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佛普拉斯之庄子导演的逍遥游：做人无奈，不想制造新生命
小平头、小胡子，戴着黑框眼镜走进办公室，很瘦很瘦，还微微驼背，举起手腼腆地打招呼：「嘿…！」亲切的阿伯，拥有台大哲学系、师大英语系双学位，栽进纪录片里，一拍就17个年头。他是纪录片《无米乐》、《牵阮的手》导演，也是《大佛普拉斯》男主角「菜埔」，庄益增，大家都叫他庄子导演。
课本上学到的庄子处于乱世而明哲保身，叫这绰号，让庄益增的性格似乎也同庄子一般逍遥自适。他爱喝酒，从年轻时就天天来上好几杯，曾经想过自己都已经喝到成瘾，像是酒精中毒，还是别喝了吧！戒了一两周，身体感觉好些了，他心想：「又能再继续了。」访问当天正好还是他戒了2个月后再解禁的重要时刻。
▲《大佛普拉斯》庄益增。（图／记者季相儒摄）
曾经有次他喝到烂醉，骑摩托车回家的路上在桥上自摔，庄益增站起来、扶起车，醉醺醺地再骑回家，回到新店山上他倒头就睡，醒来才发现自己锁骨断了，身体左半边还喷了一堆血。老婆出外拍片不在家，他打给朋友，才赶紧把自己给送进医院。「还喝吗？」、「当然当然，照喝！」
后来2006年他拍纪录片《牵阮的手》，发现长期酗酒，让他体力、精神都不好，便下定决心一路戒到了2010年，从一年365天大幅减到一年只剩20天，「身体又变好了，所以从2010年又继续喝，这就像毒瘾一样嘛！」所以他暗自决定，以后每一年都要戒3个月、喝9个月，对他来说，一种是善待身体，另一种是喂养心灵。
不过戒酒对于他来说不是人生最困扰的事，烦的是他的思考无法停止。「我觉得我是很虚无的人，我们被生下来，那是一个很无奈的事，『做人』很无奈。我从18到现在51岁，一直在找『人生的意义』，或许这个问题不会造成你们的困扰，但会造成我的困扰。」
他指着地上，仿佛那有个黑洞，「我现在的答案是，人生没有意义。我把那个答案放到下面去埋起来，它现在无法干扰我了。」不过这答案哪来？就连读哲学的庄益增也没找到生命的出路，他就是知道，人生其实没有意义。所以他说，自己不生小孩很大的原因是这个，「我就不想主动去制造一个新的生命，让他去面对这个问题，我老婆也是这样想。」于是2人达成共识不生小孩。
▲庄益增认为人生虚无，不想生小孩。（图／记者季相儒摄）
以上听来庄益增是个经常随着自我欲望、相当任性的人，事实上秉持着「出世」精神的他却做着最「入世」的事。问到怎拍起纪录片，他透露都是当时的女友、现在的老婆颜兰权因为要拍921纪录片，没钱，团队的人全跑光，他看着一介弱女子独自辛苦很心疼，便加入帮忙，然后成了一条「不归路」。
「我爱七逃，命好啦！整天吃饱、七逃啊，我朋友很多，串门子喝酒，35岁前、2000年前，我都是过这样的日子。」结果也不知道是不是陷入「爱情的陷阱」，庄益增开始陪着女友拍片、当起助理，然后帮着帮着，他也一部部拍成了导演。
嘴上碎念着都是因为「一念之仁」，自己才走了歹路拍起纪录片，但借着《无米乐》攫取台湾社会目光，跳脱批判的框架，其实他已然掀起一场温柔的革命。庄益增自嘲拍片很吊诡，因为有案子上门，合约签了可以先拿到30%的钱，这些钱可以先拿去还债、解决生活困难，但因为被套牢了，就得生出片子，拍片时又要到处借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两夫妻曾把长辈留下的金子全卖掉，拿去买剪接电脑的硬碟，几万块也必须花，然后日子省省得过。他们后来住在通化街，租一个很旧的台电宿舍，6、7坪，一个月租金6、7000元，「拍片不可能会翻身的。」近年他们转往高雄定居、教书才有稳定收入，但也只教到这个学期，日子还是走一步算一步。
他说：「拍纪录片很辛苦啊，其实是在当义工嘛，个人薪资都是零，有够微薄的。」他们平常还要接一些可以赚钱的案子来养纪录片，所以一年的时间里，有一半拍纪录片，另一半得拍可以赚钱的小案子来维持生活。
▲庄益增嘴上抱怨，其实对拍片还是有无限热忱。（图／记者季相儒摄）
抱怨归抱怨，还是照拍无误，他对影像、对台湾、对本土的热情，淹没在那些用现实堆砌的言语中，听得出来其实他还怀有满满的爱。问了庄子导演的生日，1966年1月21日，没有意外的跟我一样是人人称作怪咖的水瓶座，我们笑着起身握手，原来是两个矛盾的综合体在聊天。
当了导演这么多年，忽然摇身成为《大佛》男主角，庄益增这倒无法如此淡定，坦言对表演跟票房担心死了，就怕拖累这么用心的剧组。不过其实他的演出获得很高的评价，因为底层素人、生活化，就是导演黄信尧要的那种味道，不须刻意雕琢，只需发挥本色。
《大佛普拉斯》用黑色幽默稀释了对社会威权、体制的尖锐提问，不让「你真的知道佛像里是什么吗？」、「你知道你在拜的是什么吗？」等问题这么赤裸裸的晒出。问他，你觉得电影要讲什么？他只说：「就小人物的故事啊。」不过庄益增朴实的诠释却推动了电影的齿轮、扭紧观众的心，看似轻描淡写，却扎实地敲响了那三声台湾人民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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