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废死但无法支持」　王婉谕：4条件才能相信国家有诉请极刑外选择

▲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谕。（图／记者李毓康摄）

记者杜冠霖／台北报导

37名死囚声请的「死刑存废释宪案」，宪法法庭20日做出合宪限缩的判决。对此判决，过往因小灯泡事件多次被询问死刑看法的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谕，20日也发出今年4月小灯泡生日时所写下四千多字长文，对于死刑，王婉谕坦言自己理解废死的价值，但无法支持废死，「如果未来台湾，能够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实分级分流，设置非监所样态的司法精神病院，给予犯罪者稳定的医疗协助与公权力的戒护。等这一天到来，我才能相信国家让我有了诉请极刑之外的选择，或许那会是我支持废死的那一天。」

王婉谕表示，在八年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中，她渐渐清楚了自己要的正义是什么、什么才能安慰她失去孩子的痛楚。她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属，但对她来说，真正的救赎，或许就是参与公共事务吧！希望孩子的离开能换来社会更安全，让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个更平安成长的可能。

王婉谕坦言，她积极推动《精神卫生法》与《被害人权益保障法》修法，尽可能补起这些破洞，「国家给不了我的正义、给不了我的安慰，我能透过这些公共事务的参与，继续感受小灯泡用某种形式陪伴在我身边，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如此而已。」

对于死刑存废，王婉谕直言，死刑是台湾社会的情绪出口。当社会破碎、法律无法抚慰人心的时候，社会看见有人残酷的伤害了别人的生命时，整个社会的创伤、愤怒、绝望，往往使得多数人不知所措、也无法抚平情绪，于是，选择死刑作为安全感寄托，或许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王婉谕指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先找出大家真正在意的问题、担忧。而国家的责任，就是去设法解决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一步、一步缝合社会的裂痕。对她来说，在她的司法审判过程中，被告在多次精神鉴定中都认定没有复原的可能，尤其家庭与社会因素的条件，更是相当的不利。

因此，即便她已经是一个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倡议者，仍没有信心，我们的网络能够接住它。所以，如果未来台湾，能够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实分级分流，设置「非监所样态」的司法精神病院，给予犯罪者稳定的医疗协助与公权力的戒护。那么，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她才能相信国家让我有了诉请极刑之外的选择，或许那会是她支持废死的那一天。

王婉谕全文如下：

有一篇在今年4月23日开始写的，放在资料夹很久的文章，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4月23日是小灯泡的生日。今年的生日，恰好也是台湾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死刑是否违宪的宪法辩论。每年的三、四月对我来说，其实都格外的辛苦。三月是小灯泡的忌日，而四月则是她和我的生日。这几年来，我可以很清楚的觉察到，自己在这段都会特别容易低潮，量能也非常的不足。

对我来说，这段时间要好好照顾自己已经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也没有打开这场直播，或是去看那些事后的爬梳。事发这八年来，我有无数次被问过对于「死刑」的看法。坦白说，每一次我都说不清楚，又或者说，我根本还没想透。

同仁跟我说，我和小灯泡都在这场释宪辩论中，被提及了好几次。坦白讲，我并没有很意外。甚至，其实早从知道这次的辩论后，我就一直希望能够做好准备，让其他人询问我意见的时候，我能够好好的说清楚。然而，事实是，即使跟许多身旁的伙伴、倡议的专家学者对话过多次，我仍然没有准备好。

不过这也没什么，毕竟死刑的存废，本来就是一个艰难的议题，不是吗？但我也相信，正因为如此艰难，我们更需要开启讨论，让国家、让社会、让自己试着思考、寻找答案。所以，这一次，我决定用一种很负责，又或者很不负责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用这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来做自我爬梳、理清头绪的过程，跟大家聊一聊，这八年来，甚至是养育孩子的这十六年来，我经历了什么？又有什么样的心情？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没有选择回避，或许已是一种愿意面对的勇敢。但我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抛砖引玉，让大家也能一起来想想。

【我理解废死的价值】

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经验，会深刻的影响着他的理解与思考。我喜欢孩子，甚至从小就有着希望能有很多孩子的期待与规划。早在学生时期，我就会看一些关于孩子如何成长至成人的书籍。也因此，从我有孩子开始，我已充分理解：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属于任何人。

至于真正的接触人权议题，则是在我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在小灯泡离开之前。在养儿育女的过程中，我清楚的感受到社会中许多对孩子的不尊重。我深刻意识，孩子当然有他的人权，因为人权是生而为人就该拥有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我是因为小孩，进而认识儿童人权，再进一步的接触人权议题。

联合国人权公约「人权是所有人与生俱有的权利，它不分种族、性别、国籍、族裔、语言、宗教或其他任何身分地位。人权包括生命与自由的权利、不受奴役和酷刑的权利、意见和语言自由的权利、获得工作和教育的权利以其其他更多权利。人人有权不受歧视地享受这些权利」

因如，我开始去了解更多人权价值的精神，更认识了人权之父「柯扎克」这样的人权大师。从他与纳粹的故事，一路到白色恐怖、人权团体的倡议、废死联盟立场，在这些探索的过程中，打开了许多我过去曾未想过、接触过的可能。

人权是普世价值、废死是人权的趋势。人的生命权不该被剥夺，如果我们期待每个孩子都能平安长大，我们对于人和人之间的杀害无法容忍、我们又如何能接受国家剥夺人命？还是回到孩子，接触越来越多的孩子，我相信没有人天生下来就想使坏，在成长的过程中，因着环境中接触到的人，而有价值观的输入，长成了截然不同的样子。

回到人性本善的相信，会犯下重罪的他们是在成长过程中或大或小的被害者，当然这不足以合理化成「可以」伤害他人的理由，当我们试着不要只看到孩子的坏，而是要看的孩子为什么坏，才有机会变好，难道大人不也是如此？所以在理性上，我完全能理解。

【我不支持废死】

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不只理性，还有感性，纵然理性如我仍是如此。有些人说我支持废死，也有些人抨击我是因为选票所以才改口诉求极刑，假装支持死刑。事实上是，在小灯泡离开之前，我理解废死，但我无法支持废死。

如果再犯呢？被害人的正义呢？即便我相信教育、相信感化的力量，但在他赋归社会的时候，我们真的能确保他真正的变好了吗？更困难的是，如果他不死，怎么还给被害人正义？家属怎么能接受我爱的人离开了，而他活得好好的？他难道不用负责吗？这是我迟迟没有办法支持废死的原因，而这些疑问，更是在小灯泡离开后更加剧烈的在我的世界冲撞。

【我经历了什么】

小灯泡离开后，从检察官到法官到各界，都在期待能听到我们对量刑的看法，甚至不在乎我们怎么想，只希望我们喊「你去死」、「你下地狱吧」的高度期待。

而我又经历了什么？非常感谢我的律师团，特别感谢曾威凯律师。在事发后，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下去，生活过的一片混乱，一些律师的资讯从各方传来。「律师？为什么律师要跟我联系？」、「审判的过程怎么进行？」、「我需要律师吗？律师能帮我做什么？」我甚至不知道要问谁这些问题。

查了一下这些律师们的资讯，其中威凯是朋友的朋友，他是念儿福系的，就连络看看吧！这当然不是我打的唯一一通，但在跟威凯的通话中，他是最能等待和倾听我们困惑的一位，而这也是我第一次被问到量刑（人权律师应该是支持废死的吧？）我怯怯地说我不知道，把上述那堆胡乱地诉说了一些，威凯让我放心，他觉得以我们的状态，需要的应该是咨询的对象，有一些能讨论的对象，所以他建议组一个律师团，有支持死刑的、有支持废死的，但需要是能够理性对话的，才能提供我们各种不同的观点，让我们做出决定。于是，我的律师团因此而生。

第一次的侦查庭，检察官开头就问我：「你对量刑的诉求是什么？」我完全不知道，我知道他的行为让我很痛苦，但我完全不知道他的状况，我怎么会有答案？我后来才知道我这样的反应并不寻常，就如事发那日在警局前的发言，原来出现在被害人身上是那么的突兀，但这些是我的直觉反应，想都没想地脱口而出。

这些年，从很多人的看见和叩问，我也一再地反复问自己，我是谁？我为什么这么怪？成长过程中极少数被处罚的经验，记忆中有两次，一次是即便已用尽心力在准备，却仍无法达到老师的要求而被打；另一次是父亲因为我弄坏了什么打我（现在想起这件事，只记得被打，甚至不记得弄坏了什么），这两次的经验里，我得到的是面对处罚的不理解，以及依旧没被讨论的如何弥补及改善。

更多的生命经验是做错了，那我们就好好讨论未来如何弥补、怎么预防？因为处罚改变不了什么。即便我看似如此理性，但事件的情绪当中，我仍会想到，孩子就是离开了，我的宝贝就这么离开了，那做了坏事的人，还是应该要被处罚啊，这难道不是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吗？杀了一个人的人却活得好好的，这有正义？这有天理吗？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走过伤痛的？我得说，孩子离开的痛，我没走过，我也不觉得能有走过的一天，能做的或许只是慢慢的找到跟伤痛共处的方式。真的太痛了，对我、对所有的家人都是。在当时，我最想问的问题其实是：我跟他住这么近，他如果没有好，出来之后会不会再杀人、会不会再杀了我其他孩子？

遗憾的是，直到司法程序终结的那一天，我都没有得到这个答案。我恐惧现有机制，无法确切防范再犯，也无法完成彻底教化。因为当时，台湾并不存在任何一个有效、足够积极的社区处遇以及追踪关怀的机制。尤其在行为人的家人连结薄弱、经济状况恶劣、人际关系贫乏的状态下，国家并无法保证、也尚未提出任何方案来回应，被告未来是否仍有可能产生风险。

除此之外，凶手作为精神疾患者，在面对狱中精神医疗团队人力缺乏的情况下，监所非但无法协助精神障碍者复健，更有可能让他的身心状态恶化。在孩子离开前，我没办法支持废死，在孩子离开后，我更不想增加家人更多的痛楚，这些恐惧、担忧、痛楚，最终，让我们决定诉求极刑。

【我不支持死刑】

即便如此，当时对于我来说，就算判决被告极刑，这样的结论也与我所认为的正义有很大的距离。就算行凶者死亡，也无法还我孩子的生命，再给我一百次机会，我都不会愿意去交换这两个生命，因为这是对小灯泡生命的羞辱。

这两者的生命，当然不是等值的。死刑就算能解决有问题的人，但却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了他，然后呢？我其他的孩子就安全了吗？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吗？

长期与孩子们相处，不只自己的孩子，还有一群群年纪相仿的孩子，在观察、理解他们的过程中，让我始终相信「事出必有因」的道理。孩子不会无缘无故的损坏，而这样坏掉的大人发生了什么事？是我在事件之后一直想知道的答案，这几年当中，接触了许多的被害人，我发现我并不孤单，许多人跟我一样想知道家人为什么离开？而被告又是为什么犯案？

我曾经在某次死刑执行之后不久，写过一篇日志「死掉了，然后呢？」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们更不知道怎么样去预防，这是让我很难支持死刑的原因。尤其在事情过后，国家、所有官员都让我有一种：国家只要判了死刑，国家的责任就完美了的感觉。我们的司法把「判刑定谳」当成司法正义的终点，始终还是在追求犯罪真相、争执犯罪量刑，却很少去看见犯罪成因与问题。

他们都忘记了，被害者家属心中阴影、压力，不会因为判决而消失，而是一辈子跟随着他们。在司法过程中，心中有许多疑惑希望得到解释：「对方是不是精神病患？」、「对方的动机是什么？」、「假释出来后呢？我们又有什么机制追踪？」

太多太多的问题存在我心中，但当这些问题在我提出后，不仅得不到答案，更几乎是所有的政府体系的人都用一种「你好奇怪」的眼光看着我，甚至暗示家人带我去就医，仿佛有问题的人，是我。这些过程让我觉得烂透了，国家给的回应让我感到愤怒，即便我不断想要探寻解决之道，但我却不断遭逢挫折。与其加害人的死亡，我更希望国家能够从他身上看见问题？看见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在量刑判决之外】

在八年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中，我渐渐清楚了自己要的正义是什么、什么才能安慰我失去孩子的痛楚。我当然不能代表所有的被害者家属，但对我来说，真正的救赎，或许就是参与公共事务吧！

我希望孩子的离开能换来社会更安全，让我其他的孩子以及更多的孩子有一个更平安成长的可能。我「非常幸运」地在司法的过程中看见了对方些许的生命史，同时从中看到了非常多社会安全网的破洞，以及或许能被接住但却没接住的生命脉络。

他的一生中，没有获得任何充分的支持，社区、家庭、教育，有无数个或许能被接住，但却不断坠落的时刻，这样的生命历程，终究让他走上了万劫不复的终点，更让我孩子的生命画上句点。

于是，补起这些破洞，是我在立法院四年努力在做的：让精神病患能够走回复原的道路，让辛苦的人能够有被接住的可能。所以，我从当初诉请判决极刑的担忧开始，决心要推动《精神卫生法》的修法，我希望能让社会更理解精神障碍者所面临到的困境，并且逐步建立起社区端的资源，让医疗、监所、家庭之间，可以有绵密的支持网络，去协助他们复原。

同时，我也推动《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修法，让跟我相同处境的被害者家属，能够在制度中，能够有国家的协助，找到他们想要的正义与所需的安慰。这两个重要的使命，我都在四年间做到了。

除此之外，我也尽自己所能，为许多弱势、辛苦的人发声，因为我知道，感受到国家、制度遗漏自己的感觉，有多么痛苦。所以，比起大爱的心胸，或许我始终只是自私的希望，任何人都别再经历我的痛苦。且与此同时，国家给不了我的正义、给不了我的安慰，我能透过这些公共事务的参与，继续感受小灯泡用某种形式陪伴在我身边，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如此而已。

【我有别的选择了吗?】

这一篇自我爬梳的文章，几乎花了我半个月的时间，修修改改、涂涂抹抹，不断自省、反刍、产出。最终，我才意识到，或许，我真正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多年后的现在，我有没有别的选择？

事实上，死刑长年在台湾有非常高的支持度，其背后的影响因素非常的复杂，几乎每个人支持的理由都不一样，有人基于应报理论、有人希望死刑发挥威吓效果、有人希望犯罪者被永远隔绝于社会之外。

死刑也是台湾社会的情绪出口。当社会破碎、法律无法抚慰人心的时候，社会看见有人残酷的伤害了别人的生命时，整个社会的创伤、愤怒、绝望，往往使得多数人不知所措、也无法抚平情绪，于是，选择死刑作为安全感寄托，或许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应该先找出大家真正在意的问题、担忧。而国家的责任，就是去设法解决这种不安全感的根源，一步、一步缝合社会的裂痕。对我来说，在我的司法审判过程中，被告在多次精神鉴定中都认定没有复原的可能，尤其家庭与社会因素的条件，更是相当的不利。

因此，即便我已经是一个长期关注精神卫生议题的倡议者，我仍没有信心，我们的网络能够接住它。所以，如果未来台湾，能够真正在精神疾病上落实分级分流，设置「非监所样态」的司法精神病院，给予犯罪者稳定的医疗协助与公权力的戒护。那么，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我才能相信国家让我有了诉请极刑之外的选择，或许那会是我支持废死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