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纳百川》亚洲价值与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葛建业）

图为明人所绘的孔子像。

※一、何谓「亚洲价值」（Asian Value）

「亚洲价值」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地尔首先提出的，他说：「亚洲价值」将有助于塑造全球的世纪，因为我们认为：「人，不应该去推毁别人或故意去伤害别人；更不应该施放暗箭或阻止别人的成功。」又说：「当我们看到别人因作为失败而受苦时，我们也不会幸灾乐祸。」马总理的这些话，也都可以从中国「儒家思想或学术论语」中找到对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中国儒家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提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世界大同」的信念；「论语」中更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人之生也直，同之生也幸而免」、「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务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等等为信条。

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杭亭顿于1993年在《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叫〈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其中提到，「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用不同的方式齐声指摘儒家思想是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到了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和西方的社会学家却又不约而同的弘扬起儒家思想来，说是中国进步的源头，再到了19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优点，共产党领袖更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李光耀也大力推崇儒家思想，他认为是新加坡成功的主因，并成为向世界其他地方宣扬「儒家价值观」的使者。后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成功，更助长了「儒家价值」在亚洲获得普遍的认同。

杭氏的文章中还有这样的一段话：亚洲人对自己文明的自信，出现了「亚洲肯定」（Asian Affirmation）；「亚洲人相信，亚洲必须告知世界其他地方，亚洲价值是放诸四海皆准的（Asian must transmi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ose asian value that are of universal worth。）。」

综上所揭，亚洲价值就是中国的儒家价值！而亚洲人又勤劳坚忍，宽以待人；讲道德，说仁爱，重信义，盼和平！加之亚洲经济一直是在稳定成长！是故国际媒体暨学人评论：「人类未来的希望在亚洲！」诚哉斯言！

※二、儒家学说的特色与传承

儒学宗师「孔子」在他的有教无类，历史传承等方面，有四大特点：一、人本思想（今译为「人权」）：

人本思想，是一种广义的人本道德哲学系统。施之于实践，在造就完美的人格，看君子或圣人。由修己安人，立人达人兼施，更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同归德化，止于理想中的「大同世界」，并以「仁」为一切领导道德的原动力；以「天」运行不已为人生活动的指导原理；以「爱」为待人接物的基础，从个人做起，渐扩展为「博爱」成为道德的最高标准，进而推广成「民胞物与」的理想。孔子曰：「为政在人」，又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爱人，尊人，立人，达人」的思想。用于政治，不就是人类所期盼的最佳「人权」吗？

二、民本思想（今译为「民主」）：民本思想，对「民」与「国」，「民」与「领导人」的认知是：「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斯得天下矣，斯得民矣！」；以及在经济上顾及民生，如「民以食为天」，「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等政务。这种民本思想的政治，不比西方叫得震天价响的民主还好吗？

三、礼乐教化：孔子与齐景公的一段对话，孔子认为先君治国，为了先建立天下秩序，并让臣民习惯于有秩序的生活，且感到唯有这样的生活臣民才会快乐，就制定了「礼」；同时使快乐又不会受到压制，能及时通过动态的声音表达出来，又制作了「乐」，如此「礼乐」之中，通贯着人情，因为礼的仪式虽有种种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相敬相安；乐的歌舞虽有种种的不同，其目的是为了使人相爱相助。「礼」的性能在于行礼；「乐」的性能在于融合，所以，「礼乐」能够明辨君臣之分，长幼之位，区别父子、兄弟、男女之亲。因为，学乐可使人的性情和谐愉快，使人性格宽厚刚韧！臣民百姓若都能够接受「礼乐」之教化陶冶，各自的行为，自然会遵守规范，政令赏罚才能真正起到通译民心，惩恶扬善，所以「礼乐」不兴，则政令刑罚不正，政令刑罚不正则社稷的安危兴衰就无法保证！因此，礼乐与社稷安危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大同社会」（今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孔子曾受邀参与腊祭（腊祭为周朝代每年12月索飨鬼神之祭），充当贵宾，祭祀毕，孔子出游于大门楼上，不禁长叹了一声，孔子的弟子子游随伺在侧，忙问：老师为何叹气？孔子答：「尧舜实行大道的时代和夏商周几位英明领袖当政的时代」我都来不及看到，所看到的只剩下一些记载而已！于是孔子就讲述了他心中的愿景「大同之治」，由二三子中的一位记录下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儒家思想与学说，历经汉朝独尊，直到宋明理学的承继，在中国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在近代有得到了肯定与继承：

一、孙中山先生：1920年代中国出现所谓的「新文化活动」，企图否定旧文化。中山先生随即义正辞严的批判，「近年来在欧洲盛行的新文化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前的旧东西。我们中国的新青年，未曾过细考究，便以为这些学说就是世界上顶新的了，殊不知，在欧洲是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他还针锋相对的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还不能忘记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再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受到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 一般醉心于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要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中山先生还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比世界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的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谈到孝字，还没有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致，这个国家便可以自然强盛。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中国有一个道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

二、英国著名哲学家兼社会学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曾经说过：十九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纪；二十世纪是美国人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还说：「为什么中国人会适合领导这个世界呢？因为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相信，『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果这个世界是由这样一种天下观（世界观）的国家来领导，则更能达成世界和平共荣的理想与目标，而不会像1648年《威斯特法里亚和平条约》所建立的「主权国家」那样，把本国的国家利益加诸其他国家利益之上，国与国之间的利益相争，永无休止！

汤恩比在临终之前，还得出一个结论：「未来世界的希望是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相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的发明、创新，追求向外扩张，是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安定、沉稳，就好像长城一样，处于守势，是静的文化。」目前有许多西方学者一致认为，地球就是只有这样大，无止境地追求扩张，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后只有接受中国人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西方学者短时间是很难窥其堂奥的：孔子重仁亦重智，是故「仁智」双修才能从容「中道」。朱熹在释《中庸》章句时说：「自诚明（由仁而智），讲之性（天然）；自明诚（由智而仁），谓之教（人为），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再配合《中庸》第20章：「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可见孔子是要求所有做领导的人，都要能仁智双修，才能从容中道，才堪担负起国家政策的领导与治国的重责大任！蒋中正先生于是说：「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伦理、民主、科学。」诚哉斯言！

所谓伦理：仁智双修，仁主于情，而情莫厚于亲子；因行「仁」莫不先于大孝，唯其中国特重孝道，始于事亲，终于治平，忠于国家，孝于民族。所以罗素说：「中国文化是以孔子的伦理道德为准则」。

所谓民主：仁智双修，从容中道，就是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西方所谓的民主精神，就是能容忍异见，而容忍异见就是等同于中国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但儒家在讲「恕道」之外，更讲求「忠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左传曰：「上思利民，忠也。」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能存「民饥犹己饥之，民溺犹己溺之」的心态，就是对人民不忠，未尽到人民的付托，那就要易位，即被人民罢免掉。是故西方民主本于「恕」，东方民主益于「忠」，优劣即辨也！

所谓科学：仁智双修，智主于理，而理莫真于科学。故曰：「致知在格物」，科学也！易以道阴阳，阴阳犹今之质力也；《尚书》言五行，五行犹力之五向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而春秋多记灾异者，思后圣究其理而克之也。《诗经》多识鸟兽虫鱼草木之名，犹今之博物学也；周官冬官，执掌科技，因而遗失，故考工记代之也：乐，无器则不成。凡此六经皆器，皆重科技，故章实斋曰：「六经皆器！」换言之，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之发展史也。

※三、东西文明的比较

一、先说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头羊：

首先，美国政府只是个傀儡，实际指挥它的是「共济会」。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史，就是犹太银行家和垄断商人的联合组织「共济会」，一步一步击败教会和国王、贵族，主导了欧美，进而图谋主宰世界的历史。1649年的英国革命，就是控制伦敦城的共济会金融家和商人发动的，美国是共济会建立的；法国大革命建立德国的条顿-容克骑士团（圣殿骑士团的分支）、建立近代独立义大利的加里波第以及烧炭党人等，及二十世纪初爆发的俄罗斯革命，无不与共济会有某种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济会的神秘历史，就是近代的世界史。

英国政府从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以来，就逐步被伦敦金融城（法权独立的经济特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共济会银行家和商人们所控制。1649年英国国王被克伦威尔砍了脑袋，不太听话的克伦威尔后来又被共济会干掉，此后，没有一个英国国王、女王敢不听共济会的话。1716年英国共济会总部的建立，标志着共济会的近代化、公开化，并与王权结合。1840年发动对华战争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共济会商人们的武装公司，在英国做出决策的不是女王政府，而是隐身幕后的共济会。共济会只是一个浮上台面的组织，就像其他传说中的财团和组织一样，只是挡箭牌。真正控制美国和「民主国家」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无名的犹太集团」。它的核心人数不超7个人，美国总统也只能和7个人的助理通话，谁都别想见到本尊！

其次，美国政府只是听指示作业：美国是依赖「美元、美军、美国的价值观」从世界收割社会财富与吸引人才，喂养美国本身，并削弱他国的实力。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组合拳与方法。而前苏联的解体，则是加剧了这种依赖。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依靠美国的影响力与国力支撑的美元，以贸易逆差的方式为全世界提供了流动性，让美元在全世界流通，他们可以把这批美元看做是鱼苗、羔羊。然后依靠美国的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人为的制造地区冲突与危机，可以说是很多种形式，如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等。美国的财富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真是名符其实的为富不仁也。今天世界乱源是美国，美国的乱源则是犹太人。

其三，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坏事做尽：就拿传遍国际的中国华为集团财务长孟晚舟事件举例说明吧！美国前总统川普觊觎华为集团的资源充裕、人才济济、技术精进，尤以其5G通讯设备已超越美国，故而眼红。要求英、加两国配合设计绑架孟晚舟，获取巨额赎金供他们分享。因孟女士的夫婿常住加拿大，故可借机绑人。另华为与英国香港汇丰银行有来往可以编造罪名。2018年12月1日孟女果然赴加国依亲，恰好将孟女士拘捕。但在引渡到美国受审时，加国最高法院却予驳回，因罪证不足，应予无罪释放。以后屡申复屡驳回，一拖就是3年！川普已经下台，拜登原想利用，至今已是自顾不暇，只好让杜鲁道放人！杜鲁道心有不甘，歹戏拖棚。放话要华为付出巨额赎金才可以放人，赎什么？是肉票吗？由此案观之西方所谓的民主人权，拢系假的啦！连法治国家也不配称！

美国日裔学者法兰西斯‧福山在其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落；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中指出：「民主制度始终只不过是政治稳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在错误的使用情况下民主制度也可能成为引发社会不稳的因素」他又说：「二战结束后，美国享受和平与繁荣，政府（行政部门）就沦为平庸了，只剩下律师和政客在治国而且美国政府又变成再世袭化，肇因于家族、同事、校友圈等的兴起，他们在权力运作机制下，全为自己人谋福利。譬如美国参议员可竞选连任，他们一做就是十几年，把持相关的利益不放，就很难突破；另如美国总统亦是小圈圈当选，就像克林顿的太太希拉蕊和老布希的儿子角逐总统，不管谁当选，不就是家族轮流做庄吗？以上总总，都说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设计并不完美，有严重的缺陷！

曾任英国首相十年的布莱尔于2014年12月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文〈民主政治是否已经寿终正寝了〉，他指出：「放眼全球的民主政治状态均欠佳，许多民主政治体制机能失调，许多政府都在推动经济，却难以推动许多的必要政策，新兴民主国家满足公民的需求能力，远不如某些独裁专制的国家，至少短期内还是会如此。」笔者认为，英国才是独裁专制的国家，过去是，现在还是；所指的某些国家应是指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人们对民主政府的希望已经幻灭；而缺乏强有力领导，做不成有效的决策，才是此种失落的关键。

美国的另一位知名的学者杭亭顿，早在1975年就提出过〈美国民主危机〉专文，他痛斥：「民主的价值不是绝对的，政府的威权应维持在一定的程度，而政府的权力可采取多元而分散，但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他还提出「权力均衡」说（类似孙中山先生的「权能区分」的概念），以济美国民主制度之穷！依据杭氏的看法，东方文明的崛起是势不可挡；西方文明的衰退是势所必然。他曾在1996年写了一本《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的书，他警告世人，特别是美国人，世界各大文明的核心国家将卷起全球性的战争是有可能的，因为四百年来的西方文明根本核心，就是盲目而又自我为中心，挟着浓厚占有欲向前奔驰和发泄，而东方文明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与人性论」将获得各方面的认同与获胜，所以在未来世界秩序重建，若不是东西两大文明思想在「高峰会合」调和或调适，就是西方文明将萎缩，没有其他的选择。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他任期届满告别演说中，有这么一段话：「政党的出现，只能造成朋党的恶斗、父子兄弟反目相残的惨境。在这个世界上，绝不可能出现忠诚的反对党，到头来，不仅朝野各党各唱各的调，各走偏锋，互相扯后腿。所谓政党轮替云云，只是人民无奈的选择，逃不了自作自受的困境。」可惜美国的政客并未听进去华盛顿的警告，以致当今美国的民主制度越来越低俗，反而失掉人民的信赖！

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美国建国已有243年，只有16年没有打仗，其余时间都在打仗中度过。」可见资本主义领头羊的美国，真是为富不仁。美国CIA的前雇员史诺登最近在网路上公开发声：「过去在世界上制造流行的病毒都是美国干的，位于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生物研究所，病毒外泄早有所闻，这次新冠病毒流传，也可能脱不了干系。」可是世界已死了400多万人，谁来负责呢？史诺登还说：「美国政府永远不敢承认毒源及其真相！」综上所揭，美国还算是尊重民主人权的国家吗？

二、次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自称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早在2500多年前由中国圣人孔子，提出「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世界大同」的国策。虽经王权更动而有所纷争，但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一贯道统，一脉相传至今，中国多未有过向外侵略殖民的记录，至于中国曾有过接受外国进贡的故事，都是加倍奉还，尤其是现被日本占领的琉球王国，向中国进贡，因其国力贫困，中国则以四倍奉还，这在琉球首里资料馆中都可以查得到。明代郑和率领船队四下西洋，他携带中国最佳的工艺品「瓷器」赠送受访的国家，不收费用，如今西方的皇宫里都有收藏，他们为感谢中国，故称这些瓷器为「CHINA」中国全为睦邻友好等等而付出。

孔子曾说过：「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中国的武备均是用于「礼乐征伐」或是「顺乎天，应乎人」的征伐！不像美，日都是侵略别国的战争。近代中国的发展是在1978年以后，随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91年第十四届大会中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桎梏，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经济始快速成长，逐渐成为东亚区域性的主导地位。也标志着中国的传统文明将再度崛起！

中国这一波崛起的历史机遇不同凡响，放眼全球各大文明地区，只有中国文明曾经吸取并融合过印度文明的佛教思想，150多年来，又吸取了西方文明的精华，如果中国文明自「春秋战国时期是自发的文明」为第一波文明。则「中印文化的整合」为第二波文明，至宋朝达到顶峰，此下则为「中西印人类三支文明的融合创造期」，当为第三波文明，此为世界其他各文明区所没有的机遇。中国文明曾创造了前两波的起，自然有能力再度崛起，创造第三波文明，而超越汉唐盛世。

是故李光耀在1994年曾说：「中国这一次崛起的幅度太大，今后3、40年或更长久的时间，西方世界均可借用中国发展模式作为自身发展的借镜。」在西方文明崛起之前，中国儒家文明与回教文明早已有辉煌灿烂的文化创造力和表现，中国文明的衰败固然有其内在的原因，而外发的因素则更为重要，西方文明自1600年以后，以「牛顿典范」来主导西方，乃至影响全球成为新的世界观，这一典范是「主客二分」、「心物二元」、「体用为二」的思维倾向，注重直线思考和实证分析。这样的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客不分」、「心物一元」、「体用为二」，就有有着根本的不同。

难怪民初以来，许多学者深受「牛顿典范」的影响，看不懂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而轻易的贬抑之也，此种情况直到二十世纪「爱因斯坦典范」崛起后，渐渐取得主导的优势，才在中西方知识分子中起了根本性的转变，而「爱因斯坦典范」是与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相通的，这也是挟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取得现代人的重新肯定和赞赏的原因。 过去某些国家因经济成长迅速致破坏生态环境或侵略殖民他国，或个人放纵主义如二战时的日本，屠杀他国人民和道德败坏等行为，依中国文化的精神，绝不许可！中国文化讲仁义、宽容、和谐，扶助弱小与兴灭继绝。并以天人合一主导生态，化育、吸收、融合、创造出新人类的「大同社会」，以「中道」取代「霸道」，为「世界和平，人民幸福」作出新的贡献！

※儒学的现代化

美国所调的「民主人权」确实成为今日世界的乱源：2005年，美国小布希总统连任后的演说：「誓言要将美式民主自由推到全世界！」稍后新任国务卿莱斯也说：「美国将不惜以武力推行全球民主化。」为此，英国BBC公司在欧、亚、非、南北美洲等21个国家做民调，他们都感到忧心忡忡。历史学家霍布斯邦更撰文指出：「强权国家想要靠优势军力强制推展西方民主到全世界，是注定失败且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忽视了世界的复杂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威玛共和」失败，清楚地说明了民主本身不足以自行，还需要有其他相关条件的配合。霍布斯邦认为这些条件至少包括：「一个享有正当性的国家，能够调解国内各团体间的冲突。若这些团体不认为彼此是共享同一主权的人民或同是一国的同胞，那么光靠数人头必会造成少数团体的不服，」他并指出：「在1918年后和1989年后，民主的传播曾导致的是一些多民族、多社群的地区发生族群冲突和国家的解体。」

布斯邦还指出一个护到的事实是：美国要把民主自由推展到全世界的做法，根本试不是民主决策的产物，如果依循国际社会的民主决策，英美根本就不可以发动侵略伊拉克的战争等。而发动这场战争的决定也是这两个国家少数高层人士所决定的，而非通过适当民主程序所做出的。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邓恩」于二零零二年，在台湾大学演讲：「所谓普世价值美国民主，或谓民主政体纷纷在世界各地成立。其实并不是此政体适合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是因为它安排政府与人民间的关系如何有道理，而是因为珍珠港事变后，出现美国强权，是由华盛顿强力推销与施压的结果，而非自发的变化。」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地曾说：「马来西亚无法采西方民主模式，因为西方民主含有残酷的成分，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又说：「西方民主狂热，假民主之名，从事任何坏事都不被怀疑，其实实践民主最重要的是要有益于人民和国家，」又说：「马来西亚民主有别于西方民主，不是宗教式的，马来西亚了解民主的优点，但又不致太狂热。」

新加坡资政「李光耀」曾说：「西方（美国）民主与人权价值观念已经导致西方社会的腐败与道德解体，为了避免上述的错乱，就必须抗拒西方在民主与人权方面所施加的压力。」他还说：「人民欠缺而需要一个非常好的政府，一个会提供经济福社、政治安定、社会秩序、族群和谐，而且行政有效率而又不会说谎话的政府。」又说；「所谓民主的定义，是政府要由人民自由选择、自由辩论而产生，行政首长要透过人民自由表达、以投票方式取得权力，且有一定的任期。」又说：「然而西方（指美国）正以民主传教士的职能介人别国的政府，干涉别国的内政，颇不得人心。」

台湾自李登辉以降学习美式选举民主却带来下列的缺失：首先是侵蚀两蒋所建立的民主、经济、财政制度，带来黑金、网军等恶劣系统，且破坏了文官体制，缺乏行至效率。政党之间，皆是明争暗门，妥协之后，利益均沾，蓝绿恶斗二十年不止，搞得国家发展一事无成。美国「选举民主」与中国「实质民主」对比，台湾人民只有徒呼奈何？

中国「儒家思想价值观」就是「亚洲价值」。「儒学」就是中国的善政，世界的显学。反观近世的西方，所谓「民主政体，人文科学，进化理论」只不过拾些「中国儒学」人本、民本的牙慧；但他们并不用心，还是左支右绌，互相矛盾，残害人民！例如，上世纪30年代，他们制造了「经济大恐慌」，后来他们又重施故技，搞出一个「金融大海啸」，不知道拿走了世界多少财富？近年则更厉害，他们又搞出一种「新冠病毒」，一些假专家还跳出来说，是由蝙蝠自然产生的，川普甩锅中国，说是「武汉病毒」，要中国赔偿！现在世界已死了500多万人，到底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因此，在中西学术比较之下，儒学则更显得卓越！正如1988年在巴黎已获得一群诺贝尔得主支持的瑞典阿尔文博士发表声明称：「人类如果要想在二十一世纪持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多年前，从孔子那里去吸取智慧。」诚如斯言，我们为了继承孔子的儒学理想，也为了回应阿尔文博士的呼唤，我们最好将儒学现代化、普及化，俾儒学思想融入现代人的生活、感情、语言、学术、社群、风俗、习价等，则世界昌盛矣！人类和平矣！（作者为退休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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