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散文】衷曉煒／情‧字

近年「有温度的文字」这个词蔚为流行，一时间大家似乎是配合地球暖化般，竞相在字里行间走着「情字这条路」，粲花吐论，烟蘸敷演起来。

的确，在文章评论里倾吐所感，挹注情绪，期待受众能像花沐春阳，木沾雨露般，全盘接收并共鸣作者的感觉，是所有作家写手骚人墨客的梦想。这个，从「为文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的苏东坡，到融合俗语、骈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创出风靡民初的「新民丛报体」，并自谓「笔锋常带感情，笔端直指良心」的梁任公，千年以来都是如此。

只是，「笔锋常带感情」，对比较严肃，需要思考分析的议题，真的好吗？

无论传播媒体还是网路论坛，评论盖过事实，情绪又压倒评论的现象愈来愈严重。通篇哓哓，激情咒诅，教条式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态度灌注充盈，点点滴滴，说到high时，帽子与栽赃齐飞，扒粪共骂槐一色，这次第，怎一个爽字了得！

什么样的文字，才能成就好的论说？

在形塑自身思考逻辑与价值观的启蒙年代，我受惠于劳勃‧萧勒士1932年出版的《如何使思想正确》这本书良多。作者并不反对「有温度的文字」：「……如果我们用它于诗中，传奇性的浪漫文章里，或是一篇充满情感的动人演说里，那就恰得其所，可以收到难以估量的效果。」

不过对实际的问题而言，「当我们亟须作责任重大的抉择时，那就绝对没有它活动的余地。今日，在政治的见解里，普遍（几乎可说是全世界普遍）使用了那些富有感情上意义的字句，其不得当正如在一首诗中渗入了一个化学方程式或统计的公式。当国内或国际间一切问题之解决乃基于思考的客观科学方法，且绝对不渗入那不合时地的感情用事时，那才算是真正民主的表现。」

容我借用汤姆‧佩恩论宗教的话语，阐释为什么煲酝论述性的文字时，不应加上太多的感情调味剂：「真正的宗教有二个敌人：一是无神论，一是宗教狂热。」

这话乍听之下有点不通：无神论与宗教狂热，不是光谱的二个极端？而且，我的行为愈纯洁，信仰愈虔诚，行为愈狂热，为什么还会让我变成我深爱的信仰的敌人？

因为一旦自以为「唯一正确」与「永远正确」──这种人真的不少，那么在他们眼中，宽容就是原宥错误与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若有任何「不够纯洁」、「不够虔诚」、「不够狂热」，就会引发「天哪，世界要毁灭了吧」的恐惧；而恐惧推到极致，便是所有专制的根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避免言论场上铺天盖地的极端偏执、扭曲变造、张冠李戴，或情绪勒索的原因。特别是宣传性很强的政治性文字──一个生物学上的困境是：人脑的思考会被「媒介」所影响──尤其是我们接受讯息、进行思考活动时的情绪和运用的语言。人类大脑在带有强烈刺激性的讯息撩拨下，很多时候当我们自以为是在独立思考，其实是在情绪的绑架下，反射性地进行着他人──特别是其他熟谙群众心理学的语境制造者，他们事先设定好的「群众反应」而照表操课、依样画葫芦般的活动。

要记得：凡是读了会心跳加速、眼眶泛红、肠胃绞痛、猛起鸡皮疙瘩或是瞬间觉得我种我人我国我岛无比伟大的文字──特别是嵌有「正义」、「传统」、「爱国」、「普世价值」、「台湾不能输」之类的标题或内容，都不适合用来思考。

谈到感情丰沛的文字，古往今来莫如「情书」这类文体。结合了政治的情书，读来更是山陵水竭，惊心动魄。

像俄国史上的首屈一指的风流人物凯萨琳大帝，笼络手下第一大将兼情人波将金时简直肉麻无比：「我娇美的心上人」、「我亲爱的大姐」、「我可爱的玩偶」、「我心爱的宝贝」等等；跟动物有关的像是「我的灰狼」、「我的老虎」、「我的金公鸡」、「我的小鹦鹉」、「我的丛林之狮」（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我的大理石美男子」！） 以下这一段情书堪称甜言蜜语的经典：

「我已向我的全身，甚至最短小的头发下达了正式命令，要它们不要向你表示情爱；我把爱情关在我心里，上了十道锁，它在里面感到窒息难熬。」

另外，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名句知名的汪精卫，也曾是热血男儿，曾计划以炸弹行刺清朝末年的摄政王载沣，日期定在1910年3月31日。北上行动前，汪曾啮指出血致书胡汉民自誓：「我今如薪，兄当为釜」──这是汪在他的旧文〈论革命道德〉中的说法：「革命之人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入火，光熊然，俄顷灰烬，而釜尽受煎熬，其苦愈甚。二者作用不同，其成饭以供众生之饱则一。」他自称「素鲜恒德」，担任不了「釜」的重任，是以愿为「薪」。

为这整桩恐怖暗杀染上一抹粉红的，是在行动前夕，汪主动向恋人也是同志的陈璧君告白，愿意正式确定夫妻名分：「明日黎明，君我便成功成仁，能在此消息报告君母时，以我两人已订有婚约以慰老母？」于是他们两人正式私订婚约，先作了名义上的夫妻。

但我们都知道：凯萨琳的情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而汪陈这对热情澎湃，许身家国的革命模范佳偶，后来也以「曲线救国」名臭千古。

只看有感情的文字就断定感情的贞否、事功的良窳，政策的好坏，或人物的贤不肖，这法子是靠不住的呵。

而「笔锋带着感情」，竟然曾是台湾与新加坡，这二个岛国政坛交往的佳话哩。曾几何时「超越新加坡」成了我岛的显学，无论哪个政治人物，都用这个也是华人为主的城市国家为比较的基准与标竿。一般人也都认为：台、新二国的紧密连结关系，是在蒋经国与李光耀二位强人政治家手中奠定的──从1973年他首访台湾，直到1988年蒋经国去世为止，李几乎每年都访台一到二次，两国领导人往来非常密切，还曾多次共游故宫、阳明山、日月潭等景点。

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含泪宣布独立，而国防安全是他心中最大的隐忧。李曾向美国、澳洲、印度、泰国、以色列与南韩等国试探建立长期军事合作的可能性，都不得要领。英国更落井下石：宣布将于1971年底之前自新加坡完全撤军。一旦失去英国协防的保障，新加坡的民心势将受到巨大的打击。

此时台湾伸出了援手，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亲自审核拟定协助新加坡建军方案，以及代训部队等议题，成为日后「星光计划」的滥觞。蒋中正还传话给儿子：「新加坡要什么，做得到的给什么。」

林孝庭《蒋经国的台湾时代》记述了这二位「政治闺密」往来情的细节。蒋经国与李光耀能无需翻译交谈，李还称彼此谈得来，在于双方反共的立场一致：中共乃两蒋父子之敌，而马共则是李的仇敌，「我们可说是同仇敌忾。」

书中还引述钱复及马英九的追忆。一次钱衔命转告：蒋因住院，无法亲赴机场迎接的消息，向来面容严肃的李光耀听闻此段话之后，突然出现难以置信的感动表情，对钱复表示：「我是真正对蒋总统的周到和友谊深受感动，请你务必转达我衷心的祝福和谢意。」当时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也忆及，每当代蒋草拟致李信函时，他奉命必须「笔锋常带情感，要有 personal touch（个人感受）」，以突显两人深厚友谊，数年后马发现李光耀在与蒋经国通信时，对部属也有相同的交代。

但透过新近公开的蒋经国私人日记，在二人深厚友谊的外表下，蒋一直都以冷静与务实的态度对待与李的关系，对于李所领导的新加坡并无不切实际的幻想。1959年夏天当李带领「人民行动党」投入新加坡自治邦首次大选时，两蒋父子竟把他视为破坏亚太和平的一大威胁，而暗中支持李光耀的政敌林有福，及其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联盟」。选前半年，两蒋父子还会见林的特使，密商「接济」与反共合作的问题。蒋还秘密派遣留俄同窗前往新加坡驻点活动。即使后来李光耀胜选，蒋还以为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上台后「决难持久」。

而当国府希望新加坡在外交上给予台湾某种形式承认时，李光耀不但不愿意配合，甚至在联合国议题上投票支持北京。1975年春天，蒋经国由特殊管道得知，李光耀竟私下劝泰国政府尽速承认中共，他感到既意外又气愤，批评「政客以及贪图小利（者），莫不如是，亦不作奇。」

从日记里观察，老于政治的蒋经国，始终清楚知晓「个人情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的分际。蒋曾在日记里写道：

「三天来与李某相处，发觉其为一利害人物，不过如此而已，此人之政治生命似乎不会太长，非善类之人也。」又称「李光耀之名，闻之已久，此次被来台作私人访问，彼此见面谈话多次，发现其为一非常现实的政客，并无政治理想，不过善于运用各种矛盾以求自保而已。」

而无论何种「交情」或是个人好恶，都需让位给国家的实际利益，蒋冷静地评论李「亲台反共」但又「友美联中」的终极原因：

「余与李光耀本无交情……以政治而言，李是不敢反共到底的，事实上新加坡已经开始与共匪交往，希望苟安，新加坡因为马拉格海峡 （按：即马六甲海峡）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成了美、匪、苏必争之地，东南亚之赤化，泰、菲承认共匪，马来西亚之暴动不安，一旦印尼之外交如果转向，则新加坡难以自保矣。李是一个会运用各种因素的政客。」（以上台、新有关史事均取自林孝庭《蒋经国的台湾时代》）

情随事迁，物换星移，世间的佳话往往会质变成神话──有时更成了鬼话。

更多的时候，「能长治久安」的政治与「可持续发展」的婚姻一样，感情这玩意啊，厚薄多少，其实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