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严下的翻译（上）

散文

2017年1月间，台湾师大翻译研究所赖慈芸教授出了一本书，《翻译侦探事务所》，对「台湾戒严时期翻译怪现象大公开」着墨甚多，特别提到政治犯许昭荣（1928-2008）、姚一苇（1922-1997）、张时（原名张以淮1929-）、糜文开（1908-1983）、朱传誉、纪裕常、詹天增、柏杨（原名郭衣洞1920-2008）、胡子丹（1929-）、方振渊（1928-）、卢兆麟（1929-2008）等，在「戒严下的翻译」尤其艰辛。新书发表会上，还制作了「向译者致敬」影片现场放映，让与会人看了，有「原来如此」的惊叹，我是被致敬人之一，重温往昔，更是感触多多。

戒严（1950-87）下的翻译，因为受了政治影响，在台湾翻译的出版作品，便制造出种种怪现象，真是一笔糊涂账，正如赖教授说的：「埋名隐姓、化名出版、冒名顶替、谋杀译者等情况，比比皆是。」

创作是写作，翻译更是写作，不同处是创作用自己的脑袋，而翻译则是揣摸别人的脑袋再用自己的脑袋。有人疑虑，创作与翻译，何者为难？何者较易？其感受当然人人不同。我个人愿以在翻译社从事翻译工作多年的日日夜夜，说说自己的另类酸甜苦辣。

所谓另类酸甜苦辣，是因为我曾被囚绿岛「新生训导处」（台湾最大的政治犯监狱）3212天，我是1960年三月七日离开绿岛，被情治单位尤其是警总列为监管分子之一，无枪无马，闯进了台湾社会，做了好几年的无业游民。写稿译稿成了最廉价的投资，命中率极低，偶而侥幸被发表了，管区警员会来询问登记，为何要写或译这篇文章，烦当然烦，但我必须习惯性迎接这个烦，它让我吃不饱，却也饿不致死。经验中悟出了窍门，在捡来的英文读物中找资料中译，短小精悍图文并茂者，最受编辑们青睐，少创作多翻译，笔名不一，稿费亲取。「希望」如同「明天」一样，总是有，总是来，无视你自己的喜怒哀乐。

戒严期间，文稿常被情治单位疑神疑鬼，用显微镜看，用放大镜看，左研究右研究，左右研究，总认为内容有些不对劲，和反共抗俄或反攻大陆不答调；翻译作品，更多一层麻烦，被疑问得更是啼笑皆非。名作家林海音（1928-2001）和柏杨都因翻译作品被认定有了问题，一解职一被囚。你肯定听说过，有则典型笑谈，某翻译人被问，「你为何翻译马克吐温（Mark Twin1835-1910，原名Samuel Langhome Clemens，美国作家）的作品？你要知道，他是马克思 （Karl Marx 1818-1883，革命理论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兄弟，二人都是共产党。」共产党的东西，碰也不能碰。我曾当面被规定文稿发表前要送审，尤其是翻译，这当然强人所难，稿件在发表前总不想为人知。我只好把捡来的破破碎碎几页英文纸片送去审核。这期间，我在台北街头，发现有挂了市招的新行业，那就是「翻译社」，我奇怪，搞翻译，还有「社」的？

你很难相信，五、六十年前，寄居打字行或文具店门口的「翻译社」，形似测字摊，实也独角戏，如今郤一一成了气候，早已自立门户，有的竟成了跨国公司。

1967年初，我也成立了翻译社，取名「国际」。记得我去长安西路台北市政府建设局申请证照时，还经过了些许折腾，当时是苦恼，稍后成了趣闻，跨世纪后的今天，则成轶事了，经办先生把「国际翻译社」归类为打字业，我坚持另起炉灶，理由是，打字是技术，翻译是学问，翻译的完稿面貌是打字，打字终究不是翻译；丁是丁，卯是卯，怎能乱套！那位先生很开明，要我写张陈情书，结果是市政府从善如流，发给了「营业许可证」（现在是「营利事业登记证」）。1970年开始，电话簿里才开始有了「翻译社」这一行。「国际翻译社」成为第一家在台湾使用统一发票的翻译社，365行的另一行，因为早在1959年，就有了「台湾联合翻译服务社」，附设在重庆南路一段联合书局的二楼，到了1965年左右，信阳路明达打字行门口，挂起了「统一翻译社」的市招，1971年「世界翻译社」成立。

翻译社的初期稿源，多半是「人资料」，好比结婚证书、户籍誊本等等。那年头，「反攻大陆」响彻宝岛，尽管移民道上络绎不绝，但都悄悄办理，认养、应聘、留学，甚至假结婚，藉各种名目开溜，尤其是洸洸乎干城之具者、有头有脸的富豪士绅者，明为家人子弟们办，暗为自己预留后路。因而翻译社的业务忽然闪亮起来，引起了警总的注意。他们有一牢固成见，「移民者如同拥有双重国籍者一样，等于不爱国」。

我举中央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馆长褚家骏先生为例，他是第一位被掀起双重国籍遭到难堪的人，其实他何罪之有！有次我在褚馆长花园新城的寓所作客，他无奈表示，他是原有双重国籍被请回台湾出任馆长的。当时台湾尚没有移民公司，这几家翻译社便成了「人资料」的翻译专卖店，尤其触目的是，这几家翻译社的负责人，全是政治犯出身：联合是张志良（已歇业多年），统一方振渊（已壮大为跨国公司），国际胡子丹（现由资深同事们轮流主持），世界严秀峰（现由其子李力群主持）。那时段，为什么翻译社的负责人会全是政治犯？因为他们刚刚出狱，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也因为管区警员常来查问，雇主嫌麻烦而被辞退，再因为开翻译社是无本生意，租借一台打字机，洽商一家打字行或文具店或书店，摆一桌凳，贴一市招，就可以开张大吉。

我主持国际翻译社期间，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一、1972年下半年某一天，位在信义路三段的美国大使馆领事组通知所有翻译社，说1973年三月一日起，停办各翻译社的「代客公证」，这对我们翻译社来说，影响很大，对客户们更是不方便。我向领事组提出异见，他们的理由是shortage of manpower （人力不足），建议我直接去信国务院主管部门The Division of Property Claims, Estates, and Legal Documents, Department of State。我去了信，强调领事组说的「人力不足」应是实情，但却像一个开玩笑理由（a reason in joke），领事组的主要工作便是公证和签证，翻译社代客公证，好比律师代客诉讼和代书代办权状一样，怎可单方面说停止便停止，副本给了台北领事组。国务院回信很快，约我去面谈。此事详细经过，我曾以「公证与签证」为题，1974年1月26日刊联合报，及「从美国移民谈起」8月2日刊中国时报。

1972年11月14日，我偕往日同事，那时正在美国读博士班的陈政治兄以秘书名义，一同前往国务院，接谈我们的是Mr. Thomas Gustafson 和另外一位忘了其名的先生，Coffee or Tea后，他们同意了「代客公证」不中止，至于细节，待我回台北和领事组见面后即可决定。12月11日我去台北领事组，和Mr. John D. Barfield 和Mr. Florence C. Andenson 两位领事见了面，议定了翻译社的「代客公证」业务照常运作，只是在公证人签署下面加上了For the contents of this annexed document（s）, I assume no responsibity. （本人对此公证文件内容不负任何责任）。他们希望我们翻译社有一个民间组织，方便彼此间的沟通。

二、为了客观性的配合，以及实际上的需要，1989年1月29日「台北市翻译商业同业公会」成立，「代客公证」委由公会办理。终于解决了领事组的「人力不足」，也方便了我政府有关单位和业者间的联系。

三、各翻译社翻译各种「人资料」时，最初几年因为没有样本和范例可循可遵，各翻译社便各自为政，你翻你的，我翻我的，出奇致胜，花样百出。我惊觉到这不是办法，每翻一件资料，便请当时在师大研读华文的Dr. Patrick B. Abernathy为我修改。他回国后，我结识了一位哈佛学者马庄穆 （ Dr. John M. McLellan），彼时他在师大和辅大教书，走路一拐一拐，我二人常在金门街和晋江街交叉口一个馄饨摊吃宵夜时邻座，卤菜加绍兴，几乎每晚一聚，一篇篇短稿或文件，请他过目修改，我是如此地有备而来，他是来习惯了成了习惯更要来，帮我校改英译的文稿文件，我陪他咬文嚼字精读华文，南腔北调熟练华语；这样的语文交换他我双赢，互为师友了一两年之久，我把所有被校正的文件编辑成书，书名《国际翻译手册》，序文中我说：「我不敢说书中的译文完全正确无讹，但站在出版者是翻译社的立场，这分不自私的心意，该算得上是纯服务的贡献。」这书销路不错，在使用电脑前，从事翻译工作者，几乎人手一册。另一功能，本书等于是我个人的大学文凭代用品，我申请《翻译天地》月刊，便是以这本书作为发行人的学历证明。

四、1978至1979年间，我创办《翻译天地》，一共出版了18期，为甚么停办？事隔40年之久的今天，我可以把原因说出来了，因为第18期中有篇文章有「解放」这两个字，居然没来得及改成「1949」，这可闯了大祸，警总保安处吴际云中校叫我去，当面喝斥，命令把寄出去的立刻收回，连同尚未寄出的，全部销毁。要命的是，以后印制前，原稿必须送审，核可后始可发行。我说「原稿必须送审」是不可能的，吴中校问，那怎办？我说我决定停办。吴中校和我打交道多年，他诚恳厚道，常替绿岛人作想，否则我怎敢说话如此放肆！「二进宫」对我们绿岛人来说，是一个绝对性的玩命威胁。警总保安处我忘了尊姓大名的一位处长，有天找我谈话，说，你们几位如丁伯𬳽、张志良、庄泗川、蔡瑞月、杨国宇、冯冯等人，出来后对社会颇有贡献，在国外表现也不错，我建议撤除对你们几位的监管，却未蒙许可。有次我出国回来，去他景美府上，伴手礼是条洋烟，未被笑纳，理由是，我们是君子之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