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避保人权2／审判忌瓜田李下　人权协会理事长：不能先推再讲

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高思博表示，司法院对法官回避问题，不能再以法官人力不足作为不需回避的理由。（图／CTWANT赵世勋摄）

「司法审判应避免瓜田李下，才能避免司法形象遭受伤害。」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高思博接受本刊采访时，语重心长地说。高思博表示，中华人权协会今年7月19日收到钟姓公司负责人的委任律师投诉，其中一项重要投诉内容就是法官回避问题，协会内部研究案情后发现，本案一审陪席法官虽然没参与实体判决，但是案子上诉二审后，却担任同一案件的受命法官，在法理上并不合理。

本案被告钟姓公司负责人，因为违反《证券交易法》案，遭台北地方法院判刑18年，不料二审受命法官是一审的陪席法官，且在一审时，曾参与14次的审理庭讯并讯问相关证人，已形成对钟男的不利心证，一审时，还以「犯罪嫌疑重大」的理由裁定钟男以5000万元交保。中华人权协会认为，二审能否确保钟男获致公平的审级救济机会，不无疑问。

中华人权协会已成立43年，经常召开记者会公布人权报告。（图／报系资料照）

高思博指出，除了本案外，另外一种类型就像苏建和案，法官曾参与过一个审级的审判，只要能跳过一个审级，又可以再接这个案子，变成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法官接同一案件。因为这些法官接触过相关卷证资料，「已经先入为主了」，如说他们心证还像白纸一样、完全没有形成任何既定印象是不可能的，社会上一般人也不会接受。

高思博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博士，专研英美法的他、同时具有律师和法学教授身分。高思博指出，以英美法来说，认为法官在不同审级审同一案件，对被告会有既定印象，「这是人性」，如要法官推翻既定思路，则是不合理的要求。再以邻近台湾的日本为例，就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相关卷证不并送给法院，希望不让法官有先入为主观念。

高思博认为，司法院对法官回避问题采取较为狭隘的见解，以往常以法官人数不足，作为许多案件法官不需回避的理由，可是本案发生在台北，法官人数不成问题，因此不能再以此做为借口，而且所谓法官人数不足，这是30年前的事，现在再这样说就没有道理，而且就算法官人力不足，司法院应该和相关机关讨论怎么补足人力，不该做为法官无法回避的理由。

曾经担任立委和行政院政务委员的高思博表示，以前他在立法院的时候，如要增加新的工作给法官，司法院就会担心增加法官负担，而司法院很多时候推出新法案、新制度，考量的也是怕会增加法官负担。司法院「非常害怕带给法官负担后，回去会被骂」，「但这哪里是个道理？」高思博苦笑摇头说，对社会来讲，所谓「担心增加法官负担」，不是一个理由，不能为了避免加重法官负担就「先推再讲」。他举例以往被告羁押和监听票，都不是法官负责，现在已修法归由法官处理才是对的。

中华人权协会日前为本案发布新闻稿指出，刑事诉讼的回避制度在维持审判的公平性，保障人民诉讼权及司法人权，并要求法官能够维持独立、超然的态度，基于裁判者的客观角色公正裁判，因此，法官不得对案件或被告存有偏见与预断，才能落实「无罪推定」的公平审判要求，因此，若法官有任何心证污染而可能对被告作出不利裁判，应该回避该案审理。

民主法治国家为保障被告的司法人权，均严格要求法官必须回避其后的审判程序，本案系属的高等法院的法官人数并无不足，为充分保障陈情人的审级救济机会，以及预防法官可能的不公平预断，应该回避本案。

人权协会强调，台湾司法改革的路走得很辛苦，迄今仍有非常多民众对司法公信力存疑，有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更可以彰显司法程序正义的细节，因为法院的轻忽，以及缺乏捍卫程序正义的决心，导致民众对于司法与法官的质疑与不信赖，希望司法院以最严格的标准检视本案的回避争端，并尽速修补可能的疏失，切莫因小失大，再次让苦心经营的司法形象受到重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