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蒙仁的「时间之镜」

散文

人类学家做过田野调查，写成报告后，有时会三十几年后重返，进行再次的访调，以对比时间下的社会变迁。这在欧美人类学界是常做的事。

时间的长度，让同一片土地上的子民，因了岁月的沧桑，而有了不同的意义。当然，观察的角度与省思的重心，也会随之调整。最有名的莫过于社会学家费孝通之《重返江村》。从1936年写下《江村经济》，到1957年的重返江村，他看见中国农村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也看见新的转变与希望。

古蒙仁新出版的报导文学作品集《司马库斯的呼唤──重返黑色的部落》便有这样的味道。

此书是由古蒙仁的六本报导文学集子里的作品精选而成。从报导文学的历程来说，197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初，台湾经历退出联合国的孤立，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开始凝视生存的现实，从而有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论战，以及台湾文学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

那时，正是高信疆主编〈人间副刊〉的年代，他以台湾第一大报的影响力，力倡现实主义文学，而报导文学，正是最好的见证。他用大篇幅刊登报导文学作品，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虽然当时也有保守的文化人视之为「揭露社会黑暗面」、「工农兵文学」，或与之同左翼的报告文学传统连结起来，但高信疆仍以「现实的边缘」为标榜，走在政治压力的边缘，开创了报导文学重返文坛的新视野。

古蒙仁正是这个时代崛起的报导文学作家。他以清新的文笔，勤奋的走访田野，小说家的笔法，散文的抒情，写下经典的几篇作品。〈黑色的部落〉和〈消失的水平线〉就是代表作。

〈黑色的部落〉以一个报导者的身分，踏入偏远而近乎被隔绝的泰雅族部落中，食物难以进入，生活困难异常。但他在那些山岭之间踏查了一个月，写下那艰难的生存环境，访谈几个小家庭的生计，和他们一起饥饿，抓田鼠来烤，为那造成贫困的艰难交通呼唤，也为文明与部落社会的距离，深深悲叹。报导写成后，这个部落受到重视，终而使得交通有了改善。如今，那部落已成为著名的「司马库斯」，一个以共享共有、互助共产而安定下来的典型。

〈消失的水平线〉则是非常杰出的文学作品。古蒙仁用的是小说家的描述方法，依照时间与情节，逐一推进，让大雨积累的危机，逐步加深，而危机中又不断回顾过去因为大雨所形成的草岭潭的灾难，这种方式，让报导文学不再只是报导，而有了文学的深度。

此书中有一篇是四十余年后，古蒙仁后来受邀，去司马库斯，作为贵宾，在地泰雅族人感念他当年写下〈黑色的部落〉，使得道路得以开通，电力输送上来，因此致上一分特别的头饰，代表着传统部落社会极高的荣誉。古蒙仁非常感动，觉得那是他的终生成就奖。

故事至此，也算功德圆满。但我总是多一点贪心，期望着如果古蒙仁可以像费孝通那样，再次访谈，写出当年他所观察到的原住民生存的结构性问题，如今是否得到改善？原住民的环境生态、文化保存，与四十年前比较，有什么改变？四十年的时间，到底带来什么变化呢？

我忍不住想起关晓荣在1980年代采访过基隆的阿美族聚落──八尺门，当年那一张像是吉普赛人的少年照片，是作为《人间杂志》的创刊号而感动了许多人。历经三十年之后，2013年他重返八尺门，再访问了当年的远洋渔工阿春，再寻访那少年，始得知少年已因境遇困难而死。而被迁居到另一处国宅的人们，也都各自分散。

那流离与散落的人啊，正代表着原住民的命运。

「在历经近三十年的光阴之后，晓荣回顾八尺门，重拍着当年他镜头里的人物，却让人深思着更深一层的课题。更彻底一点的说罢，他其实在凝视着，在逼问着：在时间的尽头，人最后还剩下什么？在时间的尽头，人是什么？而当年那一颗温柔敦厚的心，那召唤着『重新去相信、希望、爱和感动，共同为了重新建造更适合人所居住的世界，为了再造一个新的、优美的、崇高的精神文明，和睦团结，热情地生活』的理想，还在吗？……

我们以为故事还很长，但已经不是我们在诉说，而是时间在说故事了。」

而四十年之于古蒙仁，又代表什么意义？当我们看见四十年前台湾「现实的边缘」，会想起什么？当年的初心还在吗？我们变得更好？或者向着更荒芜的世界前行？

我总是这样反复自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