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什么援交?15岁少女:想尝试又可以赚钱!/儿少性剥削专题1

孩子,为什么去援交电影《温暖》剧照。(图/天大影业提供)

记者林冠瑜/采访报导

什么是儿少性剥削?

举凡与未满18岁儿童或少年坐台、陪酒、陪唱、陪摇、陪舞、陪游等陪伺行为;进行有对价之性行为或猥亵行为皆为法定所规范的儿少性剥削。根据卫生福利部统计,台湾每年约有300至500名儿少,陷于被性剥削的处境。

约在1987年至1996年十年间的「救援雏妓运动」,让在「台湾钱淹脚目」的台湾人顿时发现,一片欣欣向荣,快速发展的都市原来隐身着受到严重剥削的原住民少女们,我们与她们共存在这片土地,却不曾共同分享。2000年前后,报章杂志引进「援交」一词,穿着「高校制服拿著名牌包」的形象,再次覆盖了人们对儿童与性交易的想像,同时也成为社会环境变迁的见证。

2004年,韩国导演金基德大胆地以援交作题材,从《援交天使》开始,人类在青少年时期复杂的「性」、「爱」、「生存」与「消费」让议题多了不同诠释,但这些个案仍然离一般人遥远,当然更不会想到,有一段时间曾大规模流行的情色摸摸茶、茶店、制服店;至今谈生意、游乐必备的KTV、酒店,可能曾有邻居家女儿、学校同学或是家中「绝对不会变坏的孩子」的身影。

专访原先安排好已结案的少女受访,但当天临时有事无法前来,因而仅有社工观点。社工并非社会学者,与建构社会理论无涉,尤其相对少女们单一的个人经验,在工作专业上与情感间转换的他们,或许能有更细致的观察。

本篇采访社会局社工督导叶建良励馨基金会主责儿少性剥削的后追社工温易珊、张伟修陈素琪,谈他们所接触的个案、工作与生活,虽然各自观点不尽相同,但都希望能让读者观看,在猎奇眼镜后的视与见。

什么样的孩子会去做性交易?

「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会去做性交易?」身为一名男性社工的叶建良,刚接手儿少性剥削议题时,同样也带着疑惑。「社经地位低出身的孩子?」我问,叶建良说,「这不是又再标签化他们吗?」

叶建良说自己虽然很难否认,大部分接触的孩子都来自「弱势家庭」,但与其对他们「上标签」,不如不要归类来得好。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case,家庭功能很好,父母也很有钱,但孩子跑去援交,我问她为什么做,她是说好奇,能得到钱又想尝试,那孩子表现非常优秀,读中部的排前三名高中,父母来警局傻眼。」

「其实面对儿少性剥削的议题,有没有可能像妳刚刚说的,她们家庭功能比较不好?确实比例高一点,家里比较穷一点,弱势家庭,单亲家庭等等,可能性相对高一点,但不是绝对。如果说绝对,那真的也太标签这些孩子了。」至于那名令爸妈跌破眼镜」的女孩的案子,「这个案子我没办法,只要有性交易之实就一定要安置,父母当然非常气愤。」

▼社会局北屯区家庭福利服务中心社工督导员叶建良。(图/记者林冠瑜摄)

接手「后追」(后续追踪)的社工,温易珊、张伟修与陈素琪,除了负责孩子们从安置机构回来后的生活追踪,还包括了在孩子回归之前,接触孩子的原生家庭,确保小孩们回到家庭后,不会再回到过去的生活模式,而工作阶段的不同,也让她们对于这些孩子的出身有其他的观察。

现任励馨基金会的社工督导温易珊说到自己印象深刻的案子:「那个孩子从安置要回来前,就确定完全没有家人。她原本有爸爸,但爸爸在安置期间过世,妈妈重度精神障碍,需要终生住在疗养院,她的兄弟姊妹都不是同父同母,跟她也没感情,所以从回家开始就必须要一个人开始想办法。」

「像这样没有家的孩子怎么办?」我问。

「类似这样的案件就要陪着他们去面对所有生活会发生的问题:譬如说回来前先跟安置机构、学校请假,陪他们去找房子,帮他跟房东经营关系,找工作,跟雇主接洽等等。像这个案子就要很全面性的需求。」「有点像半个妈?」我问,原先表情有点严肃的易珊笑了出来:「对!」

「这个孩子15、16岁开始接触性交易,是直接载去旅馆的那种。她在网咖玩游戏的时候,朋友介绍她,朋友男友好像在做经纪人,就问她:妳缺不缺钱啊?她就去做了。」

另一位社工张伟修也遇到了同样爸爸过世,但妈妈入狱的孩子,两个哥哥已有各自生活,她出来也要自己独立。「出来也是陪她找工作、找房子,也陪她去监狱看妈妈,还有报名学校。」

什么是后追社工?

后续追踪社工,在孩子们因从事性交易,或有性交易之虞的工作,而在中途学校(至少2年)或是少年福利机构(3个月以上)安置结束后,追踪个案后续的社工。后追社工为了确保孩子回归家庭顺利,会做家庭处遇服务,也就是在孩子出来之前,接触与了解原生家庭,评估孩子回归后的状况

▼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台中分事务所督导社工温易珊(左)、社工张伟修(中)、陈素琪(右)(图/记者林冠瑜摄)

孩子,为什么?

处理一个又一个的个案,社工师不是社会学者,研究与归纳终究不是他们的工作,但在这个连成人都生存不易的社会要「活下去」的凿痕,却从这些孩子的身上清晰可见。

后追社工陈素琪在家庭处遇服务中,发现了孩子的困境:「之前遇到一个孩子非常稳定,爸爸妈妈也都很积极,在服务的过程都很顺利,但总觉得好像这个家庭有一些我们还没发掘到的,但后来听孩子慢慢说,她在工作后,父母就常常向她要钱,而且越要越频繁,我就发现爸妈对我有所隐藏。」

叶建良就自己接触的个案认为,「家里经济状况比较不好的,我有遇过个案是这样,我相信她说的,是真的为了帮助家庭经济而出来做,我的经验大概只有一个孩子是这样。但大部分遇到的孩子会说家庭经济不好啦,要不到零用钱,但真的把赚来的钱拿回帮家里的非常少。大部分就是物欲或好奇,像有遇过跑去坐台、陪酒,她们认为:这样可以交朋友。」

如果说温易珊和陈素琪遇到的案子,都是家庭功能丧失,安置后需要自立生活,那当时的他们为了活下去,选择也就能够理解,然而像叶建良所说,孩子与「朋友」、「物欲」之间的纠葛,有时候就是出身一般家庭也无法抵挡的因素。温易珊认为「离家就是要活下去,但很多是要帮朋友或是帮男朋友还钱。如果说物欲高,可能是男朋友物欲很高。(笑)」

张伟修遇过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案子:「这个个案是女生,爸爸非常支持她,很积极去改变,虽然是单亲家庭,但在爸爸的支持下,孩子最后回到学校,很稳定的过生活。爸爸第一时间知道很震惊,觉得小孩子被骗,太重朋友。她就是因为太重朋友,很想要帮朋友还钱。」

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探讨儿少性剥削议题电影--《温暖》4/17(日)晚间11:00CH63 纬来电影台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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