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馬「華人」與中國的距離（上）：尊嚴受創的精神慰藉？

近年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动荡与外在的中国崛起，使得华人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和过往不同的裂缝及可能游移，这背后的脉络与原因为何？图为1945年，新加坡华人举着「祖国万岁」的中华民国旗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新马华人的身分认同问题。 图／维基共享

今年4月马来西亚外长希山慕丁在和中国外长王毅正式会面时，希山用华语说出：「我们都是一家人」和「我的大哥」。此「大哥论」在国内引发在野党抨击，认为有辱主权国家的国格，甚至被国际社会认为臣服于中国。希山慕丁辩称是以个人身分称王毅为大哥，而非形容两国关系。

5月31日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各级领导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形象。同日是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47周年的日子，却传出十六架中国军机逼近马来西亚砂拉越在南中国海（南海）附近领空；数日后，再传中国海警船闯入马来西亚海域，引发热议。

对于中国军方的举措，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纷丝专页上，出现不少对马来西亚政府的调侃与贬抑，譬如：「大哥的飞机飞在小弟头顶，没关系的，兄弟嘛！」之类的留言，也引发「挺中」和「抗中」的无交集互喷混战。在这波争议中，部分言论似表现了对国家之间界线的模糊意识，让一些人质疑华人是否在国家认同上有所松动。

此次事件因涉及马中两国关系的争议，马来西亚华人社群的一些反应，凸显华人长期在「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特别是近年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动荡与外在的中国崛起，使得华人在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出现和过往不同的裂缝及可能游移，以及对于摆脱当前困境的方向，在想像和期待上可能也有所变化。

5月30日，图为中国军机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哥打京那巴鲁上的海区领空被发现。 图／欧新社

中国「逼近」马来西亚领空之外，也传出中国海警船闯入马来西亚海域，事实上，中国过去在南海宣称的「九段线」主张一直在东南亚各国引起极大争议。 图／美联社

▌对「中国」议题的分歧和割裂

有关「中国」的议题，近年在马来西亚中文媒体的粉丝专页上，经常有较一般新闻更多的留言回应，且几乎每隔段时间，会因个别事件引发争论。

在情感基础不同、不实资讯乱窜与确认偏误下，经演算法和后真相的操作，更强化了华人之间的认知与心理隔阂，在虚拟空间出现语言的大乱斗，互贴「中华胶」和「慕洋犬」等负面标签，甚至出现越来越多粗暴和羞辱式的情绪发言，形成各说各话的立场表态、讥讽和攻击，这些争议包括台湾的统独争议到香港近年的争取自由民主运动，以及每年六四的纪念等。

目前拥有约七百万人的马来西亚华人社群内部相当异质，譬如家庭用语（华语、英语等）、阶级、宗教和性别等差别，对于中国的态度和理解也很复杂多样，涉及情感、心理与现实利益等元素，若将所有人归类为「挺中（共）」和「抗中（共）」，或将年长者皆视为「挺中（共）」，而「抗中（共）」者则是年轻世代，这类二元对立的分类，简化了华人社群内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当中也有很多模糊的部分，会随内外环境的变化有所调整，而彼此之间已没太多耐性去理解他人，多放弃了沟通和对话的可能。

其实华人社群主流也有一些征候，展现了跨世代的共同特性，不仅影响许多华人的生活信念与实践，也包括当下更趋复杂的「中国因素」下，对中国所展现的某些态度倾向，也对在地政治的发展有所影响。

图／美联社

▌独立前后：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张

早期「中国」侨务政策在星马地区华侨社会的联系，主要是透过华校、会馆与报纸等文化机制，即所谓的「三宝」或「三大支柱」，它们是凝聚与再生产民族意识的重要机制。中华民国成立后，新加坡和马来亚各地现代中文小学纷纷成立，呼应着「中国」民族国家的建立。

此时身分认同中的「文化认同」，主要建基于传统中华文化上，使个人成为文化价值的乘载者；而「政治认同」是以具体的国家、政府或政权作为认同之对象的「中国」认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当中包括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高呼效忠与团结口号，同时排除异己。

在建构「中国」跨地域的政治认同过程中，二战期间的抗战强化了华侨的国家认同，但在二战后面对复杂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内战的分裂后形成两政权之敌对状态、殖民的英国和美国对「中国性」（Chineseness）会对华人产生作用的看法分歧，以及在地新兴国家纷纷独立，开始建构自身的新兴民族国家，都让许多海外华侨面临政治认同的转变过程。

马来（西）亚在1957年独立后，大部分华人取得公民资格，在政治认同上逐渐转移至「马来（西）亚」这具体的国家，且视为安身立命的所在。但是官方在建构民族／国族身分时，主要以「马来人穆斯林文化」为国族核心，其他族群与文化则多被排除。

二战期间的抗战强化了华侨的国家认同，但在二战后面对复杂因素的冲击，特别是国共内战分裂后所形成两政权之敌对状态等，皆让华人看法分歧。图为1950年代，马来西亚华人和马来人在雪兰莪州的士莪月（或称士毛月，Semenyih）发起联合示威，反对共产主义活动。 图／维基共享

1969年发生「513事件」族群流血冲突是个重要转折，开启了在政经文等领域的结构重大改变，深刻影响至今的马来西亚社会。1970年代后各种对非土着的偏差与歧视政策，使华人社群在政经场域不断被压缩，更着重在文化场域进行动员，以抵抗国家机器的压力。而政府未采取完全压制的状态，在文化治理上提供一些空间，让少数族群的不满与压抑有缺口得以抒发，也提供族群政治更多操作与协商的空间。

华人社群在防御状态下，透过族群民族主义作为感召力量，强调中华文化与语言的独特性和优越性，抨击各种不公平政策对华社的打压，呼唤忧患意识，以抵抗性认同凝聚族群内部的力量。这些论述成为华社的基本共识，也是集体动员的基础，让华人与其他族群间（他者）的边界更加清晰，但也出现不断排除他者的状况。

华文教育的维系，是捍卫文化的重要场域，但是在推动华语教育的过程中，华语被视为母语，在以华语「优先」下，原本祖辈的各地方言在校园内被压抑，一般华小多禁止学生说方言，抑制了方言的学习和传承。而早期受中国共产党影响与感召，但在1960-70年代大量被拘捕与压制的左翼华人，也成为推展华文教育的重要支持者与行动者。

1969年5月4日，甲洞劳工党党员林顺成被警察射杀，民众在5月9日手持林顺成的肖像与棺木送行，加剧了当时族群间的紧张局势，酝酿了于几天后爆发的「五一三事件」。 图／美联社

图为发生「513事件后」的吉隆坡现场。 图／美联社

▌英殖民产物：对他者的刻板印象与偏见

英殖民者治理马来亚时，其治理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以社经地位或种族预设了各个种族之间素质的差别。殖民者透过建构各族群之间的刻板印象与迷思等手段进行分化，譬如「马来人懒惰」和「华人富裕」等的叙事，建构种族和族群之间的阶序，更合理化优越种族（族群）对其他群体的歧视与压迫，埋下日后马来西亚社会各族群相互妒恨的状态。

前首相马哈迪近年仍重复此类论调，操弄族群之间的猜忌和偏见。2014年4月美国前总统欧巴马访问马来西亚时曾说，「唯有非穆斯林人口不受歧视，马来西亚才能成功」的言论，马哈迪回应：

「你有看过华人是贫穷的吗？而印度人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律师和医生」。

到了2020年6月，二度任首相下台后的马哈迪声称，华人极其富裕，几乎「掌控」国内所有城镇，也引发许多批评。除国家对不同族群的制度性歧视，在日常生活里，迄今常见歧视其他族群的状况，譬如在租房和公私部门的职场上，而在网路世界里对他者的种族歧视言论更是常见。

「唯有非穆斯林人口不受歧视，马来西亚才能成功。」图为2014年到访马来西亚的欧巴马。 图／路透社

在长期的「马来人优先」的政策下，非马来族群感受到在各领域的被压迫，以及体制的系统化歧视，从教育政策的偏差到购屋的优惠等。譬如在高等教育领域，1971年后施行族群配额制（quota system），以族群人口比率作为大学收生名额的基本判准，像马来亚大学的华人学生从原本的七成，逐渐减至约三成，马来族大学生则大幅增加，而在更边缘的印度裔中，一些社会经济条件不足者，获得念大学和向上流动的机会。因此，一些政策的施行和影响相当复杂，但是华人社群中的中下阶层在长期生活里有很直接的被剥夺感，一些人很关注华人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也凸显了对「人数劣势的弱势」的焦虑。

然而，面对体制下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困境，以及不易说清楚的情感纠结，不少华人容易把问题简化的归咎他者，即强化对「人数优势」群体（马来人）的妒恨，难以正视跨族群的权贵掠夺国家财富，不分族群的中下阶层皆成为国家体制腐化的受害者，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华人社群过去经常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为例，也曾羡慕台港的经济发展，认为是中华民族本来就具有的治理能力，而近年中国的不断强大，更证明中华民族在各方面的优越性。许多华人经常把马来西亚在各方面发展的不足，轻易归咎于其他族群的不思进取。在长期对他者的刻板印象与污名化中，华人多不太愿意承认有着相当程度的种族歧视倾向，且辩护事实即如此，或是被压迫下的反击。

华人社群过去经常以华人居多的新加坡为例，认为是中华民族本来就具有的治理能力，到后来认为被新加坡「追上」之后，也产生复杂的星马情结，部分华人甚至自嘲「幸好新加坡离开马来西亚」。图为1965年，李光耀在国家电视台向宣布脱离马来西亚时禁不住落泪。 图／路透社

▌华人扎根之后：不被承认的屈辱与愤怨

经过数十年的国民教育，以及在地生活和生命经验的积累，当中虽受一些问题的干扰与拉扯，但华人在传统的身分认同上相当稳定，除维系族群认同，也自认在国家认同上已毋庸质疑，对「马来西亚人」身分视为理所当然，未有太多自我怀疑。

但是在族群政治的操作中，华人是「外来者」的议题经常被炒作，要「华人回唐山」的政治炒作偶会出现，迫使一些华人需强调与证明很早即在这块土地落户，譬如以马六甲的明朝遗迹作为证明，显示华人在数百年前已在马来西亚这块土地上生活。

族群政治下面对各种歧视性政策与不公，在追求国家认同中不被完全的国家与他者所承认，让许多华人有「我爱这个国家，但国家不爱我」的尊严受创和悲愤，这种被忽略的屈辱与苦楚，往往比缺乏资源更让人难受，也时而拉扯其政治认同的信念。不少华人将现实中政治认同的挫败，投射到想像中的文化中国，与之进行连结，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命运，在文化认同中寻找慰藉。

「你有看过华人是贫穷的吗？而印度人是专业人士，他们是律师和医生」首相马哈迪在任期间也不断操弄族群之间的猜忌和偏见，在其书中《马来人的困境》（Dilemma Melayu）也提及类似论调。 图／美联社

2015年9月16日，身穿红衣的马来人红衫军在吉隆坡召开「马来人尊严集会」，力挺当时身陷贪污丑闻的纳吉政府，更试图硬闯具当地华人地标茨厂街，唯最后被镇暴警察驱赶，引发族群间紧张情势。 图／美联社

▌哪一个「中国」：文化认同的记忆和想像

经历过殖民统治与冷战的世代，基本延续中国主流史观的「屈辱感」，认为中华民族长期遭西方强权的打压。他们虽有相当时间和中国交流受到限制，但当时很受欢迎的邵氏电影武侠片，也成为文化记忆与想像的来源之一。

这些武侠片的故事发生时空经常相当模糊，似有意淡化其有意识塑造的辉煌「帝国」，它是以广阔的领土和田园牧歌般的土地来展现「中国」。这样的叙事可略过左右之争，化约为大致可接受的想像共同体，也呈现浪漫且飘渺的中国（神州）形象，影响此时华人对「中国」的理解与诠释。到了1970-80年代以后则受到港台影视、流行音乐的影响，也使得「文化中国」的元素更为复杂，当中包含了自由与民主的价值和氛围，对国家独立后成长的世代有相当影响。

中国近年快速壮大，强调「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且中国与台港关系变化加大。在中国的各种实质力量与大外宣论述影响下，台港社会的自由民主力量，经常被描述为西方敌人压制中国的前线代理人，阻碍中国的统一，因此也成为中国的威胁和敌人，独尊较为狭义的「中国文化」。2019年7月21日香港元朗发生一些白衣人袭击路人事件，中文媒体的社媒专页上，出现反华势力操控香港青年和打「汉奸」等留言。 但仍有华人倾向与同情台港的民主发展，试图抗衡中国模式的论述。

图为2019年7月21日，香港发生白衣人袭击路人事件的报导中，部分马来西亚华人的留言。 图／脸书留言截图

「声援香港，守护民主」 图为马来西亚华人在2014年声援香港的雨伞运动。 图／美联社

▌中国崛起：将共产党与中国连结在一起

在华人社群氛围中，被压抑的「受害者」终于有出头天了，不少华人接受「统一且强大的中国，将能给中国和华人更多好处」的论述，「中国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牵动不少华人的热爱「祖籍国情怀」，且以炎黄子孙为荣，自认可重拾被遗落的尊严。除了情感和心理因素，不少华人与中国商贸有实质的往来和合作，中国发展的好坏也牵动其实质利益。

1980年代前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不佳，一些华人家庭有中国亲友求援后，汇款给远方亲友的经验，也维系着亲缘的关系。因此，对于中国在短时间内的经济改善和跳跃发展，有着相当直接的感受，且多认定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对许多人来说，中国共产党具有正当性，把中共政权等同于中国，「中国模式」这条明显不民主的发展与致富途径，越来越能说服不断受挫与寻找出路的华人社群，对于中共政权的批评多被视为是对中国的批评。

因此，部分华人认为对内要抗拒国家机器的不公对待，对外则和「祖籍国」的所有中国人站在一起，抗拒美国等国家长期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对中国人权等领域的指指点点，羞辱与压抑中国的发展，尤其近年美国力量的下滑与川普对自由民主的破坏，以及全球民主机制暴露的诸多问题，让更多华人愿意和中国站在一起，捍卫持续的强大，且享有中国崛起的红利。

▌下篇接续：《大马「华人」与中国的距离（下）：失望民主找错了出口？》

▌下篇接续：

在华人社群氛围中，被压抑的「受害者」终于有出头天了，不少华人接受「统一且强大的中国，将能给中国和华人更多好处」的论述，「中国伟大复兴」与「中国梦」牵动不少华人的热爱「祖籍国情怀」，且以炎黄子孙为荣，自认可重拾被遗落的尊严。 图／美联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