代表本报立场。
〔参考资料〕注一：唐诗综合报导（2015,07,23）。〈「违调」课纲 周婉窈：17项争议是假议题、不入流的舞剧〉。《民报》网站报导。注二：沈文琦、宋丽梅（2008）。〈台大台湾南岛语多媒体语料库简介〉。《中华民国计算语言学学会通讯》，19-2：页3~12。注三：刘静怡（2014,02,07）。〈苹中信：教育该上一堂公民课〉。注四：刘静怡脸书页面2015年7月31日00:15发文。注五：刘人豪综合报导（2015,07,31）。〈上节目谈课纲 王晓波：我国首都是在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