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看世界》中美对抗 日本追求利益最大化（刘星）

日中两国在时隔约3年举行日中首脑面对面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尽早开通热线达成了共识。（图／新华社）

中美元首会晤后，中美双方均表现出进行有序竞争的意愿，关系似有缓解迹象。尽管今后何去何从仍难以判断，但正因为这种可谓极度的不确定性，才使得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影响到中美两国之外第三方的政策。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日本无疑是中美竞争中最重要的第三方，甚至对竞争走向产生决定性影响。目前，判断日本是否会相应调整对华关系为时尚早，但总体而言，中日关系的紧张因素不会因此而减少，日本对中国的戒心以及加强同盟制衡中国的趋势仍将继续。

由于领土争议的存在以及地缘政治因素，日本认为中国带给日本的安全压力（包括物理性压力和心理压力）日益增大。不久后，日本将推出修改后的安全保障三法案，通过这次修改，基本可以肯定日本将大幅度修正安全战略，构建攻击对方本土能力已成定局，将国防费提升至GDP2%也已提上议事日程，甚至新法案有可能将中国称为日本的首要威胁，这种提法比美国对中国「唯一、最大竞争对手」的定位更进一步。总之，日本战后沿用至今的转守防卫原则将至少空洞化甚至在政治层面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对华戒心不断上升。这十余年来，日本拉动日美同盟应对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日美同盟与中国的三边关系和全球（地区）安全三个层面上制衡中国的政策动向明显，反映了日本对权力转移和秩序转型可能性的不安与焦虑。这种情况下，稳定与强化日美同盟被日本视为将安全风险和成本最小化的有效途径。

实际上，即便在贸易摩擦作为激烈的20世纪80年代，日美安全关系也没有出现过动摇。不仅如此，与中美政治安全关系与经贸关系正在形成恶性循环之势相反，这一时期后日本反而通过加强同盟的战略定位和安全合作缓解了贸易摩擦的深刻程度。尽管暂时没有达到北约的水平，但世界第一和第三经济体的安全合作本身就足以对同盟的「竞争者」形成强烈威慑。此外，从战后国际关系的演进看，同盟已经不仅仅是安全利益的结合体，可持续性的同盟往往还是经济贸易体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共有者。作为发达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员，日本也不会成为中立或旁观意义上的第三者。总之，在现阶段，无论是出于对被盟友忽视乃至「抛弃」的担忧，还是经贸体系乃至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其思考成为「第三方」的可能，日本更倾向于避免成为第三方，并主动「卷入」竞争。

当然，「第三方」的确有其，即与竞争方的政策存在着时间差。作为同盟中的跟进者，日本对美国政策的响应多少会滞后，当美国已经开始调整政策、走向管理危机、降温紧张程度之际，日本却可能还在「消化」之前美国的政策，努力跟上美国的步伐。如果中美「缓和」加速，必然会对日本产生一定的政策压力。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这样的事例不在少数。此外，日本对美国6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毕竟不是小数目，美国努力推进的IPEF与日本主导的CPTPP以及加入的RCEP等也并非完全兼容。从经济贸易角度看，特别是鉴于当前中日政治疏远并未严重影响双方经贸关系的现状，日本倒是有可能考虑成为寻求利益最大化的「第三方」。

十年前，笔者曾旁听过一次中日军事交流对话。会上日方对中日美三边安全对话颇感兴趣，中方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三边实际上就是中美双边。对此，曾担任过防卫事务次官的某位日方人士表示，就算中美双边会谈，美国哪怕仅仅为了获得日本的合作，也不会不顾及日本，而在地区安全关键问题上随时与日方磋商，因此实际上还是三方，与其这样，中方为何不利用三方的机会直接和日本说呢？此番说辞无疑反映了日本主观上对同盟的依赖和信任，却也透露出与中方对话的意愿。外交不应拘泥于形式，而要注重实质，寻求各种方式创造「第三方」或许也是值得探讨的一种政策选择。（作者为日本山梨学院大学法学部教授）

（本文来源《海外看世界》，授权中时新闻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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