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青团们心灰意冷──政经递嬗七十年（五）
2004年，《纪念丁玲诞辰100周年─丁玲生平与创作展览》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开展。（新华社）
他们抗议党箝制知识分子、昔日群众运动（如对付反革命分子）太过粗率残酷、奴从苏联模式、生活水准太差、禁止阅读外国文学、官僚干部贪污腐化，以及党员享有太多特权，成为脱离群众的一群。汉口一位会计学教授即认为早期的群众运动「严重违反人权」。他还说，「这是暴政！这是恶毒的！」保护党候选人的投票制度是一出闹剧，「今天，我们甚至不清楚我们选出来的人高矮胖瘦，更不消说他的品格和能力。我们变成了投票机器。」
陕西一位教授描述在共产党治下的日常生活时说道，「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逼迫人民噤声。」一位沈阳的教师则说，「认为所有的农民都是有意识地希望参加农业合作社，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多数农民都是被迫加入。」另一位东北的教授写道，他任教学校的行政体系，「到处充斥着封建的王公贵族与声名狼藉的江湖术士。」一名鲁迅的朋友提到，作家在蒋介石治下的重庆所能享有的言论自由更甚于今日的北京。几位河南昔日地主指出，「共产党已经智尽技穷，我们的解放时期已经来了。」
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园内竖立了所谓的「民主墙」，贴满了批判共产党的大字报。一位来自外校、支持胡风的青年女学生于五月底在北大举办的会议上发表演说，强烈抨击延安整风运动扼杀了文学和诗歌的创作，她黾勉学生采取行动配合已经在西北地区、南京、武汉等地展开的示威活动。事实上，中国各地所爆发的示威游行并不局限在上述几处，从成都到青岛，学生团体四处骚乱，殴打干部，洗劫档案资料，呼吁其他院校或高中学生一同加入抗议行列，以表达支持，并吁请政府制定新的教育政策，类似事件时有所闻。自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展开以来，中国不曾有过像这类完全针对文化和政治领域大声疾呼的示威运动。
几位曾在中国享有盛名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坦白口吻发表文章。研究农村中国和传统士绅制度并发表相关论文、专书，在一九三○年代和一九四○年代期间蜚声于世的社会学先驱费孝通，正是当中的代表人物。一九五七年六月，费孝通发表一篇记述他那年年初重返早年从事重要田野调查工作的江苏偏远地区「开弦弓村」的文章。他指出，这一地区的许多问题到今天仍未获解决，其中包括紊乱的经济计划，怠忽地方工业发展，不懂饲养适合当地环境的牲畜，完全漠视儿童教育。费孝通的文章暗示，开弦弓村在一九五○年代中叶的许多生活层面并未超越一九三○年代中期。在一些自省的段落中，他也委婉流露了他对现行毛主义的焦虑不安：
怀疑合作化的优越性是不正确的，但承认合作化的优越性、以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的，我想，也是不对的。这样不对，那样也不对，我们脑筋搞得简单了，当然更会对不上头。请原谅我，说起话来不能不啰唆一些；更希望读者不要挑出一两句话来，说我又在吹风了。
至少有九个省的党委书记并不支持这次的整风运动，其他党委书记即使赞成也都谨慎为之。他们于六月展开反制行动。一贯反对整风运动的部分北京领导人支持上述地方干部，不过他们暂时受制于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毛在了解到批判的浪潮已经直指他本人之后，即转向党内强硬路线的那一方。他修改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使内容看来像是毛对知识分子所承诺的自由权利只局限在对深化社会主义有贡献者的范围内，这一修正观点接着被刊登与广为传播。现在这篇演讲已经成为知识分子身上的紧箍咒，而不再是毛泽东期盼、鼓励知识分子公开批判的原始初衷。七月，反击那些攻讦党的宣传在全国各主要报刊上喧嚣鼎沸，共产党宣布开始进行「反右运动」。八月初，北京市长彭真指控那些批评共产党的行径，犹如一九二七年间「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革命的『英雄』」；彭又引述另一段历史来作比附，难道一九五七年的共产党应该同当时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在上海、武汉大屠杀的暗无天日时期一样，「宽宏大量地包容蒋介石、汪精卫等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罪行一样……容忍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吗？」彭的答案可想而知，「绝对不能。」
截至年底，逾三十万名知识分子被打上「右派分子」的标签，彻彻底底地葬送了前途。许多知识分子被送到劳改营或锒铛下狱；有些则被下放到农村，并非只是从事农村劳动，而是遭惩罚性地流放以了却其残生。在这些人当中有作家丁玲，她的史达林文学奖、她重申对共产党忠诚的声明言犹在耳，但现已被一笔抹煞、抛诸脑后，丁玲被放逐到黑龙江省边界的一处农场。党内一整世代的青年活跃分子同样受到极大的创伤，在这些人当中有中国最优秀的社会科学家、科学家、经济学家，例如天文物理学者方励之与记者刘宾雁。在这些下放的人当中，许多人早年受到邓小平心腹之一胡耀邦的鼓吹而加入革命时代的共青团。至此，全都心灰意冷了。
费孝通本人则是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开认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式上还定期召开大会，以维持某种全国性之民主参与的象微。费孝通自我否定了他那篇关于开弦弓村的报告，并坦承曾经「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目标」、「煽动破坏了党与农民之间的关系」、「甚至计划利用这些材料撰写为外国人宣传的文章」。费孝通的众多荣誉职衔一一被剥夺，贴上「右派分子」的标签，并禁止传授、发表，或指导研究有关中国社会议题的课程或论文。然而比起那些在公开的斗争大会上不断承受巨大压力而被迫自杀的教授和学生，费孝通的境遇还算幸运。汉阳第一中学的三名学生领袖因推动反校内共产党干部的激烈示威抗议，在审讯之后旋即遭到枪决；根据「新华社」的报导，中共早在新学年之初、在一万人面前执行处决。百花齐放之后，却以复仇之势告终，且将中国留下等待新的、尖锐的革命斗争年代。（下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