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半透明鏡》：雍正皇帝的意識形態，正統化「異族統治」
清朝早期，帝权屡因满人的异族身分而遭中国知识分子质疑，雍正援引中国经典文献辩驳主张反清的书生曾静，辩论过程着为《大义觉迷录》，由曾静在全中国宣讲。但雍正驾崩后，乾隆处死曾静、回收销毁《大义觉迷录》。示意图，电视剧《后宫甄嬛传》中的雍正皇帝驾崩。 图／《后宫甄嬛传》
▌本文为《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身分认同》（八旗，2024）书摘
清朝帝权是欧亚东部及乾隆所统治「天下」的道德与精神体系的整合点，此为自皇太极时代起即追求的观念；但中心要如何达到此种种整合，却没有展现出一致的连续性。
面临挑战时，康雍二帝习于援引前帝国时期中国文献的传统诠释，认为其叙事展现出转型与道德进步，即各阶层的人都知晓并遵行道德原则。对统治者来说，个人道德的提升即代表其治下所有人的进步，此为对《中庸》「与天地参」的公认解释。康雍二帝意识到知识分子批评清代统治者无比野蛮，其统治不具正当性，故希望倚靠此原则来维系爱新觉罗为帝国世系，且满人已经历道德转型，证明其统治符合公正仁爱。
一七三○年，雍正朝与一位公开谴责大清野蛮行径的已故作家展开激烈辩论，并援引「转型理论」来加以反驳。但之后的六十年间，乾隆朝开启了与过往历史的自我论争。在乾隆朝初期，朝廷出乎意料地否决了雍正的意识形态，并持续提出乾隆自己的皇权观点，即皇权是推动转型者，而非被转型者。
综观中国历史，特别是那些以后见之明检视的征服政权时期，前帝国时期思想与帝制的原则之间存在的潜在冲突愈发明确。有些作者将儒家对皇权的矛盾心理去芜存菁，提出一种前后连贯的哲学，即道统应先于武统，并认为自己正在为此传统努力。
清朝帝权是为异族入主中国进行统治，在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认知中，蛮夷入主中国代表对天下理念中道德绝对的篡夺，因而反对清朝皇权。图为满人侍卫。 图／维基共享
这类清代学者从皇权联想到异族统治的延续及强制华夷融合；他们发现，皇权在哲学中的矛盾是因为对「华夷之分」忽略，据称此思想确立于孔子，发扬于孟子对墨翟与杨朱的批评。这些学者认为蛮夷入主中国，代表对天下理念中道德绝对的篡夺；此为对伦理的抵触，也是汉代以来帝国工具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些坚决反对皇权的人称为「遗民」、「异议分子」、「隐士逸民」，或在晚清被称为「民族主义者」。
将反对皇权与反对异族统治相结合并非清末的创举，其似乎发源于明代，作为对元代统治的回顾，在明朝时偶尔会用来针对明代皇权，接着才在清代找到最后的目标。
清末所尊崇的几位中国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先知，王夫之是其中之一，但之后的史家攻讦其提倡的是对中国境内外其他人群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王夫之与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一六二九至一六八三年）、等人在清初征服时期统一被视为「遗民」、「异议分子」或「隐士逸民」。但他们各自怀抱不同的思想：例如，针对文明的转型动力，黄宗羲的想法比王夫之更加开放，并认为早在元代，居于中国的蒙古人早已成为中华汉人；顾炎武与吕留良的想法则比王夫之还要保守。不过他们三人都断言，没有任何历史动力能化蛮夷为中华，且当今的中华正与周围蛮夷一决生死。
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导层与其下属所采取的残酷行为，目的在于保护领土免受外族侵害，故在道德上站得住脚；因此政治道德从来都并非绝对，判断基准在于能否维系夷夏之防。一个庞大、未定界、无情的统治若在其他措施皆失败的情况下还能捍卫文明，那就是完全道德的。
以此论述，西元前八世纪的政治哲学家管仲一跃成为投身集权、保卫文明免受蛮夷威胁的典范。从《论语》可见自孔子赞扬管仲的那一刻起，这就成为政治道德领域的问题，弟子也因此提出质疑：管仲不顾齐桓公曾弑杀旧主，仍然拥护其称霸，是以弟子预期会听到孔子谴责管仲；但因管仲化解了周代各邦国所面临的夷狄威胁，故仍应受到表扬。正如吕留良所解释的，我们需要留意孔子之所以赞扬管仲，只是针对一个极端的情况：保护中原免受夷狄荼毒。
左起：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吕留良。 图／维基共享
在一七二六、一七二七年左右，年约四十八的曾静（一六七九至一七三六年）是出身寒微的湖南士人，十分崇拜吕留良的文字。曾静显然知晓，虽然吕留良的仕途不符合明代遗老的典型形象，也就是在大清征服中国后不久曾入仕清朝的教育部门，但其著作仍充斥「反满」言论。曾静派门徒张熙前往浙江查看吕留良的著作，后将一些作品带给曾静，受其感召后，曾静决心策动反清，派张熙带着吕留良的作品求见川陕总督岳钟琪（一六八六至一七五四年）。
他们以为岳钟琪身为宋代爱国烈士岳飞的后代，一定会大力支持，不料岳钟琪转而上报朝廷，先拘捕张熙，进而捉拿曾静。值得注意的是，雍正帝起初对曾静与其言论的态度十分温和，虽然并不常有皇帝会将叛党的观点公诸于世，但倒也并非史无前例。雍正在一七三○年颁行的总集《大义觉迷录》堪称绝无仅有，在于其文风类似一七二五年的《御制朋党论》，是长篇的帝国辩论。其同时也是文字狱的产物，意图是成为未来科举的定本，由于不能明言，因此部分模仿一七二五年逼迫钱名世自费出版的《名教罪人》，当中收录三百八十五首诗与谴责钱名世的御制序文。
此外，十八世纪法律对文字狱的态度变化十分重要；其在于乾隆朝更加严厉，如同富路德（L.C. Goodrich）之前指出的，在雍正时期可能以精神失常为由而从轻发落的案件，在乾隆朝却会遭到渲染扩大，能辩护的范围明显受到限缩。
乾隆朝基本上不认为精神失常能为文学犯开脱，这点几乎空前绝后。这可能也是曾静案间接造成的影响，毕竟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将曾静描述成湖南贫农，他在家乡所遭遇的自然与经济灾祸，导致他精神失常、判断失准。雍正帝在回应曾静时，似乎刻意指出曾静年少时的悲惨境遇，进而用精神失常替曾静辩护，以展现出帝王的慈悲为怀。释放曾静是个十分高明的政治操作，大幅减少了地下的反清言论，同时也让帝国得以管控这类煽动性的文学作品，并增加了自首的可能性。
但这些因素无法解释《大义觉迷录》这部上万字的历史哲学论着，目的只是为了成为科举的定本；此单一事件包含了一七三○年曾静的释放与《大义觉迷录》的颁布，要想确实理解，应先加以爬梳书中内容及其意涵。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将曾静描述成精神失常的湖南贫农。图为中国《央视》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的曾静。 图／《雍正王朝》
《大义觉迷录》分为四大卷：首卷以一连串针对历史、情感、正义与文化的帝国呼告开始，接下来则收录曾静的第一份证词，朝廷的讯问以大字表示，曾静的口供则以小字表示，并一直延伸至第二与第三卷；第四卷则可分为对吕留良的人身攻击、对曾静角色的弱化，以及曾静的《归仁说》自白。
《大义觉迷录》基本上反映了雍正帝与吕留良生前思想（即明代身分认同的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之争。书中的论点在于曾静不过是一介腐儒，缺乏吕留良的天资，全心向学后却因过于天真无知才会接受吕留良及其同党的思想，以为是大清的劫掠才导致自己年少时的不幸。幡然悔悟之后，曾静得以清洗案底，随即被释放；然而皇帝对吕留良的攻讦尚未结束。
皇帝认为浙江多年来世风日下，屡屡出现汪景祺（一六七二至一七二六年）、查嗣庭与陆生楠之流，都是吕留良的余毒遗害所致。吕留良与其子吕葆中蒙受清朝恩泽，却终其一生编造谎言与狡诈的论点，试图诱使老实的读书人萌生叛逆的思想，因此应该永远禁止其著作，并让世人永远记得他们的罪孽。最后，吕留良与长子吕葆中遭到剖棺戮尸。
雍正帝采取了传统的反驳路线，谴责吕留良明显悖离了儒家的基本理想，即人群的文化转型与个人的道德转型。书中质问曾静「既云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只是简单提出基本论点，很少涉及困难或有争议的思想：大清定鼎中原，承继中华之仪典与功能，抚育百姓、顺应天道、一统天下，让万民皆敬爱统治者。
天命绝对是最可靠的检验，若大清能承继天命，那一定是因为满人在历史进程中经历了道德转型（化／向化），那就不应该还像谴责他们的祖先一样，谴责满人为夷狄，满人既然接受了文明教化，统治就合乎正当性。
百年来，朝廷与人民始终互敬互爱，「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更殊视？」且逆贼吕留良与其同党，把夷狄比作禽兽，并认为夷狄始终无法向化，这岂不是在说中国人民由禽兽统治，比禽兽还不如？且皇帝坚信自大清入主后，让蒙古及西南方的极边诸部落均归于中国，此为中国文明与道德之胜利。
皇帝同时引用「五伦」：「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皇权的辩护力道无懈可击，显得吕曾二人对帝国的攻击基础充满哲学谬误，所以出版曾静的证词以驳斥吕留良，借此宣扬政权符合儒家正义，对朝廷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良机。
中国《央视》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驳斥曾静的雍正帝。 图／《雍正王朝》
在雍正帝时旗，以精神失常为由从轻发落静，至乾隆帝即位，乾隆基本上不认为精神失常能为文学犯开脱，他将曾静凌迟处死，并下令全面回收并销毁《大义觉迷录》。图为中国《央视》电视剧《雍正王朝》当中的四阿哥弘历，即乾隆帝。 图／《雍正王朝》
湖南曾静，这个因生活压力而疯癫的无辜之人，不但获释还从此找到出路。《大义觉迷录》主要由对曾静的讯问构成，最终的目的是一套广泛的教化计划，涉及文化、身分认同与道德的源头，以建立一种基于文明转型力量的论证模式，而这也将成为官方的纲领；曾静让朝廷逮到机会澄清此纲领并加以制度化，并得以扩大对吕留良所代表的本质主义式论述的掌控。
一七三六年，雍正帝驾崩。在一七三○年曾静案闹得沸沸扬扬之时，弘历，即之后的乾隆帝年仅十八，对父亲的处置不以为然。弘历并未按照传统，在雍正帝崩逝隔年的农历新年之后才登基，而是在父亲仙去几周后就断然采取行动，一手反转了曾静的结局。
乾隆帝先下令逮捕曾静与张熙，继而重启调查，将曾静凌迟处死，最后下令全面回收并销毁《大义觉迷录》，紧接着赦免汪景祺与查嗣庭的亲戚，他们两人均曾因谋逆言论受到先皇帝的责难，此一连串的措施，似乎都是新皇帝对父亲施政的驳斥与侮辱。
新皇帝甫一登基就忙着查禁《大义觉迷录》中对吕留良思想的删改，也包括父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辩护；乾隆帝之后的文学举措（规模几乎空前绝后）反映出，他反对的并不是父亲针对吕留良指控所提出辩护的细节，而是想表示所有的辩护与回应都十分必要。在乾隆帝看来，重新逮捕曾静等于是迫使回到事发现场，对吕留良的攻讦也随着新君改元而重启。
《大义觉迷录》与新皇帝的观点既有一致、也有不同之处：一致之处主要在于对大清起源与入关的历史叙事，大清之所以入主中原并非有预谋的征服，而是响应明朝的求援（经辽东吴三桂转达），且是在镇压李自成叛乱后为维持稳定而不得不为。
即便《大义觉迷录》中的说法政治正确，也成为讨论过去的典范，但这些都无法让它得到乾隆帝的青睐；原因在于其威胁到乾隆帝普世皇权的原始权威，故巴不得它尽快消失（这预示钦定《四库全书》中许多文献的命运），此中蕴含对权威的争夺，而乾隆帝素来习惯获胜，但更糟的是当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
这自始至终都是《大义觉迷录》的基本论点，即爱新觉罗世系（以及与满洲的暧昧连结）已在文化与道德层面发生转型，因此有资格统御中国，此种文化与道德转型的概念符合朝廷一贯采用的程朱学派辞令，且巧妙地让吕留良成为异端，但这正是乾隆帝无法苟同之处。
他认为除非极端堕落，不然不存在大规模的文化转型，而应经由普世皇权来让文化去芜存菁。意即非因满洲已受到中华文明洗礼才产生转型，大清帝国进而取得入主中原的资格；大清之所以能统御中国，在于上天支持努尔哈赤与皇太极起身抗明，且因为皇帝的意识是天心的延伸，他用百科全书般多元的仪式来加以维系，以政权的恢弘来实现天意。
雍正帝维护自身皇权的辩护力道无懈可击，显得吕曾二人对帝国的攻击基础充满哲学谬误，所以出版曾静的证词以驳斥吕留良，借此宣扬政权符合儒家正义，对朝廷来说是不可多得的良机。图为雍正皇帝便服图及扮装行乐图。 图／北京故宫
《半透明镜：清帝国意识形态下的历史与身分认同》
作者：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
译者：赖芊晔
审定：蔡伟杰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10/09
内容简介：本书梳理复杂多元的清代前期历史，提出一套理论框架，进而对早期清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书写及身分认同之间的关系，有全面且深入的解释。对古代皇帝来说，镜子有两个意涵，一是具有道德或规劝意涵，「历史之镜」可以指出统治者的缺失，但「历史之镜」在帝国的意识形态上，却是不透明的，其起源、动机及手段都被刻意隐匿，本书期望能揭露当时的主旋律，进而让意识形态的形象变成可见的、半透明的。